创业投资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作用。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围绕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和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创业投资做大做强。2025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聚焦硬科技、坚持长周期、提高容错率,通过市场化方式投向科技型企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可见,发展创业投资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完善全链条政策,到壮大耐心资本、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再到千亿引导基金聚焦硬科技,创业投资已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核心引擎。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人工智能、半导体、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我国正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而创业投资正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的关键桥梁。从发展态势看,我国创业投资已形成相当规模。2025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财政出资1000亿元,撬动形成万亿元资金规模,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导向。2025年3月,金融监管总局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展至18个试点城市所在省份,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AIC,标志着银行业参与股权投资进入新阶段,银行正从传统信贷提供者转向科技金融生态的深度参与者。
创投“卡壳”:
新质生产力时代的五大痛点
一是资本供给结构失衡,耐心资本体量较小。我国私募股权市场资金供给呈现“三多三少”特征,即政府与国资背景资金多,社会化、市场化资金少;偏好中后期(Pre-IPO)项目的短期资金多,能够承担高风险、长周期的早期耐心资本少;追求确定性和短期财务回报的资金多,愿意为技术路线和成长周期“买单”的资金少。特别是保险资金、养老金等天然长期资本,受制于考核周期、偿付能力监管及风险问责压力,对早期硬科技项目的配置比例和风险容忍度依然偏低。资金来源单一且短期化,与硬科技企业长达10年以上的研发和商业化周期产生错配。此外,商业银行系资本作为潜在的长期资金供给方,其耐心资本功能尚未充分释放。传统信贷依赖抵押担保的特性与轻资产的科创企业匹配度较低,少抵押、轻资产、高风险的初创型科技企业难以从传统信贷渠道获得充足资金。商业银行参与创投面临三重困境:风险规避倾向和短期考核要求导致参与创投意愿不足,形成意愿困境;银行参与创投的政策性渠道不够通畅,形成渠道困境;审慎监管下的资本占用及专业能力短板限制其培育行为,形成行为困境。
二是国资考核机制制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动力不足。国有资本在创业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现行考核评价体系主要基于短期财务回报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对缺乏对长周期、战略性投资的包容性。现有的“一年一考核、三年一任期”模式,导致投资决策趋于保守,更青睐有收入利润、临近上市的成熟项目。虽然“容错机制”屡被提及,但因缺乏清晰的操作细则和免责清单,实践中“不敢投、不愿投早期”的问题仍然突出,管理者担心因正常的技术路线失败或市场风险被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商业银行在服务科技企业时同样面临考核机制与风险容忍度的制约。金融监管总局等三部门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明确提出适当提高科技金融相关指标在内部绩效考核中的占比,适当提高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切实提升业务人员支持科技创新的主动性。但商业银行内部对科技企业贷款的实际不良容忍度仍相对偏低,一线业务人员对早期科技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现象依然存在。
三是退出渠道仍显单一,市场流动性有待激活。健康畅通的退出渠道是创业投资循环的关键。当前,IPO仍是主要退出方式,但审核周期、市场波动及阶段性政策收紧影响了退出预期和效率。并购重组、股权回购、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等多元化退出渠道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涉及国资份额转让时,定价机制较为僵化,对市场化交易价格接受度偏低,进一步制约了资产流动性和存量资产的盘活。个别区域性股权市场在服务早期科技企业退出方面的潜能尚未完全释放。
四是跨境资本流动受限,双向开放生态仍需优化。在吸引境外长期资本参与国内创业投资,以及支持国内科创企业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方面,存在政策壁垒和操作不便问题。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企业的估值包容性和国际认可度仍有提升空间。
五是产融信息不对称,专业服务生态尚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与早期科技企业投资存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评估难度。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权属界定、利益分配机制不清晰,抑制了科研人员的转化动力。创投机构在发现、评估早期硬科技项目方面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投后管理赋能不足,难以系统性降低投资风险和提升企业价值。连接技术、产业、资本的专业化服务平台和中介机构有待完善。
一是优化资本供给结构,引导耐心资本扩容增配。第一,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压舱石”作用。优化各级政府引导基金考核,建立基于长期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评估体系,提高对早期阶段的投资比例要求,切实落地尽职免责条款,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投资亏损。第二,激活长期金融资本活力。推动优化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参与创业投资的考核指标与偿付能力监管规则,拉长考核周期,提高对风险投资、成长投资的配置上限与风险容忍度。第三,鼓励设立耐心资本专项基金。以北京为例,可支持金融街区域内大型金融机构与市、区两级国资合作,发起设立专注于Pre-A轮到B轮、存续期10年以上的长期创新基金,专注高校成果转化和前沿技术孵化。第四,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拓展银行系长期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的新路径,进一步推动AIC股权投资试点向更多具备条件的地区扩围,引导银行系耐心资本持续扩容。丰富科创债发行与投资体系,鼓励更多创业投资机构通过科创债融资,引导银行资金积极参与科创债投资。完善商业银行与创业投资的协同机制,推动建立“信贷+股权+债券”三位一体的科技金融产品矩阵,形成银行信贷与创业投资的良性互补。
二是创新考核容错机制,释放国有资本投资活力。第一,推行长周期与差异化考核。对专注硬科技投资的国有创投机构,试点将考核周期从3年延长至5~8年,引入“任期考核+专项考核”双轨制。在投资组合层面,允许符合技术发展规律的一定失败率。第二,建立战略价值综合评价体系。除财务回报指标外,增加对项目在关键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产业生态带动等方面的“战略价值贡献度”评价。第三,细化国资创投容错清单。明确在程序合规、决策民主、未谋取私利前提下,因技术路线选择、市场重大变化等不可预知因素导致投资损失,可予免责的具体情形,解除投资团队后顾之忧。第四,创新推行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专项考核机制,对专注科技企业信贷的业务团队实行独立的绩效考核和风险问责标准。比如,建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试点,赋予科技支行在授信审批、风险容忍、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差异化权限,在全国已设立的500余家科技专业支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此外,推行“投贷联动”专项考核,将“见投即贷”等投贷联动产品纳入专项考核,对与创业投资机构协同服务的业务给予政策倾斜。同时,建立科技金融尽职免责清单,消除一线业务人员在程序合规、尽调充分前提下开展科技企业信贷业务时的顾虑。
三是健全多层次退出渠道,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效能。第一,深化地区性股权交易市场改革,打造服务早期科技企业主阵地。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为例,争取优化上市标准,适当降低对早期硬科技企业的盈利和收入门槛,强化与“新三板”的层层递进孵化关系,为优质科创企业开通上市服务“绿色通道”。第二,大力培育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比如,发起设立和集聚一批专业的S基金管理机构,探索建立规范的二手份额转让交易平台,简化国资基金份额转让评估与审批流程,明确市场化定价原则,活跃二级市场交易。第三,积极鼓励并购重组退出。以北京为例,积极发挥央企、大型产业集团总部集聚优势,围绕产业链开展并购整合,设立并购主题基金,为创业投资提供产业并购退出通道。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并购重组退出渠道建设中的中介角色,用好产业资源优势,协助创业投资项目对接产业集团和上市公司,搭建并购撮合平台,提升退出效率。
四是构建跨境资金流动便利通道,打造国际创投聚集地。第一,开展跨境投资政策试点。比如,推动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等试点政策的优化与扩围,简化审批流程,提高额度管理灵活性,吸引境外知名创投机构和长期资本落户。第二,搭建国际化投融资对接平台。利用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陆家嘴论坛等国家级国际化专业性平台,设立全球创业投资专题板块,发布权威行业指数与报告,举办国际路演与对接活动,提升中国科创企业与国内资本市场在全球的能见度和吸引力。依托商业银行跨境金融优势,为创业投资的跨境流动提供配套服务,比如,发挥离岸金融和跨境资金池业务优势,为境内外创投机构提供资金跨境便利,借助海外分行网络,协助国内创投机构对接境外长期资本和产业资源,拓展国际合作渠道。
五是搭建产融对接赋能平台,完善科创服务生态圈。第一,建设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联合头部高校、科研院所,搭建集成果披露、评估、确权、交易、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一站式”专业服务和配套支持,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初期难题。第二,强化金融中心综合金融服务功能。比如,在金融街推动“基金+基地+场景”模式,组织银行、保险、证券、股权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为科创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股债贷保”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第三,培育专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集群。吸引和集聚高水平的技术评估、法律、财务、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构建支撑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专业服务生态。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覆盖科创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直至上市的全周期服务体系,通过专营机构建设与数字化风控手段破解“轻资产、无抵押”融资难题,推动更多商业银行建立适应科技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同时,鼓励银行与创业投资机构深化“投贷联动”合作,构建“贷款+外部直投”协同机制,形成信贷资金与股权投资的双轮驱动格局。
作者:鲁川铭 王少康「鲁川铭就职于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王少康为北京金融街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来源:《金融博览》2026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