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三年的时光，就学业而言，浪费得和在爱丁堡与中学时一样彻底。”—— 查尔斯·达尔文，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总结。如果爱丁堡是少年达尔文科学热情的“萌芽地”，那么剑桥，就是他这颗“歪脖子树”终于找到适合自己土壤的“移植场”。1828年初，在什鲁斯伯里恶补了一阵子古典学之后，查尔斯·达尔文先生，带着“成为一个体面乡村牧师”这个崭新（且同样不那么情愿）的人生目标，灰头土脸地进入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他很快“恢复了我中学水平的知识，能够不太费力地翻译像荷马和希腊文圣经这类简单的希腊书籍”。然后，他就非常光棍地承认：“我在剑桥三年的时光，就学业而言，浪费得和在爱丁堡与中学时一样彻底。”瞧，我们的主人公在“不务正业”这方面，态度是一以贯之的，甚至有点理直气壮。他尝试过数学。1828年夏天，他甚至带着一位“非常沉闷的”私人导师去了巴茅斯。但结果？“我进展非常缓慢。这项工作让我反感，主要是因为我无法理解代数早期步骤中的任何意义。”他后来悔恨地反思：“这种不耐烦是非常愚蠢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深感遗憾，我没有至少学到能理解数学伟大主导原理的程度，因为这样的人似乎拥有一种额外的感官。”但紧接着，他又带着一种“学霸不懂学渣痛”的无奈找补：“但我不相信我本能在很低水平之上取得成功。”至于古典学，“除了听几门必修的学院讲座，我什么也没做，而且出席几乎是名义上的。”为了通过“小考”和最终的文学士学位考试，他临时抱佛脚地“刷了刷我的古典学，还有一点代数和几何”，后者“像在中学时一样，给了我很多乐趣”。为了通过文学士考试，他还必须“认真学习佩利的《基督教证据》和他的《道德哲学》”。这一次，他倒是真心实意地被吸引了。“佩利这本书的逻辑，我还可以加上他的《自然神学》，给了我像欧几里得几何一样的愉悦。”他称赞道，“仔细研习这些著作，没有试图死记硬背任何部分，是学术课程中唯一对我心智教育略有作用的部分，我当时这么觉得，现在也仍然相信。”看，他不是不能学习，他只是挑剔——只学那些逻辑严密、能让他心智感到愉悦的东西。这种对内在逻辑的天然亲和力，正是他未来构建进化论大厦的关键能力。最终，靠着“佩利考得好，欧几里得学得好，古典学上没有惨败”，他在“不争荣誉的普通学生”中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排名”。至于具体是第五、第十还是第十二名？他俏皮地写道：“够奇怪的，我记不清我排名多高了，我的记忆在名单上的第五、第十或第十二名之间浮动。”（脚注显示是1831年1月名单上的第十名。）既然正课如此“浪费”，那他在剑桥到底干了些什么，才让这段时光没有完全虚度呢？答案是：他投身于一个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这个课堂的课程表主要包括：射击、聚餐、艺术欣赏、音乐鉴赏，以及最为重要的——收集甲虫。“由于我对射击和狩猎的热情，当这不行时，就骑马越野，我混进了一个爱好运动的圈子，包括一些放荡、低俗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在晚上一起聚餐，“虽然这些晚餐常常也包括一些更高层次的成员”，而且“我们有时会喝得太多，之后快乐地唱歌、玩牌”。他坦诚地承认：“我知道我应该为这样度过的白天和夜晚感到羞愧，但由于我的一些朋友非常愉快，而且我们都兴致极高，我忍不住带着许多快乐回望那些时光。”瞧，他并非一个天生的圣徒，他只是一个有着正常七情六欲的年轻人。这段“纨绔”岁月，反而让他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他与后来成为“高级牧马人”（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名）的惠特利非常亲密，“我们经常一起长时间散步”。惠特利“使我感染了对绘画和精美版画的品味”，达尔文还因此买了一些。他“经常去菲茨威廉美术馆，我的品味一定相当不错，因为我确实欣赏最好的画作，并与老馆长讨论”。他还阅读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书。“这种品味，虽然不是我天生的，但持续了几年，”他回忆道。他还通过“热情的朋友”赫伯特，“混进了一个音乐圈子”。“通过与这些人交往，听他们演奏，我获得了一种对音乐的强烈品味，”他常常“在工作日调整我的散步时间，以便去国王学院礼拜堂听圣歌”。“这给了我强烈的愉悦，以至于我的脊梁骨有时会发抖。”他郑重声明，“我确信这种品味中没有丝毫的矫饰或纯粹模仿，因为我通常独自去国王学院，有时还雇唱诗班的男孩到我房间里唱歌。”然而，最搞笑又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紧接着自曝其短：“然而我是如此完全地缺乏乐感，以至于我无法分辨一个不和谐音，或者跟不上拍子、哼准一个调子；我究竟是如何从音乐中获得愉悦的，这实在是一个谜。”他的音乐朋友很快发现了他的状况，“有时会通过让我接受测试来自娱自乐，测试包括弄清楚当乐曲被演奏得比平常稍快或稍慢时，我能认出多少曲调。”像“上帝保佑国王”这样被变速演奏的曲子，“就是一个难题”。有一次，他居然在音乐测试中战胜了另一个“耳朵几乎和我一样糟”的人，而“奇怪的是他还会吹一点长笛”。这堪称他剑桥生涯中一次微不足道却又值得纪念的“胜利”。然而，以上所有这些，在剑桥最让他热血沸腾的追求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那就是——收集甲虫。“但在剑桥，没有哪项追求能比收集甲虫更让我怀着近乎同等的热忱进行，并带给我如此多的乐趣。”他宣告。这是一种“纯粹的收集热情”，他甚至不解剖它们，只是“用任何可能的方式给它们命名”。为了证明自己的狂热，他再次讲述了那个经典的、令人捧腹的故事：“一天，我剥下一些老树皮，看到两只稀有的甲虫，于是两手各抓了一只；这时我又看到了第三只，是一种我没见过的新种类，我实在舍不得失去它，于是我把我右手抓着的那只塞进了嘴里。”“哎呀！它排出某种极度辛辣的液体，灼烧了我的舌头，我被迫把甲虫吐了出来，它丢了，第三只也没抓到。”这种“舍身忘我”的科研精神，足以让后世所有生物学家肃然起敬。他的收集方法充满了创新精神。“我雇了一个工人在冬天刮下老树上的苔藓，放进一个大袋子里，同样也收集从沼泽地运芦苇的驳船底部的垃圾，就这样我得到了一些非常稀有的物种。”当他在斯蒂芬斯的《不列颠昆虫图鉴》中看到“由C.达尔文先生捕获”这几个具有魔力的字时，“没有诗人看到自己第一首诗发表时，能比我在看到这句话时感到更高兴。”正是通过他的第二代表兄、聪明愉快的W.达尔文·福克斯**，他被引入了昆虫学的大门。后来，他又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三一学院的阿尔伯特·韦，以及后来成为重要农学家、大铁路主席和议员的H.汤普森一起出去收集。他因此打趣道：“看来，收集甲虫的品味是未来生活中成功的某种标志！”这些甲虫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能记得某些我收获不错的柱子的确切外观、老树和河岸。”这种对空间和形象细节的惊人记忆力，是他未来作为卓越观察家的天赋证明。然而，以上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社交、艺术、音乐、甲虫——都还不是他在剑桥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那个最终“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多影响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情景，是他与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教授的友谊。在去剑桥之前，他就从哥哥那里听说过亨斯洛，“作为一个通晓所有科学分支的人”，他“因此准备好要尊敬他”。亨斯洛教授每周在家中举办一次开放晚会，“所有本科生，以及一些大学里年纪稍长、热爱科学的成员都会在晚上聚在一起”。查尔斯很快通过福克斯得到了邀请，并定期前往。“不久，我就与亨斯洛熟识了，在剑桥的后半段时间里，我大多数日子都和他一起长时间散步；以至于我被一些学监称为‘那个和亨斯洛一起散步的人’；晚上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亨斯洛的知识“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方面都很渊博”。他“最强的品味是从长期持续的细微观察中得出结论”。他“判断力极佳，整个心智非常均衡；但我不认为有人会说他有太多原创性的天才”。他“虔诚且非常正统”，曾告诉达尔文，“如果三十九条信纲中的任何一个字被修改，他会感到难过”。他的道德品质“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他完全没有丝毫虚荣或其他琐碎的情感；我从未见过一个如此不为自己或自身事务考虑的人。”但他的温和并非没有力量。“他的脾气极好，举止最具魅力且彬彬有礼；然而，如我所见，任何恶劣行为都能激起他最强烈的愤慨和迅速的行动。”达尔文亲眼见证了这一点。一次在剑桥街头，他们遇到了“几乎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恐怖的一幕”。两个“盗尸者”被捕，但被“一群最粗野的人”从警察那里抢走，“拖着他们的腿沿着泥泞多石的路走”。“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泥，脸上流着血，要么是被踢的，要么是被石头砸的；他们看起来像尸体。”亨斯洛脸上表现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愤怒”，他“反复尝试穿透暴民；但那根本不可能”。他然后冲去找市长，让达尔文去叫更多警察。“我忘记了结局，只记得那两个人没有被杀，弄进了监狱。”这件事展现了亨斯洛不仅是一个温和的学者，更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行动力的人。亨斯洛的善良“没有止境”，后来他担任希查姆教区牧师时，为贫困教民制定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达尔文与这样一个人物的亲密关系，“应该是，我希望也是，一种无价的好处。”他甚至记得一件小事，显示亨斯洛的“体贴”。当达尔文在潮湿表面观察花粉管萌发，看到管子突出时，“立刻冲去告诉他我惊人的发现”。“嗯，我不认为任何其他植物学教授能忍住不对我这样匆忙跑来报告这样一件事发笑。”但亨斯洛“同意这现象多么有趣，并解释了它的意义，但让我清楚地理解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于是我离开他时一点也没有感到屈辱，而是为自己发现了如此卓越的一个事实感到高兴，但决心以后不再这么急着报告我的发现了。”看，这是一位多么理想的导师！他保护了年轻人脆弱的科学热情，同时又温和地引导他了解知识的边界。这种言传身教，对达尔文的影响是终身的。通过亨斯洛，达尔文还结识了更多年长而杰出的朋友，如休厄尔博士、伦纳德·詹宁斯等。他们有时会进行“长途郊游”，达尔文也被允许加入。他回顾往事，推断道：“在我身上一定有某种比普通年轻人略胜一筹的东西，否则上述这些比我年长、学术地位也高得多的先生们，绝不会允许我与他们交往。”但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任何这种优越性。“我记得我的一位爱好运动的朋友特纳，看到我摆弄甲虫，说有一天我会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这个念头在我看来非常荒谬。”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怀着“小心和浓厚兴趣”阅读了洪堡的《个人叙述》 和约翰·赫歇尔爵士的《自然哲学研究初步》。“这两部作品激起了我火一般的热情，要为自然科学的高贵大厦增添哪怕最谦卑的一笔。”他回忆道。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像这两本那样影响他。他“从洪堡那里抄录了关于特内里费岛的长段文字”，并在一次郊游中向亨斯洛、拉姆齐和道斯朗读。“我在一个先前场合谈到特内里费岛的荣光，其中一些人宣称他们会努力去那里；但我认为他们只是半认真的。”“然而，我是完全认真的，”他强调。他甚至在伦敦找了一位商人询问船只信息。“但这个计划，当然，被‘贝格尔’号的航行彻底推翻了。”他的暑假用于“收集甲虫、阅读和短途旅行”。秋天则“全部用于射击”。总体而言，“我在剑桥度过的三年，是我幸福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那时身体健康，几乎总是兴致勃勃。”由于他最初是在圣诞节来到剑桥的，他在1831年初通过最终考试后，还必须再待两个学期。就在这时，亨斯洛说服他开始学习地质学。因此，回到什鲁斯伯里后，他考察了地质剖面，并给什鲁斯伯里周围部分地区的地图上了色。塞奇威克教授打算在八月初去北威尔士，在他著名的老岩层中进行地质调查，亨斯洛请他允许达尔文陪同。于是，塞奇威克来到达尔文家住宿。“这天晚上与他的一次短暂谈话，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达尔文回忆。在检查什鲁斯伯里附近的一个老砾石坑时，一个工人告诉他，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磨损的热带涡螺壳。“我告诉了塞奇威克这个事实，他立刻说（无疑是正确的）那一定是有人扔进坑里的；但然后补充说，如果它真的埋在那里，那对地质学将是最大的不幸，因为它将推翻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中部各郡表层沉积的一切。”达尔文当时“完全震惊于塞奇威克对在英格兰中部近地表发现一个热带贝壳这样一个奇妙事实竟然不感到高兴”。“在此之前，没有什么让我彻底认识到，尽管我读过各种科学书籍，但科学在于对事实进行归类，从而从它们之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这次地质旅行对他具有“决定性作用”，“教给我一点如何弄清楚一个国家的地质情况”。塞奇威克常常让他走一条平行的路线，告诉他带回岩石标本并在地图上标记地层。“我毫不怀疑他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因为我太无知了，无法帮助他。”然而，在这次旅行中，他得到了“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在任何人观察到之前，现象是多么容易被忽略，无论它们多么明显”。他们花了许多小时在伊德瓦尔山谷，“极其仔细地检查所有岩石，因为塞奇威克急于在其中找到化石；但我们两人都没有看到我们周围所有奇妙的冰川现象；我们没有注意到明显刻痕的岩石、栖息的巨砾、侧碛和终碛”。“然而这些现象如此明显，”他后来宣称，“正如我在多年后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所说，一座被火烧毁的房子所讲述的故事，也不会比这个山谷更清晰。”如果它仍然被冰川填充，现象会比现在更不明显。这次经历给了他一次观察学的深刻教训。在卡佩尔·柯里格，他离开了塞奇威克，借助指南针和地图，直线穿越山脉前往巴茅斯，“除非小路与我的路线一致，否则绝不循路”。“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些奇特荒凉的地方，并且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 他在巴茅斯拜访了一些在那里读书的剑桥朋友，然后返回什鲁斯伯里和麦尔去射击。“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会认为为了地质学或任何其他科学而放弃猎鹧鸪的头几天，我一定是疯了。”当他从北威尔士短暂的地质考察回家时，他发现了一封来自亨斯洛的信，通知他菲茨罗伊船长愿意放弃自己船舱的一部分，给任何愿意作为博物学家无偿参加“贝格尔”号航行的年轻人。“如果世界上有哪怕一个拥有常识的人支持你去，我就同意。”—— 罗伯特·达尔文医生，对他儿子最后的让步。从北威尔士那些被远古冰川雕刻过的山谷中归来，查尔斯·达尔文的靴子上还沾着石南花的碎屑，脑子里还萦绕着塞奇威克教授关于地层与化石的教诲。他满心想的，是即将到来的狩猎季节，麦尔庄园的鹧鸪们恐怕要在劫难逃了。然而，一封静静躺在什鲁斯伯里家中书桌上的信，彻底改变了一切，也拯救了那些鹧娌鸟的生命。这封信来自剑桥的亨斯洛教授。信中的内容，用任何标准来看，都像是一道劈开平庸生活的闪电：菲茨罗伊船长，即将率领皇家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进行环球航行，愿意无偿将自己的部分船舱让给一位愿意作为博物学家同行的年轻人。历史在此刻，像一个屏住呼吸的裁判，等待着达尔文的反应。“我立刻急切地想接受这个提议，”他回忆道。但紧接着，现实像一桶冰水浇了下来——“但我父亲强烈反对。”而且，父亲还补上了那句对他而言“非常幸运”的话：“‘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有常识的人支持你去，我就给予我的同意。’”看，罗伯特·达尔文医生，这位精明的实业家，依然固执地认为他儿子那“不切实际”的科学热情是缺乏“常识”的。他设置的这个条件，在他自己看来，几乎是一个无法通过的考验。哪个有“常识”的人，会支持一个年轻人放弃体面的神职前程，跑去一艘小小的勘探船上，在世界的边缘“浪费”五年光阴？于是，那天晚上，年轻的查尔斯，“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一封信，“拒绝了这份邀请”。故事如果到此为止，那么后世的学生们或许只需要背诵“拉马克”和“华莱士”的名字就够了，《物种起源》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或者会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问世。但命运的戏剧性就在于，它总在看似山穷水尽时，安排柳暗花明。第二天，9月1日，他按照原计划去了麦尔庄园，准备狩猎。就在他端着枪，目光在灌木丛中搜寻猎物时，他的舅舅，也是他未来的岳父，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派人来找他。这位开明的、拥有著名陶器厂的绅士，听说了这件事。与他那位务实的姐夫不同，乔赛亚舅舅认为，“接受这份邀请是明智的”。他提出，要亲自驾车带查尔斯回什鲁斯伯里，去和他父亲谈一谈。这对查尔斯而言，不啻于一声惊雷。“我父亲一直坚持说他（乔赛亚）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之一，于是他立刻以最仁慈的方式同意了。”障碍，就这样被一个通情达理的长辈轻而易举地扫除了。查尔斯当时在剑桥有点“挥霍”，为了安慰父亲，他说：“‘我在贝格尔号上要是还能花超支，那我也太聪明了’；但他微笑着回答：‘可是人家告诉我你非常聪明啊。’”看，即便是妥协的时刻，这对父子之间依然存在着那种典型的、带着点无奈的幽默感。接下来的一切快得如同旋风。他“第二天就动身去剑桥见亨斯洛，然后去伦敦见菲茨罗伊，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然而，就在一切看似顺利推进时，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足以写入任何命运剧本的细节，在后来他与菲茨罗伊变得“非常亲密”后才被透露：原来，菲茨罗伊船长是面相学家拉瓦特尔的“狂热信徒”，“他确信他能通过一个人面部轮廓判断其性格”。而他“怀疑任何一个长着我这样鼻子的人，是否拥有这次航行所必需的精力和决心”。一个决定科学史进程的航行，其参与者的资格，竟然一度系于一个鼻子的形状！这恐怕是历史上最“以貌取人”的案例了。“但我认为他后来非常满意，我的鼻子说了谎。”达尔文不无得意地总结道。就这样，在经过父亲的首肯、舅舅的斡旋，并成功通过船长“面相学”的奇葩面试后，查尔斯·达尔文，这个曾被父亲断言为“家庭耻辱”的年轻人，终于要扬帆起航，去拥抱那片召唤他的、未知的海洋了。1831年9月11日，他与菲茨罗伊一起飞赴普利茅斯，看了一眼未来的家——“贝格尔号”。然后他回到什鲁斯伯里，“与父亲和姐妹们作漫长的告别”。10月24日，他在普利茅斯定居下来，一直待到12月27日，“贝格尔号”最终离开英格兰海岸，开始她的环球航行。然而，这最后的等待期，并非充满兴奋的期待，而是“我所度过的最悲惨的两个月”。“想到要离开所有家人和朋友这么长时间，我情绪低落，”他回忆道，“而天气在我看来是无法形容的阴郁。”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也开始捣乱。“我还受心悸和心痛的困扰，像许多年轻无知的人，尤其是一个略懂医学知识的人一样，我确信自己得了心脏病。”典型的医学生疑病症！他没有咨询任何医生，“因为我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不适合这次航行的诊断，而我决心不顾一切风险都要去。”看来，为了这次机会，他连（自以为的）心脏病都豁出去了。终于，在经历了两次因恶劣天气而折返的挫折后，1931年12月27日，一个注定被科学史铭记的日子，贝格尔号缓缓驶出了普利茅斯港。对于这次航行的重要性，达尔文在晚年有着无比清晰的认识：“贝格尔号的航行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总是觉得，这次航行让我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思想训练和教育。”“我被引导去密切关注自然史的几个分支，从而我的观察能力得到了改进，尽管这些能力本来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对所有访问过的地点进行地质调查，要重要得多，因为在这里，推理开始发挥作用。”他精辟地分析道，“在第一次检查一个新的地区时，没有什么比岩石的混乱更令人绝望的了；但是通过记录许多地点的地层和岩石及化石的性质，总是进行推理和预测在其他地方会发现什么，曙光很快就会在这个地区出现，整个结构或多或少会变得可以理解。”他带上船的书籍中，有一本至关重要——莱伊尔爵士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我专心研究了这本书，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对我都极为有用。”他考察的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岛，“清楚地向我展示了莱伊尔处理地质学的方式，与我随身携带或之后阅读的任何其他作者的著作相比，具有惊人的优越性。”莱伊尔的“均变论”思想——认为地球的历史可以通过现在仍在作用的、缓慢的地质力量来解释，而非依赖于灾难性的突变——成了达尔文观察世界的新眼镜。透过这副眼镜，地球的历史变得悠长而连续，为后来“物种缓慢演变”的革命性思想，提前铺平了道路。他的其他工作还包括“收集所有纲目的动物，简要描述并粗略解剖许多海洋生物”。但他再次痛心地提到：“由于不能绘画，并且没有足够的解剖学知识，我在航行期间写下的一大堆手稿几乎被证明是无用的。”看，爱丁堡时期逃避解剖课的“恶果”，在此刻显现。这是贯穿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不过，研究甲壳类动物的时间没有白费，“因为这在后来我着手撰写蔓足类动物专论时发挥了作用。”他每天会花一部分时间写他的《航行日记》，“煞费苦心地仔细而生动地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这是很好的练习。”这本日记也部分充当了给家里的信，“一有机会，部分内容就会被寄往英格兰。”但他认为，以上所有这些专门研究，与他在航行中养成的“勤奋工作和专注于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的习惯相比，都无足轻重”。“我思考和阅读的一切，都被用来直接支撑我所看到的或可能看到的东西；这种思维习惯在整个五年的航行中一直保持着。我确信，正是这种训练使我能够做出我在科学上所做的一切。”回顾过去，他现在可以察觉到“我对科学的热爱是如何逐渐压倒其他所有品味的”。在最初两年，“我对射击的旧热情几乎以全部力量存活下来，我亲自射杀了我收藏的所有鸟类和动物”。但渐渐地，“我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我的枪，最后完全交给了我的仆人，因为射击干扰了我的工作，尤其是弄清楚一个国家的地质结构”。“我发现，尽管是无意识和不知不觉地，观察和推理的乐趣是比任何技术和运动的乐趣更高的乐趣。”甚至他的外表也发生了变化。他的父亲，“我所见过的最敏锐的观察者，持怀疑态度，远非骨相学的信徒”，在航行后第一次见到他时，转向他的姐妹们惊呼：“哎呀，他头的形状完全变了！”1831年9月11日，他与菲茨罗伊快速访问了停泊在普利茅斯的贝格尔号。然后回什鲁斯伯里“与父亲和姐妹们作漫长的告别”。10月24日，他在普利茅斯住下，一直待到12月27日，贝格尔号最终离开英格兰海岸进行环球航行。他们之前两次尝试启航，但每次都被强风赶回。“在普利茅斯的这两个月是我度过的最悲惨的时光，”他回忆道，“尽管我以各种方式尽力而为。”“想到要离开所有家人和朋友这么长时间，我情绪低落，天气在我看来是无法形容的阴郁。我还受心悸和心痛的困扰，像许多年轻无知的人，尤其是一个略懂医学知识的人一样，我确信自己得了心脏病。我没有咨询任何医生，因为我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不适合这次航行的诊断，而我决心不顾一切风险都要去。”关于航行本身的事件——他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觉得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因为“我在已出版的《日记》中已经给出了足够充分的叙述”。但他分享了某些生动的记忆：“热带植被的荣光此刻在我脑海中升起，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生动。”尽管“巴塔哥尼亚的伟大沙漠和火地岛森林覆盖的山脉在我心中激起的崇高感，给我的思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故土看到一个裸体的野蛮人，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事件。”他的许多次骑马穿越荒野国度或乘小船（有些持续数周）的远足，“都极为有趣：它们的不适和某种程度的危险在当时几乎不是什么障碍，之后则完全不是了。”他还“带着高度满足感反思我的一些科学工作，例如解决珊瑚岛的问题，弄清楚某些岛屿的地质结构，例如圣赫勒拿岛”。“我也不应忽略居住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个岛屿上的动植物之间的奇特关系，以及它们所有与南美洲居民的关系。”——看，进化论最关键的证据之一，已经在此埋下伏笔。他判断自己“在航行中全力以赴，仅仅出于研究的乐趣，以及为自然科学大量事实增添少量事实的强烈愿望”。“但我也渴望在科学人士中占据一席之地。”——他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雄心。圣地的地质“非常引人注目，但简单”。“一股熔岩流曾经流过由破碎的近代贝壳和珊瑚构成的海床，将它们烘烤成坚硬的白色岩石。从那以后，整个岛屿被抬升起来。”“但白色的岩石线向我揭示了一个新的重要事实，即后来围绕火山口发生了沉降，这些火山口后来一直活动，并喷发出熔岩。”“那时我第一次想到，也许我可以写一本关于所访问各个国家地质的书，这个想法让我高兴得发抖。那是我难忘的一刻，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我休息的低矮熔岩悬崖，太阳灼热地照着，附近长着一些奇怪的沙漠植物，活珊瑚在我的脚边潮汐池中。”后来在航行中，菲茨罗伊请他读一些他的日记，“并宣布值得出版；所以这是第二本有希望的书！”在航行接近结束时，他在阿森松岛收到一封信，他的姐妹们告诉他，塞奇威克拜访了他的父亲，并说他“将在领先的科学人士中占据一席之地”。他当时不明白塞奇威克怎么会知道他的任何事，“但我后来听说（我相信是后来）亨斯洛在剑桥哲学学会上宣读了我写给他的一些信件，并为私人分发印制了它们”。他收集的化石骨骼被送到亨斯洛那里，“也在古生物学家中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读完这封信后，我以跳跃的步伐爬上了阿森松岛的山脉，使火山岩在我的地质锤下回响。”“这一切表明我是多么有野心；但我想我可以实话实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我非常在乎像莱伊尔和胡克这样是我朋友的人的认可，但我不太在乎普通公众。”他并不是说有利的评论或书籍的大卖没有让他非常高兴，“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我确信我从未为了获得名声而偏离我的道路一英寸。”贝格尔号的航行，就像一座熔炉，重塑了查尔斯·达尔文。它带走了那个迷茫的、背负着“耻辱”预言的神学院学生，带回了一个自信的、拥有明确人生目标的科学家。海洋的召唤，他回应了；而命运的回响，将震撼整个世界。“这十三年十个月的辛苦劳动，真正说起来，不过是那本更大著作的摘要罢了！”—— 查尔斯·达尔文，谈及《物种起源》的诞生。1836年10月2日，当贝格尔号缓缓驶入法尔茅斯港时，船上站着的不再是五年前那个懵懂、晕船、还自以为有心脏病的青涩青年。这是一个被热带阳光灼烤过、被巴塔哥尼亚狂风吹打过、被火地岛雨林浸润过的，自信而坚定的二十八岁博物学家。他的行囊里没有多少值钱的财物，但装着数以千计的标本、地质样本、化石碎片和一本厚厚的日记。然而，这位“海盗王”回到文明世界的第一站，并非伦敦的学术殿堂，而是……家的怀抱。“回到家中，我见到了父亲。这位全天下最敏锐的观察家，用他惯常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医生目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转头对我的姐妹们宣布：‘瞧啊，他脑袋的形状都跟走的时候不一样了！’”看，即便是面对环球归来的儿子，罗伯特·达尔文医生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基于经验的临床观察。不过这一次，他的诊断不再是“耻辱”，而是某种……“变异”。接下来的两年零三个月，被达尔文自己定义为“我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他像一只刚刚结束漫长迁徙、却发现自己必须立刻开始筑巢育雏的鸟儿，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像个学术界的“游牧民族”，在什鲁斯伯里、麦尔庄园、剑桥和伦敦之间来回穿梭。最终，在1836年12月13日，他在剑桥菲茨威廉街租下了房子，将所有收藏品安顿在恩师亨斯洛的庇护之下。他在剑桥一待就是三个月，借助米勒教授的专业知识，系统整理他的矿物和岩石。他的首要任务，是准备那本《考察日记》。“这不算难事，”他轻描淡写，“因为我的手稿日记是精心写就的，我的主要工作是摘录我更感兴趣的科学结果。”与此同时，他应莱伊尔的强烈要求，向地质学会提交了一篇关于智利海岸抬升的短论文。这项工作，标志着他正式登上了英国科学界的舞台。1837年3月7日，他在伦敦大马尔伯勒街安顿下来，一住就是近两年，直到结婚。这两年，是他科学产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完成了《考察日记》的出版；在地质学会宣读了好几篇论文；开始准备《地质学观测》的手稿；并安排了《贝格尔号航行动物学》的出版事宜。然而，以上所有这些公开的、耀眼的成就，都比不上他在这个时期开启的一项秘密工程。1837年7月，他打开了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关于物种起源，我已经思考了很久，”他写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从未停止为之工作。”看，当外界都把他看作一个功成名就的旅行家和地质学家时，他内心深处那场最宏大、最危险、也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冒险，已经悄然扬帆。那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雀喙差异时隐约浮现的念头，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他用毕生精力去验证的、清晰的课题。当然，他并非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隐士。这两年，他也“稍微涉足了一些社交活动”，并担任了地质学会的荣誉秘书之一。他“经常见到莱伊尔”。“他（莱伊尔）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对他人的工作抱有同情，”达尔文充满感激地回忆，“当我回到英国，向他阐述我对珊瑚礁的看法时，他所表现出的兴趣，既让我无比惊讶，也让我深受鼓舞。”莱伊尔的鼓励对他至关重要，而“他的建议和榜样也对我影响深远”。他也“经常见到罗伯特·布朗”（那位“植物学之王”）。他常在周日早晨去拜访他，陪他吃早餐。“他会倾泻出大量稀奇古怪的观察和敏锐的评价，但它们几乎总是关于微小的细节，他从未与我讨论过科学中宏大或一般性的问题。”作为放松，他在这两年里进行了几次短途旅行，还有一次较长的旅行，去了格伦罗伊的“平行路”。关于后者的论文发表在《哲学学报》上，但他坦言：“这篇论文是个巨大的失败，我为此感到羞愧。”由于受到南美陆地抬升景象的深刻影响，他将那些平行的线条归因于海洋的作用。“但当阿加西提出他的冰川湖理论时，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观点。”他苦笑着总结：“因为在我们当时的知识状态下，没有其他解释是可能的，我支持海蚀作用；我的错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在科学中永远不要信赖排除法。”不能全天候投入科学工作时，他阅读了大量各类书籍，包括一些形而上学著作。“但我并不非常适合这类研究。”大约在这时，他开始“非常喜爱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诗歌”，并自豪地宣称“把《漫游》读了两遍”。而在早年，“弥尔顿的《失乐园》是我的最爱，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当我只能带一本书时，我总是选择弥尔顿。”然而，所有这些科学探索和心灵漫游，都将被另一件人生大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839年1月29日，查尔斯·达尔文与他的表姐，艾玛·韦奇伍德，结为夫妇。关于他的婚姻生活，他写得简单而深情，充满了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挚爱。但紧接着，他就以一种典型的、达尔文式的实事求是口吻，切入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我们在伦敦居住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尽管我尽可能努力地工作，但我做的科学研究比我一生的任何其他同等时长都要少。”原因？“经常反复出现身体不适，以及一次漫长而严重的疾病。”瞧，那个在贝格尔号上就困扰他的神秘健康问题，如今成了他伦敦生活的“常客”。然而，疾病或许限制了他的工作效率，却无法扼杀他的工作热情。他大部分能工作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珊瑚礁》一书的写作中。这本书他在婚前就已开始，最后一页校样在1842年5月6日修改完毕。“这本小书花了我二十个月的艰苦劳动，”他透露，“因为我不得不阅读所有关于太平洋岛屿的著作，并查阅许多海图。”付出是有回报的。“它受到了科学人士的高度评价，其中给出的理论，我认为现在已经很好地确立了。”他特别强调：“我的其他著作没有一本是以如此演绎的精神开始的，因为整个理论是在南美西海岸就想出来的，在我见到一个真正的珊瑚礁之前。”“因此，我只需通过仔细检查活着的礁体来验证和扩展我的观点。”这堪称科学史上最精彩的“思想实验”成功案例之一。在伦敦期间，除了珊瑚礁，他还在地质学会宣读了关于南美漂砾、地震以及蚯蚓形成表土的论文。他继续监督《贝格尔号航行动物学》的出版。而且，“我从未间断收集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事实；当我因病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有时我还能做这件事。”1842年夏天，他的身体稍有好转，便独自去北威尔士做了一次短途旅行，观察古代冰川的效果。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这次远足让我非常感兴趣，这是我最后一次有足够的体力去攀登高山或进行地质工作所必需的长途步行。”在伦敦生活早期，他身体尚可时，也曾涉足社交，“见到了好几位科学家，以及其他多少有些名望的人”。他接下来记录下的对这些名人的印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科学巨匠眼中的英国知识界群像。关于莱伊尔，他见得最多。“他的思想在我看来，以清晰、谨慎、健全的判断和相当程度的原创性为特点。”当达尔文对他提出任何地质学观点时，“他直到看清整个情况前绝不会满足，而且常常让我看得比之前更清楚”。“他会提出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甚至在这些都穷尽后，还会长久地保持怀疑。”第二个特点是“他对其他科学人士工作的衷心共鸣”。当他从贝格尔号归来，向莱伊尔解释自己与他不同的珊瑚礁观点时，“他对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让我既惊讶又高兴”。莱伊尔“对科学充满热情，并对人类的未来进步抱有最强烈的兴趣”。他“非常善良，在宗教信仰（或不如说是不信）方面完全自由；但他是一个强烈的有神论者”。而“他的坦率非常显著”，这体现在“他尽管通过反对拉马克的观点获得了很大名声，却成为了物种演变理论的皈依者，而且是在他年老之后”。达尔文提醒他，许多年前自己曾对他说：“如果每个科学家到了六十岁就死去，那会是件好事，因为之后他肯定会反对所有新学说。”但莱伊尔希望“现在能允许他活下去了”。他总结道：“地质学极大地受惠于莱伊尔——我相信，比受惠于任何其他曾生活过的人都多。”关于罗伯特·布朗（“植物学之王”），“在我看来，他主要以其观察的细致和完美的准确性而著称”。他的知识“异常渊博，但很多随着他死去了， “因为他极度害怕犯任何错误”。他“以最无保留的方式向我倾泻他的知识”，但“在某些点上奇怪地嫉妒”。他曾在贝格尔号航行前拜访布朗，布朗让他看显微镜并描述所见。“我照做了，现在相信我看到的是某些植物细胞中奇妙的原生质流。然后我问他我看到了什么；但他回答我：‘那是我的小秘密。’”但他也“能够做出最慷慨的举动”。年老多病时，他仍每天去探望（胡克告诉达尔文）一位住得很远的、他供养的老男仆，“大声朗读给他听”。关于约翰·赫歇尔爵士，他“怀着崇高的敬意”，并很高兴在好望角和他伦敦的家中与他共进晚餐。“他说话从不多，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值得聆听。”关于洪堡，他在默奇森爵士家的一次早餐会上见过。“这位伟人屈尊表示想见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但他“对这位伟人有点失望，但我的预期可能太高了”。他只记得“洪堡非常愉快，说了很多”。关于巴克尔（那位历史学家），他在亨斯利·韦奇伍德家见过。“我很高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收集事实的系统。”巴克尔告诉他，他买下所有读的书，并为每本书制作完整的索引，记录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所有事实。“而且他总是能记住他在哪本书里读过任何东西，因为他的记忆力惊人。”从这种做索引的习惯，他能够在他《文明史》中给出“关于各种主题的惊人数量参考文献”。“我认为这本书非常有趣，读了两遍，但我怀疑他的概括是否有任何价值。”巴克尔“是个健谈的人，我几乎一言不发地听他讲，我也做不到，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空隙”。当法勒夫人开始唱歌时，“我跳起来说我必须听她唱；在我离开后，他转身对一位朋友说（被我兄弟听到了），‘嗯，达尔文先生的书比他的谈话好得多。’”关于西德尼·史密斯，他在迪安·米尔曼家见过。“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某种难以解释的逗趣之处。”他在谈论当时非常年老的科克女士，这位女士曾经“被他的一次慈善布道所感动，以至于向一位朋友借了一基尼放进捐款盘”。他现在说：“人们普遍认为我亲爱的老朋友科克女士被忽视了。”他说这话的方式，让人毫不怀疑他指的是“被魔鬼忽视了”。关于麦考利，他在历史学家斯坦厄普勋爵家见过，“由于晚餐只有另一位男士，我有绝佳的机会听他谈话，他非常令人愉快。他完全没有说过头，实际上像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说过头，只要他允许别人转变他谈话的潮流，而他确实允许了。”斯坦厄普勋爵曾给他“一个关于麦考利记忆准确性和全面性的有趣小证明”：许多历史学家常在他家聚会，讨论中有时会与麦考利意见不一，过去他们常查书看谁对；“但后来，正如斯坦厄普勋爵注意到的，没有历史学家再自找这个麻烦，无论麦考利说什么都是最终的。”他还见过莫特利和格罗特，并与格罗特在奇弗宁公园散步近一小时，“对他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并对他举止的朴实和毫不做作感到愉快”。他也偶尔与老斯坦厄普伯爵（历史学家的父亲）共进晚餐。“他是个怪人，但我对他的一点了解让我非常喜欢他。”他有一次对达尔文说：“你为什么不放弃地质学和动物学那些瞎忙活的东西，转向秘术呢！”当时还是马洪勋爵的历史学家“似乎对这样对我说话感到震惊，而他迷人的妻子觉得非常有趣”。最后，是卡莱尔。他在他兄弟家见过几次，也在自己家见过两三次。“他的谈话像他的著作一样，辛辣有趣，但他有时在同一个主题上说得太长。”他记得在他兄弟家的一次有趣晚餐，客人中有巴贝奇和莱伊尔，“两人都喜欢说话。然而，卡莱尔在整个晚餐期间独霸谈话，论述沉默的好处。晚餐后，巴贝奇以他最严肃的态度，感谢卡莱尔关于沉默的非常有趣的讲座。”卡莱尔“嘲笑几乎所有人”。一天在达尔文家，他称格罗特的《历史》“是一个臭气熏天的沼泽，没有任何精神性的东西”。达尔文曾以为他的嘲笑半是玩笑，“但现在看来相当可疑”。他的表情是“一个沮丧的、几乎绝望却又仁慈的人”；而“他笑得多么开心是众所周知的”。“我相信他的仁慈是真实的，虽然被不少嫉妒所玷污。”他描绘事物和人物的能力“远比麦考利所描绘的任何东西都生动得多”。“他是否真实地描绘了人物是另一个问题。”“他在向人们心中铭刻某些宏伟的道德真理方面是全能的。”另一方面，“他关于奴隶制的观点是令人反感的。在他看来，强权即公理。他的思想在我看来非常狭隘……他嘲笑数学家和科学家……当我想到这次讲座时，我不奇怪我决定再也不去关注地质学。”在伦敦的生活，尽管科学成果丰硕，但频繁的会议和普通的社交活动“如此不适合我的健康，以至于我们决心住在乡下，这是我们俩都偏好的，也从未后悔”。于是，在几次在萨里和其他地方徒劳的寻找之后，他们找到了唐恩故居并买下了它。“我被这个白垩地区特有的、与我习惯的中部郡县截然不同的多样化植被外观所吸引，”他写道，“而更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地方极度的安静和乡村气息。”不过，他纠正了一位德国期刊作者的说法，那人说他的房子“只能通过骡道到达”。“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在一个我们未曾预料的方式上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即非常方便孩子们常来看望我们。”“很少有人能比我们过得更隐居的生活。”除了短暂拜访亲戚家，偶尔去海边或其他地方，“我们哪儿也没去”。在居住早期的部分时间里，“我们稍微参与了一些社交，并在这里接待了一些朋友；但我的健康几乎总是因兴奋而受损，引发剧烈的寒战和呕吐发作。”“因此，多年来我被迫放弃所有晚宴聚会；这对我来说是某种剥夺，因为这样的聚会总是让我情绪高涨。”出于同样原因，“我几乎无法邀请任何科学界熟人来这里”。“我一生中主要的享受和唯一的职业一直是科学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带来的兴奋让我暂时忘记，或者完全驱散了我日常的不适。”在唐恩，他看似平静的隐居生活，实则是在为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思想风暴，默默地积蓄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