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博

如果民间照料者容易成为被找到、被投诉和被处罚的人，城市流浪动物治理真正缺失的是什么？

2026年2月15日，上海，嘉定区小区内的流浪猫。近年上海小区内的流浪猫数量众多，且繁殖速度极快。目前上海各区的社区正在探索科学治理的模式，设立固定投喂点和智能猫屋等。

　　她/他每天拎着猫粮和清水出门，知道哪只猫做过绝育，哪只受过伤，哪只一到冬天就会缩进楼道口。这样的身影，在中国很多城市小区并不陌生。流浪狗的处境也类似——最早注意到它们挨饿、生病、受惊的，往往是附近某个具体的居民；最先出钱送医、联系绝育、清理现场的，也常常是这些民间照料者。

　　但一旦发生邻里纠纷、投诉、惊扰甚至伤人风险，最容易被找到、被投诉、被劝阻乃至被处罚的，往往也是同一个人。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把“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等情形纳入处罚范围，并对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设置更严格责任。这些规定的现实针对性并不难理解：规范养宠，遏制扰民、恐吓和伤人风险，本就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必要内容。但是，当动物并非有明确主人的家庭宠物，而是长期游荡于公共空间的流浪动物时，法律进入基层治理现场后，必须回答一个更细的问题：长期投喂、救助、送医，是否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饲养或管理？如果不加区分，最容易被找到的人，就可能最先成为责任人。

　　被盯上之后，等着流浪动物照料者的，是一套并不容易抗辩的法律逻辑。

2026年2月3日，重庆南岸，萤火虫港湾猫猫主题乐园一角，民众与猫咪互动。

　　《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条文本意清楚——谁遗弃，谁负责；谁管理，谁担责。但进入司法实践后，有两个现实困难绕不开：原饲养人往往找不到，流浪动物的现实管理者又很难界定。受害人不能因为源头责任人缺席而没有救济，于是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寻找一个可识别、可归责的主体。长期投喂者，往往就是那个最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人。

　　上海闵行发生过“流浪猫绊人案”。2023年4月，吴某在一家羽毛球馆打球时踩到流浪猫摔倒，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将羽毛球馆所属体育用品公司和投喂者肖某一并诉至法院。一审认定涉案猫为肖某饲养，判肖某承担24万余元全部赔偿，体育用品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判决公开后引发争议。2024年7月，闵行法院再审改判：体育用品公司承担80%责任，肖某承担20%责任。再审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赔偿比例变化，而是法院对“饲养关系”立了一道更清晰的门槛。法院明确指出，法律意义上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同时具备对动物的关心照料，以及对动物的排他性支配和控制。仅有投喂、起名、照料、送医，并不足以认定为饲养人或管理人。

　　这一判断，将“善意照料”与“法律饲养”拉开了距离。但校准并没有走到底，再审判肖某承担20%责任，理由在于其持续投喂行为与风险形成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换言之，即便投喂不等于饲养，长期照料本身仍可能成为责任分配中的一个事实因素。

　　对仍在照料流浪动物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一条冷峻的提示：照料虽不当然等于饲养，但照料行为已经可能产生法律后果。

每天照顾、投喂流浪的小猫咪的我，竟然被起诉还被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