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人口增长放缓，跨城通勤日益普遍，房价收入比悬殊，中国城镇化正站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数据显示，在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约4%的通勤者每天跨城上班；上海与绍兴的房价相差近3.6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仅为1.21倍。当城市发展不再唯“大”是从，人们开始追问：一座城市的好坏，究竟由人口体量和GDP决定，还是由居民的真实体验和幸福感衡量？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龙近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他认为，二三线城市在综合生活成本方面具有竞争力，但是工作机会有限；一线城市的创新氛围和公共服务是其核心吸引力，但是通勤成本被系统性低估。人们应该基于自身偏好和综合的成本-收益，作出更理性的居住与就业选择。他同时指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跳出“尺度陷阱”，防止分析结论失当或政策设计错位，在空间治理中既要让空间“增值”，也要为人民“增祉”。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龙。（受访者供图）
通勤幸福感不能用居住地环境去分析
南方周末：你在对广州通勤满意度的研究中发现，影响满意度的不是居住地环境，而是通勤沿途感知和工作地便利性，如何理解？
王丰龙：以往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居住地数据，但通勤本质上是一个出行活动，它的发生地主要不在居住地。这就出现了典型的尺度陷阱：我们用居住地环境去分析发生在沿途和目的地的活动，这是分析尺度与现实尺度的错位。
哪些因素被低估了呢？首先是沿途环境，从家到公交车站、地铁站或者停车场，这些环节的环境设计也是通勤的一部分；其次是通勤质量，除了通勤时间，拥挤程度、车内的安静程度、换乘的便利性等体验维度，目前也缺乏全面的刻画；再次是活动链的约束，通勤不是孤立的，上班途中可能要去买早餐、送小孩，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活动链中去考量。
南方周末：我们观察到，一线城市的很多年轻人为了更低的房价房租住到远郊，通勤动辄1小时以上。深圳-惠州、广州-佛山等跨城通勤热度攀升，在中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约4％的通勤者需要每天跨城上班。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丰龙：首先，我认为通勤对居民幸福感的损耗被低估了。通勤基本是每个工作日都要完成的事情，往往令人疲乏。这种活动是幸福感的损失。前景理论中有一个经典视角，人们对损失的敏感性往往比对收益的敏感性要大。所以，通勤对幸福感的影响非常大。但在做决策，尤其是长距离通勤决策时，人们往往会低估这种损失。
当然，也不能认为所有长距离通勤都是非理性的选择。人们选择跨城通勤是一个综合的决策，会平衡居住地、配偶工作地、子女上学、工作时间等一系列因素。出行研究发现，很多人并不喜欢零分钟的通勤，他们需要时间来完成从家庭到工作的过渡。因此，跨城通勤群体中也有人对郊区有偏好，或是在受房价、房租限制下的妥协，也是一种理性的整体效用最大化。
南方周末：有哪些可行措施能够缓解“以超长通勤换取居住空间”的现实困境，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幸福感？
王丰龙：在改善通勤幸福感方面，短期的可行措施是提升交通出行的质量。比如改善车上的休息条件，让大家能在车上补一觉；提升车载的网络设施，让大家在车上能进行远程联系或享受数字生活；再如设置一些安静车厢，方便大家在车上的时间利用，等等。
但我们不能只盯着交通体系，更要关注综合性的空间优化。比如，推动多中心城市的发展，让就业机会在空间上更均衡地分布；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让更多劳动者能够负担得起靠近工作地的居住选择。
2025年12月21日，列车行经正在施工的广南联络线广州南左右线大桥。（图/新华社）
不能只看到城中村外表不够光鲜
南方周末：从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方面来看，有哪些改革措施能够让人们不必再用超长通勤来换取居住空间？
王丰龙：首先，推动住房权的立法，尤其是保障基本的居住条件和短期居住权的稳定性。其次，松开绑定在住房上的户口、入学等权利，从而减少对购房的焦虑。最后，盘活空置、法拍、烂尾等未被充分利用的住房，将其转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住房，从而能够降低房价，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也能更好地释放消费能力。
现在的住房市场交易成本很高，有一些中心区的房子因为各种原因在空置，一些房东哪怕支付一笔昂贵的中介服务也不容易找到靠谱的租客。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公益性的住房信息平台，把空置住房的市场信息整合起来，以节省的中介费作为降低租金的奖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资源分配中，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部分人的福利）。
值得关注的是，城中村虽然以“脏乱差”而被诟病，但是提供了一些靠近城市中心的廉价居住条件。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就住过一些城中村或老旧的工人新村。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提升城中村的消防安全等公共条件，而不能只是看外表不够光鲜就统统取缔。深圳福田水围村柠盟人才公寓就是很好的探索，它本质上是政府、土地所有者、租客互动的结果。
南方周末：绍兴、佛山等邻近一线城市的老牌工业城市，不仅房价相对较低，而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一线城市差距较小。比如，2024年上海与绍兴的房价，相差近3.6倍，但两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仅为1.21倍。你如何看待这种差距，及其对两地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王丰龙：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可能高估了超大特大城市的收入，而低估了它的成本，尤其是通勤成本、住房成本、时间成本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有很多好处，包括创新活力、多元信息流动、生活方式的丰富性、政府透明度等，这些好处并不会直接体现在收入数据上。
很多青年人之所以选择留在大城市，是因为他们对未来仍然充满期待，在等机会、等风口、等一种可能性。与此同时，超大特大城市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匿名性和“重新开始”的机会，让他们可以逃离老家的社会关系压力和传统的评价体系。
收入比和房价比差距大，恰恰说明了一些规模适度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在综合生活成本方面的竞争力正在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佛山、绍兴、成都、郑州这些城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因此，我们在做迁移选择时应该更加理性。在理想情况下，如果人们充分掌握信息且能够自由流动，各个城市给里面的居民带来的综合效益应该都是最高的。
南方周末：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城镇化是否进入超大特大城市与适度规模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新周期？
王丰龙：我相信会有一个趋势的转变，这个转变会跟人们居住偏好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一方面，有些人慢慢会厌倦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节奏和压力，那他就会选择离开，去往性价比更高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另一方面，技术发展会不断弱化工作地与居住地的空间绑定关系，超大特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集聚需求相应下降，人口自然会逐步向外疏解。
同时，城市规划与空间布局也将发挥重要作用。诸如雄安新区等新城建设，在设计初衷上便承担着人口疏解和功能外溢的目标。通过这类规划引导和政策安排，可以有效避免城市出现过度集聚、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
雄安新区。（图/新华社）
既要有“面子”也要有“里子”
南方周末：你提出的“尺度陷阱”概念揭示了宏观统计指标与微观生活体验之间的根本性错位，在我们的观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结论，当很多城市还在比拼购物中心的数量和规模时，苏州、成都等非一线城市反而在“体验效率”上跑在了前面。怎么看待这种“规模”向“体验”的转向？
王丰龙：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的《消费城市》已经揭示了一种趋势，那就是城市对人的吸引力会从单纯的“创造收入”转向更加综合的“生活方式”和“宜居性”。这种转向，必然会通过人们的迁移决策和消费行为，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逻辑的变化。
另外，数字空间的发展也在重塑人们的消费逻辑。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甚至出现了一些纯粹的虚拟消费，比如电子游戏。这意味着，消费空间的内涵已经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了数字空间。
当我们讨论“体验逻辑”时，不能只盯着线下的购物中心、商业街区，也需要把线上平台的消费体验、社群互动等因素考虑进来。一个城市即使线下商业体量不大，但如果它的线上消费活跃、数字生活丰富，同样可以满足居民的幸福需求。
也就是说，衡量一座城市的发展，我们可能不仅要看它的GDP或者建成区面积，也要看它的生活品质，以及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南方周末：“非标商业”正在成为全国性趋势。当商业空间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政府的规划管理逻辑应如何调整？
王丰龙：人们在消费时为什么会感到幸福呢？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这个东西本身质量好；第二，它满足了我的需求、能给人提供价值。在幸福感研究中，前者对应着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感知，后者对应着心理评判的参照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座城市的消费空间要让人感到幸福，通常会涉及性价比、特色、品味、便利性，甚至是对顾客的尊重。但现实中存在一种现象：一方面，部分大城市受高地租影响，商业消费容易出现性价比不高、业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少小县城物价同样偏高，其根源在于缺乏规模效应，商家只能通过提高单价来维持经营。
从这两类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一是要尽可能降低实体商业的地租成本。线上消费以物流替代了租金，线下同样可以通过特色商圈租金减免、商业扶持等方式，减轻商户的成本压力，提升消费空间的整体品质。二是要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人流越集聚、消费越活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越有竞争力，居民的消费幸福感也会更强。
因此，针对非标准化的商业业态，我们既要深入了解大家的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空间，也要关注商业的规模效应，让业态具有可持续性。
不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个性空间是很难被规划出来的。统一的标准相对容易，规划出“不一样的东西”几乎不可能。所以，政府应该做的更多是基础条件的保障，包括物流、场地、质量监管以及对创新创意主体的资金、政策扶持。
南方周末：正如你所说的，消费空间需要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我们观察到，城市文化空间也在从大剧院、大图书馆式的宏大叙事转向“15分钟文化生活圈”式的社区介入。你认为这种文化服务的“尺度下移”对塑造居民幸福感、城市认同感产生了何种影响？面对这一变化，空间治理应如何转型？
王丰龙：我们的生活既需要巅峰体验，也需要日常品质。大剧院、大图书馆代表的“面子”，是节庆式的文化活动。“15分钟生活圈”代表的“里子”，则是更加回归日常的社区文化生活，其使用频率更高，对多数人日常幸福感的提升也更明显。
像社区书房、菜市场书房这些空间在城市里越来越多，本身就是空间治理需要回应的新趋势。与之相对应，治理应该更加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为城市的创意群体和日常使用者提供参与的空间。
南方周末：在“投资于人”背景下，城市治理中最应重视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幸福要素”是什么？这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王丰龙：“投资于人”首先对应的是“投资于物”，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注重物质资本的投资，也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现在固定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而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在冲击传统的就业结构，因此投资于人变得尤为必要。“投资于人”也需要回应人的基本需求，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至于最容易被忽视的幸福要素，一个是人的差异化需求，另一个是自我实现的机会。传统的城市设计往往基于统一性的考量，规划师认为哪种环境最好就这么设计。但实际上，老年人、二次元爱好者、远距离通勤者、低收入劳动者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千差万别，他们对于同一空间的偏好可能是矛盾的。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整合和回应这些需求，是新时期的城市规划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