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个月来，高市早苗频繁出访亚太国家，通过军事援助、安全合作和共同防卫机制扩大日本地区影响力。随着武器出口松绑和安全政策调整，日本正逐步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其背后，既有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不安，更折射出面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本文将解析日本近期一系列动作背后的逻辑及其局限。
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菲双方围绕地区安全议题密集发声、相互呼应，展现出日益增强的战略协同态势。5月28日，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
事实上，菲律宾只是日本近期亚太战略布局中的其中一个重要支点。在过去的5月，高市早苗密集访问越南、澳大利亚和韩国三国，并同步推出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系列动作反映出日本印太战略正在经历一次系统性升级。无论是在外交布局、经济安全合作，还是安全伙伴网络建设上，日本都在努力从地区秩序的参与者转向塑造者，并试图构建一个以自身为枢纽、具有明显对华防范色彩的区域合作体系。
01 日本印太网络的“去美国化”调整
长期以来，日本安全战略高度依赖日美同盟。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加速变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和政策取向的不确定性上升，日本开始越来越强调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动作用。
在此背景下，日本近年来积极推动所谓“小多边主义”外交。与冷战时期依靠正式军事同盟不同，日本更倾向于围绕供应链安全、能源合作、海上安全、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议题，构建多个功能性合作网络。这种合作机制参与门槛较低、政治敏感度较弱，更容易被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国家接受，也更符合这些国家普遍奉行战略自主、不愿选边站队的现实。此次高市访问的越南、澳大利亚和韩国，以及重点拉拢的菲律宾，便构成了日本地区战略布局中的四个关键节点。
越南是连接东南亚大陆与南海的重要国家，也是日本推进供应链重组和关键矿产布局的重要支点。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链调整加速，日本企业持续推动对华投资风险分散，越南成为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同时，越南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对于日本降低关键矿产供应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高市此次重点推进半导体、稀土开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并试探性讨论防务安全合作，反映出日本正试图将越南打造为其供应链重组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澳大利亚则是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石。双方签署《经济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在关键矿产、能源储备和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两国正在推动防务合作制度化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合作和军事协调。随着近年来日澳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关系朝着准同盟方向发展。
在韩国，高市则重点推动战略协同机制的恢复与强化。双方恢复“穿梭外交”，建立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并在液化天然气储备、经济安全合作等领域达成共识。从日本视角来看，韩国不仅是重要经济伙伴，更是东北亚安全架构中的关键一环。日本希望借助日韩关系改善，进一步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并提升其在东北亚事务中的影响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市此次亚太布局中，菲律宾正成为日本重点经营的战略伙伴。在高市与马科斯的会谈中，日菲双边关系被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事实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雷达装备和海上执法能力建设支持，双方防务合作不断深化。菲律宾已经从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合作伙伴，逐渐演变为其印太安全布局中的关键支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会上高调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表示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新角色”。与此同时，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也表示，菲律宾将进一步强化威慑能力，扩大安全伙伴网络，并持续深化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方面继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并试图将自身塑造为所谓“地区规则秩序”的维护者。日菲双方在安全议题上的高度协同，显示两国正在围绕南海问题形成更加紧密的战略配合。
这几个国家虽然地理位置不同、利益诉求各异，但都被纳入日本正在构建的区域合作网络之中。在这网络一结构中，日本扮演规则制定者、资源协调者和安全联结者的角色，而各国则根据自身优势承担不同功能。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覆盖整个印太地区、能够在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层面相互支撑的合作体系。
这是2026年2月9日在菲律宾巴丹省拍摄的“巴丹死亡行军”零公里纪念碑。1942年4月，日军在菲律宾制造了太平洋战场最臭名昭著的侵略罪行之一——“巴丹死亡行军”。历史学家估算，多达1.5万名盟军俘虏在行军途中死亡。新华社记者 张怡晟 摄
02 重援助影响轻意识形态的新版印太战略
与此次出访同步推出的新版印太战略，则进一步展现了日本战略思维的变化。
如果说2016年安倍晋三提出的印太战略，主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推进印太战略”的问题，那么高市版印太战略则更加关注“如何推进印太战略”的问题。两者虽然一脉相承，但侧重点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安倍时期的印太战略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是其核心叙事，日本希望通过价值观外交塑造地区共识，并与美国形成战略呼应。然而，高市版印太战略明显弱化了这一色彩。她刻意减少意识形态表述，转而强调“独立性”“韧性”“能力建设”等概念。高市不再强调国家之间应当如何选边站队，而是强调如何帮助合作伙伴增强自身能力、提高抗风险水平。
这种变化是日本吸取过去经验后的现实选择。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意味着卷入大国竞争风险，因此吸引力有限。相比之下，以经济发展、供应链安全和能力建设为名义推进合作，更容易获得地区国家认同。
更重要的是，高市版印太战略已经从原则性倡议转变为具体操作方案。与安倍时期侧重战略宣示不同，高市版战略附带大量项目清单、资金安排和执行机制，更像是一份具体的行动手册。
经济安全是其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近年来，日本越来越强调“经济安全保障”概念，将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能源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国家安全范畴。高市提出的“能源与资源供给能力强韧化伙伴关系”，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石油、天然气储备共享以及关键矿产合作，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区域供应链网络。
在关键矿产领域，日本正试图建立完整的稀土供应链体系。从澳大利亚采矿、马来西亚精炼，到日本国内回收利用废旧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部件，一个覆盖开采、加工和循环利用全过程的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其根本目标在于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推动海底电缆建设、开放无线接入网（Open RAN）以及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等项目，希望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未来技术领域掌握更多规则制定权。
除经济安全之外，安全合作已成为新版印太战略的另一根支柱。
近年来，日本正在逐步推动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安全化转型。过去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人道援助的资金，如今越来越多被用于港口、机场等具有潜在军事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巡逻船、通讯设备等安全领域项目。
与此同时，日本还建立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专门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防卫装备。短短几年间，该机制预算大幅增长，援助对象也迅速扩大至十余个国家。日本已经决定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提供沿岸雷达、巡逻艇和无人机等装备。
此外，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于2026年成立专门的“印太支援队”，通过培训、联合演练和装备输出等方式提升相关国家海上执法能力。
可以看出，日本实际上正在构建一套覆盖经济、海上执法和军事领域的综合影响力体系，从而主动塑造符合其自身战略利益的地区秩序。
5月19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03 竞争劣势是日本反华焦虑的根源
许多人习惯将日本这些动作简单理解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附属品。然而，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推动相关布局的主动性和迫切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
这种急迫感背后，是长期积累的战略焦虑。
首先是地位焦虑。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实现工业化，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逐渐形成了“日本领先亚洲”的自我认知。即便在二战战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0年代一度被认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经济霸权。这种长期领先地位塑造了日本精英阶层深层次的心理认知。
然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标志着东亚权力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此后，中国在经济、科技、产业和军事等领域持续快速发展，而日本则长期陷于低增长状态。对于日本而言，这意味着其长期习惯的地区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其次是模式焦虑。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亚洲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体系的成功范例。从明治维新到战后经济腾飞，日本的发展经验被许多亚洲国家借鉴。然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并未遵循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这意味着，日本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日本模式”不再是亚洲现代化的唯一参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日本在地区发展模式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也受到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认知层面和心理层面的。
第三是安全焦虑。
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中国海军远海活动能力不断增强，日本第一次需要面对自身在周边海空域优势相对下降的现实。对于一个高度依赖海上贸易和能源进口的岛国而言，海上交通线安全始终具有生存性意义。日本进口能源大部分经由南海和台湾周边海域运输。因此，无论是对台海局势的高度关注，还是对南海问题的积极介入，本质上都反映出日本对于自身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承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政策曾对盟友体系造成冲击，如今相关趋势仍在持续。日本战略界越来越意识到，美国虽然仍然是最重要的盟友，但未必会无限制承担地区安全责任。因此，日本必须提前为可能出现的战略真空做准备。
正是在这种战略焦虑作用下，日本近年来不断加快布局步伐。如果再结合近期日本国内安全政策调整观察，其战略意图则更加明显。上个月，日本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废除了此前将出口严格限定于非战斗用途的限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专守防卫”为安全政策基础，并通过严格限制武器出口塑造所谓“和平国家”形象。如今，日本不仅开始扩大防务装备出口，而且正借助军售、防务合作和能力建设援助，将自身影响力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持续扩展。
从ODA安全化、OSA扩张，到军售政策松绑和安全伙伴网络建设，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美国安全体系中的被动参与者，而是在美国主导的框架下积极打造属于自己的地区安全网络，并逐步掌握部分地区安全议程的设定权。
4月21日上午，日本大分县陆上自卫队“日出生台演习场”在训练过程中发生弹药爆炸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
04 排他性战略设计难以撼动大国格局
总体来看，日本正在从地区秩序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其对华战略竞争色彩日益明显。然而，日本所构想的地区战略体系仍面临诸多结构性限制。归根结底，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演变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而非排他性的战略设计。
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及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于绝大多数亚太国家而言，中国既是重要贸易伙伴，也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即便日本积极推动供应链重组和安全伙伴网络建设，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并不愿在中美竞争乃至中日竞争之间公开选边站队。无论是东盟国家还是南太平洋岛国，更倾向于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从各方合作中获取发展利益。这决定了日本所构建的安全网络天然存在边界，其影响力扩张也将受到现实条件制约。
因此，日本虽然能够在局部领域提升自身影响力，也能够借助安全合作扩大地区存在感，但要真正构建一个排斥中国、替代中国影响力的地区体系，则面临巨大的现实障碍。日本越是急于构建所谓替代性体系，越说明其对自身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感正在上升。对于一个真正具有战略自信的大国而言，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提升自身，而不是通过构筑排斥性的网络来遏制他国发展。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编辑｜彼得
本文为《洞见全球》栏目“亚太棋局”系列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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