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欧阳娉 整理：怀化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艺瑶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公坪镇通溪村，有个“博士书记”。
“博士书记”叫欧阳娉，1995年出生，博士毕业于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23年，她通过湖南省选调生考试，来到侗乡芷江，先后担任公坪镇通溪村党总支书记助理、公坪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等职。
三年来，欧阳娉一路脱下长衫、踩进泥土、扎根乡土，在烟火人间里践行“知行合一”，在田野阡陌间完成了一次属于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
三年来，通溪村变了。在各级组织的关心支持和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村集体经济从几乎为零到突破10万元，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市文明村”，建成全县第一个村史馆。通溪村的故事，还登上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学习强国”等媒体。而最大的变化，则是人心，老百姓精气神上来了，让村庄有了“魂”。
欧阳娉接受怀化日报社记者采访
抉择：放弃城市赴基层，这是一场漫长的“精神返乡”
博士毕业那年，我站在图书馆窗前，看广州的车水马龙，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家乡湖南的青山绿水。
当我选择考取湖南省选调生，扎根侗乡时，反对的声音还比较多。身边的朋友说，我大概是当年学院第一个没有选择从事科研而考取湖南选调生的博士。
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时冲动，也不只是职业上的一个选择，而是一场漫长的“精神还乡”。
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主攻元明清方向。那些年无数次在故纸堆里与先贤对话，杜甫写“安得广厦千万间”，范仲淹写“先忧后乐”——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从来不是吟风弄月之作，而是那些与苍生疾苦同频共振的文字。这些文人的书斋，从未与田野分离；他们的学问，始终与民生的脉搏一起跳动。
博士毕业时，也有几所高校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先到基层，先去最前线、最偏远的地方去磨砺自己的心智，找到作为中国诗人千百年来“修齐治平”的传统。到基层去，也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理想信念的一种践行。
导师最后跟我说了一段话，成为我下定决心的关键：“研究古代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通古今之变’，而是‘通古今之心’。古人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到今天还在百姓的疾苦里，还在时代的呼唤里。你去基层，不是离开学问，而是去印证学问、激活学问。”
我所驻的村叫“通溪村”，是公坪镇最偏远的村庄。第一次到通溪村，跟我预想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我之前是在广东、浙江这些发达地区读书，那边的农村给我们的印象是更现代化一点的。我第一次去通溪，车开进来就感觉路一直往山上走，后面我都快吐了。车停了，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安静，眼前一望无际的就是田和山，还有零零星星的几户人家。
那天，我跟随镇、村干部下田，有一条沟摆在大家面前。我预判，自己能跨过去。大家都让我小心。不料，只有我一脚跨出去后，没有跨过去。这条沟，不仅是我下田时物理意义上遇到的坑，可能也是我心理上遇到的第一个坑吧。
村干部一边拉我一边笑：“欧阳书记，路不好走。”他不叫我“博士”，叫“欧阳书记”——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接纳，也是一种试探。他们要看这个“博士”是站在田埂上指手画脚，还是愿意踩进泥里和他们一起走。
欧阳娉介绍通溪村村史
躬行：脱下长衫踏泥土，把论文写在通溪大地上
在基层的每一天，我都深刻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要脱下长衫，穿上短褂，挽起裤脚。高校里的田野调查，是走访、记录、整理、形成报告；而基层的调查研究，是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容不得半点虚浮与形式主义。
以我们探索的“互助养老中心”为例。通溪村留守人口几乎都是老人，平均年龄近60岁，更有不少独居在家的。到村一段时间后，我和村干部就想如何为这些老年人解决好养老的问题。最初，我们想照搬城市日间照料中心的模式，落地时处处碰壁——运营成本太大，而且与农村老人生活习惯并不相符。
我不再坐在办公室里空想设计，而是带着问题走村入户。利用周末时间，我和村干部辗转4个县市区，实地调研各地农村养老的成熟经验；回到村里，一次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坐在百年古树下倾听村民的真实想法。
后来走到村卫生室，我发现老人们没事就来量血压、拿药、闲聊——这是他们最日常的轨迹。受到启发，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土”的办法：在卫生室旁边建互助养老中心，投入最小、利用率最高。这就是互助养老之路的雏形，后来又拓展为生产、生活、精神“三位一体”。
生产互助提供代耕代种“六代”服务，生活互助推行“三长制”网格照护，精神互助则是建村史馆、办运动会。
我们还建立了农村助餐点，60岁以上的老年人，2元钱一餐。而且对于老人，我们还开展了一个“通溪村人讲村史”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给村民兑换奖品、颁发证书。他们积极性很高，非常开心，更有老党员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来参加活动。
因为这个模式的成功，通溪村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方法论：基层治理的有效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发现”出来的。它本来就潜伏在群众的日常行为里，潜伏在乡土社会自有的资源网络中。干部要做的，是带着问题下去，在“走”中发现答案。
板凳上都是问题，走出去才有办法。打造“百年古树宣讲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做了一个政策理论的宣讲。我发现一个怪现象，我们干部到上面照本宣科讲得很起劲，然而群众在下面都低着头不说话。
我分析问题不出在内容上，而是出在形式和空间上的“三个脱节”：场所脱节，会议室是“权力空间”，群众进去就有压迫感；形式脱节，单向灌输违背了乡土“双向互动”的沟通习惯；内容脱节，宣讲中的宏大叙事与农村实际的柴米油盐关联性不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村里有3棵百年古树，村民常年在那儿乘凉聊天，成了“农村情报中心”。
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要让群众来我们的空间，而不是我们去群众的空间？于是，我们添了几条石凳，顺势嵌入进去。古树本身就是村庄的“活历史”，在这里宣讲，干部是“加入”而非“入侵”。不用讲稿、不用PPT，就用土话；更重要的是设“树下恳谈”，让群众提问题、当场给说法。循环往复，信任就建立起来了。通过这个渠道，我们解决了20多件民生实事，比如，垃圾小屋、人居环境整治等。
“百年古树宣讲点”的宣讲，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参与，到如今开展了40余场活动，场场座无虚席，宣讲事迹还登上了《人民日报》。
收获：在基层淬炼青春成长，通溪就是“我的阿勒泰”
在通溪村这三年，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刚到村里的“听不懂、融不进、干不来”。有时候晚上在村里走，家家熄灯得早，路边只有虫叫，脑子里反复闪过一个念头：我读了二十多年书，在这里到底能干什么？
最想放弃的一次，是花了很长时间策划的产业对接活动效果不佳。我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来错了？
让我坚持下来的，是那些具体的瞬间——老人修好屋顶后说“你比亲闺女还亲”，丰收运动会后追着问“明年还办不办”，村史馆开馆那天老奶奶捐出族谱说“没有遗憾了”。
这些瞬间让我明白：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对那些具体的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任何困难都打不倒的力量。
博士学的知识，在乡村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人这样问我。
作为中文博士，我的专业在产业中可能不直接解决技术问题，但能够解决品牌、传播、文化塑造的问题。我帮村里设计农产品包装和品牌故事，策划开展“我在芷江有亩田”认种活动，让消费者买的不仅是米，是“来自湘西大山里的一份乡愁”。
在通溪村这几年，得益于上级组织的悉心指导和镇村两级干部的并肩奋斗，村集体经济从几乎为零到突破10万元，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建成全县第一个村史馆。
但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人心。村史馆建成后，村史散文在《中国青年》等媒体发出去之后，很多在外年轻人留言：“以前嫌村子穷说出来丢人，现在才知道咱村有这么多故事。”他们开始愿意回来，开始觉得“这是我的村，我的家”。
一个村庄最重要的是有魂。魂回来了，人就有劲了。文化是可以感召人、鼓舞人、凝聚人的，这就是文化治理的力量——用“根”把飘散的叶子重新聚拢。乡村振兴，塑形更要铸魂。
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偏远、质朴、寂寂无闻，却有最纯粹的人情、最坚韧的生命力、最动人的日常。通溪也是这样——四面环山，常住人口不到一百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但在通溪，老人弯着腰在田里插秧，邻里搭把手帮衬，村里老人捐出50年前的荣誉证书时只说了一句“放在村史馆大家都能看到”。这种朴素和坚韧，和《我的阿勒泰》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
我刚来通溪的时候，入村走访，我说要给这个村写部村史。当时，我走到一位80岁的老爷爷家里，我问：“爷爷，咱村里来过什么大官、大领导吗？”
他很坚定地告诉我：“来过”。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我马上问他，来过哪位大领导。他跟我说：“来过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对我是很触动、很震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心中是一种精神符号、精神象征，是我们一种理论学习的源泉。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在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地方，从一个老爷爷嘴里说出——“这里来过中国共产党”。
后来我才知道，以前这个地方曾被土匪占据。后来是解放军过来了，湘西剿匪，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此后，从分林到户到改革开放，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通溪村走过的路，正是中国农村变迁的一个缩影。这让我意识到：一个再小的村庄，只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机和出路。我想，这就是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注脚。
我的导师说，研究古代文学的最高境界是“通古今之心”。在通溪，我找到了这颗心——它就在古树下每一场宣讲里，在村史馆泛黄的族谱里，在互助养老中心传出的笑声里。
这就是我的阿勒泰，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找到的精神坐标。
记者手记：
博士之“博”，不在学历而在格局
与欧阳娉对话的那天，我看到的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博士，而是一位把心沉在泥土里、把情系在百姓间的基层干部。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乡，从三尺书斋到田间地头，她放弃坦途、选择坚守，用青春作答，用行动印证着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担当。
她也曾摔进泥坑，也曾听不懂方言，也曾在迷茫中怀疑自己。但她没有退缩，而是脱下“长衫”、穿上“短褂”，把论文写在田野上，把初心落在行动中。她用知识赋能基层，用温情点亮山乡，更用坚守告诉我们：基层从不辜负每一份热爱，百姓从不忘却每一份付出。而这份成绩，同样凝结着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基层同事们的汗水。
博士之“博”，不在学历，而在格局；青春之“美”，不在光鲜，而在奉献。欧阳娉把通溪当作“阿勒泰”，把基层当作“精神原乡”，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愿更多青年以她为灯，奔赴基层、扎根大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成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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