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日本，站在世界经济的顶峰。海外净资产连续六年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全部登顶，人均GDP碾压欧美。街头随处可见挥金如土的富豪，有人花250亿日元拍下凡・高的名画，还扬言死后要带进棺材烧掉。可就在这片纸醉金迷之下，一场席卷全社会的精神灾难正在爆发。精神科门诊排起长队，心理咨询所门庭若市，无数年轻白领掏空积蓄，只为参加一场能让他们“爱上自己”的神秘活动。
花50万买“爱自己”：一场精心设计的精神PUA狂欢
24岁的森由香里在东京一家大中型广告代理公司上班。刚入职的她在工作中毫无自信，开会时永远是男同事发言，她鼓起勇气说的话从来没人重视。从上学时就刻在骨子里的自卑感，让她一直渴望变得“强大”。同事广美告诉她，自己以前也极度讨厌自己，参加完一个活动后终于学会了喜欢自己。这句话，让由香里动了心。
某个周日下午，她跟着地址来到东京市中心一家酒店的会议室。房间里挤了将近一百人，男女各占一半，女人们穿得像参加派对。两排老学员站在门口夹道欢迎，广美也在其中。活动从自我介绍游戏开始，讲师要求大家十分钟内认识尽可能多的人。性格内向的由香里只被动和十个人打了招呼，可这只是“准备活动”。游戏结束后，她当场交了12万日元报名费，报名了接下来连续四天的学习班。
四天的学习班依旧在宾馆举行，一百个年轻男女分成十人一组。他们先分享童年的快乐与悲伤，再男女面对面坐下，只能倾听对方的故事，不能提问也不能发表意见。话题越来越沉重，由香里在第三天就沮丧到了极点。可讲师告诉他们，这是重新审视自己、发现内心真实情感的过程。参加活动的人大多二三十岁，有老师、护士、编辑、计算机工程师，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痛苦：自我厌恶、失恋、职场迷茫、人际关系失败，所有人都渴望重塑一个更好的自己。
由香里对这次的结果并不满足。两个月后，她又花25万日元报名了更高一级的箱根五天四晚集训。这次只有五十个人参加，主办方包大巴把他们送到集训地，分成七人左右的小组，每个小组配一名组长。讲师先让每个人写下五六个自己的缺点，强迫他们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再让大家写出内心渴望的东西。随后，他们打乱小组和陌生异性面对面，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对方的缺点，话说得越狠越被认为是“为对方好”，被说的人不能有任何反驳。有人骂由香里“心眼坏、性格阴暗”，她当场就发了火，可讲师却说，这是让她发现内心潜在情绪的方式。
随着活动推进，由香里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组员们开始夸奖她性格开朗，说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一无是处。最后一天，讲师让所有人摘掉眼镜、隐形眼镜、戒指、手表，脱掉鞋子，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音响里放着舒缓的音乐，讲师用低沉的声音引导他们回忆童年，说出所有想对父母说却没说出口的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密室里，所有人都卸下了防备。有人哭喊着责怪父母早逝抛下自己，有人控诉父母对自己的冷漠，整个房间充斥着抽泣和嚎叫声。由香里正对着母亲发泄不满时，背后传来一阵香水味，外国讲师紧紧抱住了她。这个在小组里一直被当成另类的女孩，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动。
情绪达到顶峰后，讲师开始引导他们接受父母的一切，包括缺点。在集体催眠般的氛围里，所有人一边哭一边点头，仿佛真的和过去和解了。紧接着，讲师让他们分享异性关系和性经历。由香里事后回想起来只觉得厌恶，可当时她却把和前男友的所有细节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有女人当众讲述自己被父亲性侵的经历，现场的男女互相拥抱、亲吻，陌生人之间仿佛没有了任何壁垒。活动最后，讲师要求他们回到房间，裸体站在镜子前画出自己的身体，再回到小组向所有人介绍自己的裸体，讨论腿粗、胸小这些身体缺陷，甚至分享自慰和性生活的琐事。
这场集训结束后，还有更多更高级的活动等着他们，全部参加下来需要五十多万日元。可即便价格高昂，年轻白领依旧趋之若鹜。这些活动用人工营造的虚拟亲密感和情绪宣泄，让那些被自我否定折磨的人产生“被接纳”的错觉。他们被社会灌输的价值观绑架，用脑子聪不聪明、工作好不好、对公司有没有贡献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一旦达不到标准就陷入无尽的自责。这些 “不会珍爱自己的人们”，最终只能花钱从别人手里购买虚假的自我救赎。
富豪帝国的底色：每天工作14小时，家只是睡觉的地方
日本能成为人人艳羡的“富豪帝国”，靠的是全民近乎疯狂的劳动。官方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比德国人多五百多个小时，可实际情况远比数据糟糕得多。几乎所有企业都在隐瞒真实的加班时间，只为了压缩人力成本。
大型城市银行A银行明确规定，中层领导每月加班上限25小时，男性办事员22小时，女性办事员10小时。超过这个数字的加班，不会有任何加班费。能否控制加班预算，是评价分行行长能力的重要指标。于是，所有员工只能被迫无偿加班。被评为“早下班模范分行”的东京上野分行，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按照标准工时计算，每人每月平均加班已经达到50小时。连模范分行都如此，其他分行的加班情况只会更严重。
这种现象在金融行业普遍存在。1989年，财产保险公司工会对两万两千多名员工进行调查，即便是非繁忙期，电算部门的男性职员也只有32.1%能在晚上八点前下班，38.5%在八点到十点间下班，剩下29.4%要熬到十点之后。女性的情况稍好，可也有10.1%的人十点后才能离开公司。东京的轨道交通晚高峰持续到深夜，女性乘客的比例明显上升，正是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加班大军的证明。
除了超长的工作时间，漫长的通勤也在消耗着上班族的精力。欧共体国家75%的人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96%的人不超过一小时。而在房价飞涨的东京圈，只有32.4%的人能在半小时内到公司，66.3%的人通勤时间在一小时以内，超过三成的人单程通勤要花一个小时以上。
四十出头的A先生，在一家几百人的大公司担任管理岗，年收入在720万到1000万日元之间，属于超过平均水平的富裕家庭。妻子在孩子长大后找了一份兼职，一家五口的生活看似美满。可A先生的一天，却被工作和通勤填得满满当当。他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二十五分出门，坐一小时十分钟的电车到公司，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晚上十点半左右到家，十二点准时睡觉。从进门到睡觉，他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吃完晚饭、洗完澡，就到了该上床的时刻。他在调查问卷中明确表示自己过劳，心理上的疲劳感远大于肉体上的疲劳，还特意在“需要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句话下面画上了波浪线。
从整体调查数据来看，东京市中心的公司职员，除掉休息时间的纯劳动时间为九小时二十分钟，44%的人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才能到家。他们每天在家的时间约为十二小时九分钟，减去六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醒着的时间只有五个多小时。再扣除吃饭、洗澡、上厕所、整理仪表这些必要时间，真正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家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吃”“洗”“睡”的地方。他们没有时间分担家务，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和老人，所谓的男女平等，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整个东京正在变成一座24小时不夜城。私营电视台推出《直播到天明》的深夜节目，大街小巷开满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和全球的经济往来不受时差限制，写字楼深夜依旧灯火通明。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计算机网络，实行倒班制、错峰上班制，把生产和经营活动延伸到一天的每一个时刻，也把人的时间切割得支离破碎。
技术的反噬：当机器变高效，人变成了随时报废的零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让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这场危机反而成了日本企业转型的契机，他们开始大规模推进微电子技术革命，用技术提升生产效率，精简人员，渡过难关。
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的普及，让工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自动化。从前需要熟练工靠经验和直觉完成的高精度加工，现在通过电脑数字控制就能轻松实现。从单个工艺的计算机控制，到整个工厂的自动化，再到总公司和各地工厂、贸易公司、销售公司的联网经营，微电子技术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工厂自动化之后，办公自动化的浪潮接踵而至。办公电脑、文字处理机、传真机飞速普及，从前依靠人力完成的计算、记录、沟通工作，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
这些技术帮助日本走出了石油危机的阴影，一跃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可创造出巨大财富的生产系统，也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微电子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让企业拥有了更精准、更严密的管理手段，把员工牢牢控制在系统之中。
证券公司会收集每个员工六七百项个人信息，中层领导只要输入下属的密码，就能在终端机上看到所有人的销售业绩和全部个人资料。寻呼机的普及，更是让员工彻底失去了私人时间。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和客户签订了24小时技术支持合同，随后给所有员工配备了寻呼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寻呼机响起，员工必须立刻响应公司的紧急呼叫。一名技术员透露，他一年一共接到了十二次紧急呼叫，每次都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
高强度的工作和无处不在的监控，让人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亮起了红灯。日本劳动省1987年对近八千家企业、一万五千人进行的健康调查显示，82.9%的受访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自觉症状，67.3%的人感到身体疲劳，72.2%的人有精神疲劳，中层干部的精神疲劳比例达到79.5%，55.5%的人表示有强烈的不安、烦恼和心理压力。
长期坐在显示器前工作的女性，健康受损尤为严重。针对财产保险行业的调查显示，63.4%的女性有视觉疲劳，44.3%的人肩膀酸痛，35.2%的人视力下降，还有不少人出现头痛、腰痛的症状。很多年轻女性不得不经常光顾按摩店和针灸馆，甚至养成了泡温泉的习惯，小报和周刊杂志还专门做过“年轻女孩过着中年大叔生活”的专题报道。与此同时，女性的生理权益也在被不断侵蚀。1987年，还有70%的女性能请到生理假，到了1991年，这个数字骤降到了 40%。
比身体疾病更可怕的，是精神层面的崩溃。东京大学医学部的调查显示，55.8%的人显示出强迫症的倾向。有人早晨出门后，会反复回家确认门锁和煤气有没有关好，根本无法正常上班；有人患上运势恐惧症，必须右脚先踏进公司大门，否则就会一整天坐立不安；有人害怕乘坐轨道交通，坐新干线时会觉得在密闭空间里喘不过气，甚至产生跳车的念头；有人看到利器就担心会刺伤别人，看到绳索就害怕会勒死孩子，必须把所有尖锐和细长的东西都收起来才能安心。洁癖患者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有人每二十分钟就要洗一次手，每次都要打很多次肥皂使劲搓洗；有人每天要洗好几次头发，否则就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
这些人平时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过着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他们时刻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完美，被内心的另一个自我苛责到身心俱疲，只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独自承受痛苦。
骑上独轮车的人：不跑到累死，就永远停不下来
这种被工作裹挟的状态，并非企业圈独有。1990年，朝日电视台制片人近藤洲弘在家中感觉身体不适，送医不到一天就离开了人世，享年53岁。就在他去世的十三天前，他负责的电视剧《吉宗评定记：暴坊将军》在东京地区获得了23%的收视率，刷新了历史纪录。可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这个好消息。
近藤洲弘常年在京都的拍摄现场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到东京的家。在电视台，收视率是决定节目生死的唯一标准。哪怕已经拿到两位数的收视率，只要稍有下滑，领导就会立刻要求其他制片人拿出新的节目方案。制片人看似掌握着参演者的生杀大权，可实际上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争取有名的演员参演，他们需要动用所有的人脉资源，个人时间被完全剥夺，只能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工作。他们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本质上是害怕被踢出这个行业。
娱乐评论家加东康一在得知近藤洲弘的死讯后，写下了一篇充满切肤之痛的短文。他说，这个行业的人就像骑在一辆随时会倒下的独轮车上，只要停下就会摔倒，人员纠葛接二连三，只能一直骑到自己累死为止。加东康一自己也因癌症住院七个月，住院期间他一直在反省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可他也承认，现实就是不把自己累倒，就根本停不下来。最终，加东康一也因癌症去世，和他笔下的制片人一样，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泡沫经济的疯狂，让整个社会的焦虑感愈演愈烈。当时全日本的土地总价值，足够买下二十个美国。少数资产家把持着不断暴涨的土地，靠资本收益疯狂敛财。日本的国民劳务总收入总额只有三百五十万亿日元，可资本收益却高达五百万亿至一千万亿日元。在这个挥汗劳动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人心不可避免地走向扭曲。所有人都被裹挟在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刚达成一个目标，更高的目标就立刻被推到面前，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三十多年过去，日本的泡沫早已破裂，可“饱食穷民”的困境却跨越了时代和国界。那些花高价购买自我提升课程的年轻人，那些凌晨三点还在写字楼加班的打工人，那些被KPI和业绩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都在经历着和当年日本人相似的痛苦。物质的富足从来没有带来精神的安宁，当整个社会都以效率和财富为唯一标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庞大机器上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