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本回望北京——人文清华讲坛“在历史与生活的现场”冯乃希演讲实录

在信息高度流通、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现场感”的独特意义？5月25日晚7点，“人文清华”讲坛特别节目，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专场，宋念申、冯乃希、魏然、严海蓉四位学者以“在历史与生活的现场”为主题，以扎根田野、重返历史的体悟，引导观众通过“现场”感受历史，理解他人，重构自我。

线上线下超过240万观众跟随四位学者感受“现场”的力量，重新理解历史、文学、世界与乡村。

我们将为大家陆续刊发四位老师的演讲实录。

以下为冯乃希副教授演讲实录整理稿，约7000字。

她将带我们走进历史文本与图像中的北京，在明清文人的游记、清代都城的典籍与近代摄影的凝视中，重返北京的历史现场。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冯乃希。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我们生活在这里，而这座城市也构成了我长期研究的话题。大约二十年前，我来到北京读大学，当时学习的是文物建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北京这座城市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它有清晰的中轴线，左右对称，东西分明；街道宽阔，方向规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显得非常方正。与此同时，在这样高度规划化的城市空间之中，又潜藏着大量胡同；许多大院、小院层层叠叠、彼此交织。探索北京的空间，曾经是我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活动之一。

后来，我逐渐转向文学研究，也慢慢发现，许多文学作品都以北京为主题，或者以北京为背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之中，北京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象，也与不同的人不断发生互动。于是，我心中逐渐萌生出一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如何理解北京？人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经历了什么？他们又为什么留下如此纷繁各异的文学作品？这些创作最终又如何影响我们今天对于北京的认知？

研究北京可以有许多方法。学者们已经从城市规划、建筑史、社会经济、市民文化等角度，对北京进行了广泛研究。而我的方法，是通过文学性的解读重新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希望借助文字、文本和图像，重新回到那些作者生活过的历史现场，去听一听他们的声音，看看他们想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也想观察，在写作过程中，他们表达了怎样的感受，又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对于北京的认识。

接下来，我希望通过一组问题，带领大家一起回到我所探索的北京那些纷繁多样的历史现场。每到春天，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新闻：大风天气预警来了，沙尘暴来了，扬尘也来了。近年来，杨柳飞絮、花粉过敏也让不少朋友苦不堪言。于是有时我们会觉得，北京的春天确实不太好过。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北京有点“苦”，但大家还是要来？

实际上，这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四五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明代人就已经产生了类似的疑问。我们先来看一组三兄弟：他们来自湖北，是明代晚期著名的公安派散文家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位文人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广泛游览京城，为我们记录了北京美丽的山水风景，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北京生活的抱怨。

先来看袁中道的《游高梁桥记》。高梁桥位于今天西城区和海淀区交界处，有河、有桥，景色颇佳，是明代许多人郊游的胜地。袁中道记录的，其实是一场被风沙打断的、不太成功的旅行。当时已是农历三月，天气却依旧寒冷。袁中道和朋友们来到高粱桥，坐在柳树下，刚准备饮酒，大风却突然袭来，尘埃蔽日，对面不见人。风沙吹进每个人的嘴里，嚼起来“嘎吱”作响。于是，他们只好赶紧穿上厚衣服，戴上厚帽子，悻悻而归。

他的兄长袁宏道也在著名散文《满井游记》中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他说，燕地非常寒冷，即使到了阳春二月、三月，也常常有冻风，有风沙走砾。兄弟二人不免抱怨：在北京生活确实不太容易，京官也并不好当。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北京的生活有点“苦”，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来到这里？我想，这就要回到北京本身的重要性。

让我们先看明代的时间线。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将都城定在南京。朱元璋去世后不久，朱棣发动政变，并于1402年登基，史称永乐皇帝。登基之后，他很快宣布将当时的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将其设为新的国家都城。从1403年起，北京开始作为都城进行营造。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北京城陆续出现了皇宫，也出现了许多宫廷园囿。到1421年，北京的营造基本完成，也由此开启了作为王朝政治中枢的使命。

明代的北京，是一座坐落在边疆上的城市。这座边塞都城非常特殊，明代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王嘉谟在《北山游记》中说，汉代都城长安距离边疆很远，大约有千里之遥；唐代都城距离边疆也有数千里。可是明朝不同，京师就在边疆之上。在北京周边，人们可以看到居庸关、古北口、紫荆关这些极其重要的关隘，它们共同拱卫京师。

王嘉谟还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比喻：国家好比一个强壮的身体，北京就是这个身体的头脑，而居庸关、紫荆关等关隘，就是身体的咽喉与脊背。一旦敌人进攻北京，若攻占居庸关或紫荆关，就如同扼住了咽喉、控制了脊背，国家必然会陷入危机。这意味着，北京至关重要。虽然它的自然环境并不总是友好，但人们仍然要来到这里。

于是，我们看到大量来自江南的文人学者纷纷奔赴北京，在这里读书、考试、做官、谋生。再来看王衡。他来自苏州，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江南士人。他的父亲王锡爵曾任明朝内阁首辅，他的儿子王时敏则是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和诗人。由于政务原因，王衡很长一段时间跟随父亲生活在北京，也展开了对于北京的游历。

王衡撰写的《游香山记》，记载的就是他到今天的香山游览风光的过程。他走的是晚明时期非常流行的一条京郊旅游路线：从城里出发，经过西直门，一路向西北，路过今天的海淀、颐和园、圆明园一带，再进入香山，游览古寺和山林。王衡特别高兴，因为他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一片非常美丽的“西湖”。湖中有荷花，周围有稻田，在草长莺飞的时节，让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体会到了江南三月天的气息。王衡说，他非常高兴，于是喝了一杯酒。

后来我便疑惑：这个“西湖”究竟在哪里？我查阅了许多文献，也实地踏查了我们熟悉的海淀一带，发现这个“西湖”其实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在明代，它还只是一个比较小的水域，北边有一座小山丘，总是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当地人把这座小山丘称作“瓮山”，也就是水瓮的意思。

这一带地势低洼，在当时确实可以种水稻，也能养荷花、养鱼。因此，许多明代文人特别喜欢来到这里。因为当他们闻到荷花的香气，看到芦苇的风姿，确实能体验到一种江南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原来江南意象真的构成了北京美景地图的重要底本。

到了清代，更多皇帝也按照江南意象来营造北京。比如在圆明园，乾隆对照杭州真正的西湖展开营建，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波澜壮阔的福海；福海周围也再现了燕地之中独特的江南胜景。颐和园一带在清代也经历了多次改建。王衡笔下那个小小的“西湖”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了今天清波荡漾的昆明湖；而它北侧那座光秃秃的瓮山，也逐渐拥有了更多植被和绚烂的亭台楼阁，并有了一个更吉祥、更好听的名字——万寿山。

谈完北京令人苦乐交织的感受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北京的日常。相信今天现场的朋友们也来自五湖四海。在清华园里，我们很容易看到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朋友们行色匆匆地走过；在我的研究所，同事们也来自世界各地。当大家来到北京，会发现这座城市在气质上并没有那么排外。它欢迎大家，也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开放意味。如果去三里屯、国贸、建国门走一走，也很容易看到北京高度国际化的风貌。那么，北京为什么能够包容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不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三百年前，去看看清朝的北京。

其实，中国历代都城都有一种国际性，这是今天的我们有时不太容易想象的特征。比如唐代长安城，就曾经生活着大量来自欧亚大陆各个国家的人，他们说着不同语言，也有着不同面孔。同样，文化多元也是清代北京的重要特色。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对北京而言也非常重要。明代北京还坐落在边疆之上；到了清朝，中国疆域极大拓展，北京便从边疆变成了物理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它连接着广袤的北方和中原，也在文化上与东北、蒙古以及西北地区持续互动。我们看到，这座都城的文化多元性空前提高。

在我的故事里，乾隆当然不会缺席。乾隆是清朝最高产的诗人，也是非常积极的文化艺术鉴赏者。网友们常常拿他开玩笑，说他的印章遍布中国古代名画。实际上，乾隆确实是一位热衷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读书人，他也非常关注北京的建设与北京的文学展演。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叫作《钦定日下旧闻考》。“日下”就是北京的意思。这部书卷帙浩繁，共160卷，160余万字，在18世纪下半叶刊刻完成；与它同时推进的，正是大家熟悉的《四库全书》典籍计划。

《钦定日下旧闻考》是我们目前所见传统中国规模最大的北京典籍，涵盖了北京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物产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古代人完成的一部规模最大的北京百科全书。这本书的底本是《日下旧闻》，作者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朱彝尊在17世纪下半叶认真检索了约1700部文献，抄录其中与北京有关的部分，完整追述了北京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朝晚期的历史文化。

乾隆本人非常欣赏这部作品，但也有些不满意。因为他认为，《日下旧闻》还没有展现清朝北京的新建设和新成就。于是，在编纂《四库全书》之际，他推动文臣们开始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大家在图片里看到的这一盒，其实只是这部书的一卷；如果160卷摞起来，恐怕要比我还高。

再来看乾隆如何回应自己的这项文化工程。这是他为《钦定日下旧闻考》题写的两首诗。在这里，北京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风貌。乾隆提到了三个地方：刚才宋老师提到的沈阳，我这次演讲中提到的北京，以及位于西南地区的金川。

在第一首诗中，乾隆说，他年轻时曾为沈阳用满汉双语写过《盛京赋》，歌颂龙兴之地的淳朴和武力的强劲。后来，他又为北京写下成百上千首诗，歌颂卢沟晓月、金台夕照这样的燕京八景。在乾隆看来，沈阳是淳朴、敦厚的，而北京是富庶、繁荣的，这两个城市共同构成了这个王朝文化风俗的重要核心。

在另一首诗中，乾隆还把北京典籍的编纂成功以及《四库全书》的刊行，看作其文教事业的胜利；并将其与西南地区战争胜利和治理平定并置，视为王朝文治武功的成功。

这一时期，北京的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纷至沓来。这是1920年代外国摄影师镜头下的北京。北京的多元文化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风味。摄影师怀特来自美国，曼尼来自英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镜头和视觉语言，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讲述这座帝京的风貌。这里的许多影像，也都是清朝文化遗产的证明。

第一张照片，是古观象台上的浑天仪。其中许多天体观测和测量技术，是欧洲传教士在明清时期带到北京的。第二张照片是雍和宫，大家对这个地方一定很熟悉。这里的僧人穿着藏式僧袍；在北京，我们还可以看到雍和宫、黄寺、五塔寺等具有藏传佛教文化风貌的空间。第三张照片是骆驼队。骆驼确实曾经长久地生活在北京，它们等待在城门和城墙外，带着人与货物持续流动，构成了从明代到民国时期非常独特的北京风景。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正阳门外大栅栏一带的杂货店，店里有许多日用品和小玩意儿供人选购。

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说着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纷纷在北京拓展了自己的生活。直到19世纪晚期，清朝末年的北京仍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城。但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高歌猛进，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古都的衰落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文明古都？让我们看看20世纪初的北京经历了什么。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维持了千年的封建帝制画上句号，北京成为这一时期的新首都。但接下来的十几年并不太平，北京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也目睹了一系列革命。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京失去了维持数百年的都城地位，改名为北平特别市。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北平城中依旧保留着大量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也有大量学者、读书人和学生生活在这里。于是，在许多人眼中，北平变成了古都、旧都和故都。

同样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们也在许多人的镜头下看到了古典的北京。第一张图是故宫太和殿，即使荒草丛生，我们依旧能体会到这座建筑的巍峨。第二张照片是颐和园著名的长廊，苏式彩画熠熠生辉。最初看到这两幅照片时，我能体会到摄影师一定非常热爱这两处景点，因为他不仅制作了黑白照片，还在黑白照片的基础上用绘画方式增添了绚丽色彩。他想表达的，或许正是见到这些景点时的惊艳心情。

第三张照片是圆明园西洋楼一带遗址。精美的雕刻坍塌在草丛中，如同古罗马的废墟。仔细观察照片，还可以在黑白影像中隐约看到或许是火烧留下的黑色烟痕。最后一张照片，是从城阙远望八达岭长城，长城就这样巍峨地盘桓在山上。怀特的摄影传递出一种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它其实寄托着当时人们对于古都的想象和怀念：那是一种略带陈旧、宁静而美丽的气质。

怀特的摄影大获成功，到30年代在中国各类报刊上广为流传。这是1930年上海《良友》杂志上的画面。左边这张照片，就是刚才看到的从城阙望长城；《良友》的编辑很有意思，他为这张照片配上了一幅构图相近的图像，右边是纽约百老汇街道上的高楼大厦。编者说，左边是古代的东方文明，右边是雄劲崛起的现代西方文明。我们的长城虽然古老、悠逸、宽宏，但那是古人的荣耀；而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今天中国的现代命运又将走向何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和广袤的北方领土。到1933年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但华北一带的危机持续加深，古都的平静最终被打破。1934年，面对这样的凋敝时局，北平市政府决定启动一项计划，名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它的意图，是振作民气，重新在人们心中确立文明的信念；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宣告，北平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略、摧毁、破坏它。

这项文化工程在当时也引发过一些争议。有学者质疑：既然大敌当前，有限的资源是否更应投入抗战，而不应投入修缮文物的事业。今天我们暂且搁置这样的争议。实际上，在我看来，到1935年，“古都”的意味已经发生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

1935年12月，北平市政府发布了一本全新的北平旅行指南，名为《旧都文物略》。这本书中，中国摄影师为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它们大多看上去平和中正，就像我们在左边看到的正阳门、西直门那样巍峨壮观，仿佛是一张张标准的“证件照”。但实际上，这些照片并不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打卡指南，而是对一座城市精确图像的保存，是保存国家文物记忆的重要尝试。

当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也不免发出疑问：这难道只是对于名胜古迹的简单复制吗？中国摄影师的摄影，与当时外国摄影师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后来我仔细研读这部作品，发现其中的名胜古迹已经不再只是悠久历史和文明的象征，而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载体。

右边的照片是京张铁路青龙桥站前的詹天佑像。编者有意凸显詹天佑的成就，也有意描述京张铁路建设的艰难，以及建成之后中国人心中的骄傲。在编者看来，古都并不是垂垂老矣的；它也在拥抱现代文明，拥抱新的生命可能。

我由此想到，既然长城和京张铁路都延伸到北京西北部的山中，当时的人如何认知这两个景点？他们又曾经作出怎样的评价？后来我继续检索文献，发现1936年前后，北京或者说北平城中流行着一种很有趣的“乘坐火车长城访古”专线。游客可以在北平城搭上火车，沿京张铁路一路经过今天的清华园、清河、沙河镇、昌平，到达南口，再抵达青龙桥。到了青龙桥，大家可以下车，步行大约半个多小时，去观览八达岭长城。

在当时作者们看来，长城是古代君王抵抗外来侵略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坚毅、隐忍性格的表达。同样，与长城并置的京张铁路，则是一种新的现代化召唤。它提示着古都北京以及中国，都将步入下一个历史阶段。

然而，时间仍在向前滑动，战争最终到来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炮火震惊中外。很快，关于古都、关于文化城的影像传遍大江南北，并发挥了重要的战争动员作用。这是1937年夏天在上海发行的《新中华》杂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古都的新影像。

左边的照片中，战士的身躯已经与卢沟桥上狮子的雕塑重叠在一起。编者在这里写道，卢沟桥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即使此时北京已经不再是首都，北平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意味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右边这张照片中，相信大家会看到熟悉的地方：上方是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左下是清华大学老礼堂，右下则是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就是今天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在的那座建筑，坐落在北海旁边。博物馆、学校、图书馆，共同构成了这座文化古都的缩影。于是，“保卫我们的故都、保卫我们的文化城”，成为广为传唱的抗战口号。这座古老的都城，终于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分开。

今天，我们通过三组问题，重新回到了三个历史时段，也看到了不同人的历史现场。在不断解读前人的写作和图像摄影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只是记录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物理城市。在这些表达之中，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人们的心情：他们或许忧虑，或许惆怅，或许愤怒，或许骄傲，或许喜悦。

回顾北京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真是千人千面；每一个人的书写，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形象不断变化：它有着强烈的向心性，也有着多元与包容的特质。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中国历史内部那种沉重而坚定的声音，它连接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研究完北京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释怀了。那些看似恶劣的天气，或者拥挤的交通，已经不再构成困扰。那种感觉该怎么说呢？就像我骑着自行车向东远眺，随手拍下这样一张照片：近处是北海的团城，中间是故宫的角楼，远处是高耸闪烁的中国尊。这样浓缩的历史，这样湛蓝的天空，这样洁白的云，让我爱上了北京，爱上了这座古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