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将欧洲排除在伊朗谈判外，因其不愿分享外交成果，且地区国家更关切自身安全。
欧洲从伊核协议主导者沦为边缘角色，因未能兑现承诺且日益追随美以立场，失去伊朗信任。
欧盟因乌克兰战争将伊朗划入敌对阵营，并支持美以军事行动，进一步削弱自身斡旋空间。
欧盟目前每天因能源价格上涨损失5亿欧元，但利害关系仍不及伊朗邻国直接关乎存亡。
欧盟若想重获影响力，需发挥在环保、基建等领域的专业优势，而非延续军事化对抗思维。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伊之间可能达成某种谅解时，他先后致电多个地区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约旦，以及单独联系的以色列。通话名单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首都。
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指出：“欧洲几乎完全缺席这一进程，确实引人注目——但也并不令人意外。到了这一步，欧洲在中东重大外交事务中的无足轻重，几乎已经被视为常态，以至于它被排除在外都很少再引发关注。”
但这种缺席及其影响，仍值得细看。欧洲是如何从伊朗外交的主导者——并在2015年推动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到10年后沦落到如今这种几乎无关紧要的地步？
客观来看，确实有一些因素并不由欧洲掌控。其一，特朗普一向不喜欢欧洲领导人，这一点早已不是秘密。而欧洲方面对他的反感，同样明显。
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特朗普虽然行事反复无常，却一直想让中东局势降温，并把全部功劳都归于自己。
分析人士认为，这大概也是他为何一直推动那个看上去并不现实的设想：让从沙特阿拉伯到巴基斯坦在内的整个更大范围地区国家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要与布鲁塞尔、柏林或伦敦分享这项外交成果，显然会削弱他个人的政治成就。
此外，地区国家自身的考量也很关键。对波斯湾国家以及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来说，是否继续与伊朗陷入战争，关系到切身安全，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战争已经表明，这些国家都处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一旦战事重启并进一步升级，尤其是海湾国家，将面临经济崩溃的风险。如果伊朗国家机器发生崩塌，边境稳定将被打破，失控的移民潮可能出现，族群和教派冲突也可能在地区范围内被点燃。
对欧洲来说，后果同样不轻。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正在带来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欧盟目前每天已因此损失5亿欧元。但这终究不像伊朗邻国那样，是直接关乎存亡的问题。
这种利害轻重的不对称，解释了为何海湾国家、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会主动推动外交斡旋和局势降级。特朗普愿意与这些国家沟通，也有助于让一项潜在的新伊朗协议在地区层面获得支撑。
这样一来，伊朗一些邻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对奥巴马政府2015年原协议的一项核心不满，也有望被消除，因为那份协议只处理了核问题。
欧洲并非被动出局，而是主动耗尽了自己的筹码。
如果把一切都归因于特朗普的虚荣心和地区外交格局，就会忽略一个更难面对的事实。
毕竟，2015年的地缘环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当时，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国家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协同推进，最终促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到了2026年，欧洲被排除在外，并不只是外部强加的结果，更是欧洲自己一步步耗尽对伊朗影响力的后果。
首先，特朗普在2018年第一个任期内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后，欧洲推出了“支持贸易往来工具”，试图绕开美国对伊朗的次级制裁，维持与伊朗的贸易往来。但这一机制最终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伊朗因此得出结论：欧洲口头上姿态强硬，最终还是会服从华盛顿的意志。伊朗对欧洲的信任，由此受到削弱。
其次，2025年，英国、法国、德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朗的核相关制裁。
伊朗显然记住了这一点：在它看来，欧洲已经不再是诚实的斡旋者，而成了美国的辅助力量。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乌克兰战争改变了欧洲的整个世界观。
2022年之后，布鲁塞尔走上了一条新的地缘政治路线，按各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把世界划分为朋友和敌人。伊朗因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很快就被归入敌对阵营。
在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后不久，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等欧洲领导人公开表示全力支持最初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行动。在布鲁塞尔，唯一的战略似乎就是围绕所谓“俄罗斯——伊朗轴心”维持跨大西洋团结。
这并不是要为德黑兰近年来一系列损害其与欧洲关系的选择开脱。伊朗向俄罗斯转移无人机，确有其事，造成了破坏，也理应受到谴责。
但因果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眼看欧洲既未能兑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承诺，又在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和地区政策等问题上越来越多地重复美以立场，德黑兰最终认定，继续指望欧洲已无实际收益。
相比之下，莫斯科则在规避制裁、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掩护等方面向伊朗提供了帮助。伊朗的确进一步靠近了俄罗斯，这首先是德黑兰自己的责任，但欧洲也在相当程度上把它推向了那个方向。
如今，欧盟还在继续加码。
特朗普宣布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后，冯德莱恩随即对伊朗提出要求。她表示，“绝不能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但这番话没有回应德黑兰过去多次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同样结果的努力。
她还要求伊朗停止在地区的“破坏稳定行为”，并停止“对邻国一再发动毫无正当性的攻击”——而这一表述同样回避了一个事实：率先发动战争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而伊朗最初的回应，是打击周边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
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马克·博滕加则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敢于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欧洲：美国必须停止其非法侵略行为。”
欧盟软弱无力的印象，还因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的表态而进一步加深。她在欧洲议会的一场会议上说，欧盟对中东没有战略，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很多都要取决于战争如何结束”。
这种说法仿佛欧洲只是一个被动旁观者，既无法影响战争进程，更无力塑造战争结果。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几位前任——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凯瑟琳·阿什顿和哈维尔·索拉纳。自21世纪初以来，他们都在伊朗外交中发挥过关键作用。
从战略自主到集体失语，欧洲的变化一目了然。
不妨把今天的欧洲政策，与2003年作一比较。
那时，法国和德国曾公开且明确地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虽然他们最终未能阻止战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支持，但至少他们展现出了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如今，只有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持续而有原则地反对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其他多数欧洲领导人则表现得沉默、犹疑，甚至反复摇摆，场面颇为尴尬。
不过，桑切斯只代表一个欧盟成员国，无法代替整个欧盟发声。
既然欧盟已经失去了影响战争走向、推动战争结束的能力，那么在战后阶段，如果特朗普最终真的与伊朗达成协议，欧盟仍可能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位不愿具名、长期从事地区二轨外交的人士告诉我，海湾国家欢迎欧盟在这一阶段参与进来，尤其看重欧盟在环境保护以及能源、供水和海水淡化等关键基础设施重建方面的专业能力。
德黑兰方面也可能对欧洲参与战后重建投资抱有兴趣。
这种接触并不是什么天真善良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务实而强硬的现实做法。
欧盟若想重新赢回影响力和尊重，就应发挥自身传统优势，而不是继续鼓吹一种并不适合自己的军事化、非黑即白的地缘政治思维。
换句话说，欧盟需要更多像桑切斯这样的政治人物，而不是更多冯德莱恩和卡拉斯。
作者：埃尔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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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Why Trump dumped Europe from Iran tal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