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吴璟薇 宋思静：从物的能动性到关系网络：迈向新闻学研究的多元关系本体论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正重塑新闻业，推动新闻学研究产生本体论转向。本文从重思边界、重构主体、发现客体间性三个角度梳理新闻学领域中相关讨论的脉络，并对其涉及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辨析。

一、引言

数字媒介与智能平台正逐渐重塑当下社会生活各领域。新闻在社会中的位置及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机器人学习等智能技术已在新闻内容生产、数据跟踪与收集、虚假新闻检测等众多领域落地应用，并影响着相关环节的流程与底层逻辑。

这也引发了学术界研究重点的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新闻学研究已经开始走向“技术主义”范式，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从而超越了对人作为新闻生产与消费“主体”的聚焦。[1]然而，既有大多数研究往往停留于“工具主义”层面的现象描述或经验性分析，如Primo与Zago所说，将技术视为“辅助新闻流程的工具”而非“积极的参与者”[2]。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大量对人工智能新闻应用的讨论往往聚焦于实务层面，仅有少数研究从“新闻传播本体论层面”进行省思。[3]

本体论转向的思潮首先在人类学领域得到重视。春日直树提出，在新的人类学中“实在”（実在）是通过特定关系所建构，而非事先给予（所与）的；在这一“本体论的打开”中，自然与人、人与非人、主客体之间的边界均开始解体。[4]朱晓阳与刘立杰认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是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征危机”的回应。[5]在这一涉及广泛的转向中，不同理论思潮相互交织、影响，主要可以分成结构—视角主义、科学技术研究、现象学导向本体论、非认识论相对主义四条路径，它们均发端于对表征主义的反思，强调“实在”（reality）。[6]不同于表征主义框架将文化看作映射单一世界的不同信仰系统，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产中客体与人造物的作用。[7]

近几年来，随着新闻业与新闻实践的整体变迁，国内外学界对新闻过程中“物”的分析，也由工具论界定转向本体论反思。相关讨论主要援引了三种理论资源，分别是行动者网络、物导向本体论与媒介本体论。这三种思想携带着各自的理论关切，对“物”发起不同角度的询唤。但它们都挑战了表征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等既有理论预设，主张严肃对待技术物、基础设施等非人类要素。

从拉图尔对物之能动性的发现与行动者网络追踪，到基特勒对媒介本体论与媒介网络的揭示，再到哈曼对实体“退隐”的哲学叩问，本体论转向在新闻学研究中呈现出彼此交织的理论脉络。由此，本体论转向下的新闻学研究并未经历单一范式的更替，而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与多元理论对话，从中激活了众多新的话题域，拓展了研究对象、问题与分析视角。本文循此脉络梳理各理论的核心主张，并重点辨析它们在本体论立场上的差异，以及它们如何共同重塑了我们对数字时代新闻本质的理解。最后结合现有理论资源提供的互补洞见，提倡一种更多元、复杂的关系本体论。

二、重思边界：

人—技术关系链条的展开

“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理论是近几年来新闻学领域较为流行的理论之一。“物”的现身，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概念库与“追踪”的方法，让研究者重新思考新闻学的对象、现象边界，在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关系网络中，看见那些曾经不可见但至关重要的异质性力量。

ANT的核心之一是“赋予非人类的确切角色——它们是行动者，而非象征投射的不幸承担者”[8]。这一反主体/客体、自然/人类二元范畴之立场的实现，与该理论对物之能动性的强调紧密相关。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应改变“行动”的概念，“行动就是转译其他人的行动”[9]。他从“事后”角度理解行动的含义，而非先验地将行为视作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变，“有意的”人类行为。[10][11]对任何实体而言，判断其是否行动的标准为是否通过“授权、允许、鼓励、阻止、使可能”等制造了差异，影响了其他主体的行为。[12]

由此，拉图尔以“关联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替代了“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将社会界定为一种重新联系、重新组合的运动。[13]这一视角超越了社会决定或技术决定的两难，而是细致地考察、分析具体网络中各种实体及其相互影响。通过这一“平坦”的本体论（flat ontology）[14]，非人类实体的能动性、行动的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与人类“对称”的分量得到重视。

不少新闻研究学者以该理论为框架，面向新闻领域的经典问题或现实变迁，剖析其中技术与人的具体互动关系。首先，研究者们追踪技术与新闻编辑室工作流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对创新、变化的能动影响。在这些研究聚焦的具体新闻实践中，一些关键技术物品制造着差异，影响新闻生产流程及结果。走进新闻编辑室，Hemmingway以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说明了新闻为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技术上复杂的蓄意建构过程”[15]。其中，专业记者的反思与不可预测的技术之间充斥着偶然性的关系，对新闻事实的建构至关重要。而对这些具体、看似分散与不相关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挖掘、追踪，补充了新闻学研究中对“新闻如何被生产”的理解。其他研究者也聚焦于新闻生产中的具体的物，分析了技术选择与使用对日常新闻工作的约束。这些物当然是其他行动者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塑造的结果，但一旦成型，便基于其物质性成为重组工作惯例的关键行动者，能动地塑造着新闻生产流程。例如，网络内容管理系统（Web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的技术标准化阻碍了记者讲故事的灵活性，也因此造成记者的各种抵制行为。[16]

此外，将新闻局限于新闻生产环节，实际上只触及新闻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17]在编辑室之外，更具形塑性力量的基础设施也移动、消融着新闻的边界，并重塑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借鉴ANT提供的视角，动态变化的新闻网络同时涵盖了传统上边界清晰的内部工作、外部现实，并解除了内部/外部本身的区别，代之以由“转译、实践与行动者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进而构成了新闻现实。[18]于是，学者们同样致力于捕捉更丰富、广泛的新闻实践，在异质性网络中考察多元行动者的复杂联系。Lewis与Westlund建构了一个跨媒介工作矩阵（cross-media news work matrix），以四个维度（活动、行动者、行动体、受众）与五个阶段（获取、过滤、编辑、分发、解释）的交织，方便后续学者更全面地对跨媒体工作进行研究。[19] Usher则对话卡斯特的“网络社会”论述，指出虽然网络社会为信息交换增加了更丰富的潜能，但进行信息生产的行动者本身并不必然受益于全球信息流动的便利性；一旦将物质因素、物理空间、时间也纳入考虑，信息传播背后的人与过程便开始呈现更复杂的面貌。[20]

ANT也受到来自不同立场学者的批判与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判之一在于，它仅仅提倡了“物”在视野中的可见性，而未能进一步阐明“物”如何具体在网络中发挥能动性。[21]当然，ANT作为方法论的解放性，也正在于“不做先验假设和承诺”，而以一个空的框架与很少的术语，赋予行动者自己通过行动方式对彼此建立精确描述的能力。[22] ANT通过扰乱传统理论的稳定性扩大了观察的领域[23]，研究者得以看见此前未能辨识的事物，并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总体而言，ANT对新闻学的最大意义在于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理论工具，能够深入剖析新闻文本生成背后的物质性实践逻辑。它揭示了新闻业图景并非只由新闻记者、专业惯例等文化实践所绘制，同时也被那些沉默的非人行动者深刻地塑造着。

关于如何使ANT更好地在新闻学研究领域落地，学者们也展开了丰富的讨论。首先，技术的影响不应被本质化，而需要被置于网络中和其他行动者紧密结合的位置。[24]这意味着，不仅要重新理解技术在这一网络中扮演的角色，还应努力捕捉技术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非对其影响进行简单化的解释。[25]其次，网络中的非人行动者可能展现为不同角色，需要结合其所处的具体关系、情境进行阐释。虽然技术物向来被视为新闻过程中的中介（intermediaries），强化新闻惯例程序的步骤，但在一些情况下技术也可以作为转译者（mediator），其展现出一种特定的主体性，改变了新闻的流程。[26]这些讨论也以基于经验的理论拓展，提升了该理论自身的阐释力度。

当然，面对新兴技术、平台、多元行动者的涌入，单纯的追踪、描述的确无法充分勾勒出数字时代新闻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动及其机理。因此，仍有必要引入其他理论资源，分析特定媒介技术如何在更基础的意义上勾连起不同要素、关系，成为特定历史阶段中人类新闻实践者展开行动的强大约束或生存处境。

三、主体重构：

智能新闻中的主体危机与共在关系

相比“行动者网络”中对称的本体论，具有后人类思想色彩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则在网络中重新解读了人类行动者的地位。正如基特勒思想中后期向“关系网络”的转向，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思路将自动化新闻生产视为共在的关系网络。在此，人与技术并非控制、取代的关系，而是在动态互动中彼此定义，共同演化。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以后人类主义视角阐释了智能时代新闻过程的深刻变动，从而回应这一过程中人类面临的主体性危机。

在其最有名的论断“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27]中，基特勒将媒介置于先验位置上，凸显技术、媒介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形塑。在媒介表面上不断变化的形式背后是“存储、传输、处理数据”的网络。[28]该理论从形而上学的阴影中打捞出媒介的物质性存在与本体论意义，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遭遇严峻挑战。数字时代的技术媒介作为“现代媒介”，更是见证着人类主体性的消逝[29]，正如海边沙滩上的脸“随着沙滩压缩成硅片而消逝”[30]。

另一方面，基特勒学术思想并非静止不变。在其学术生涯后期，基特勒转向媒介与人共在的关系本体论，[31]认为技术媒介并非独自存在，而是许多媒介构成的“媒介网络”[32]。因此，媒介并非作为纯粹的外部性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处境，逼迫人的主体性。更确切地说，人与媒介、技术等共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中，而媒介本身则需要在这一与人相关联的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33]根据杰弗里·温斯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 Young）对其思想的理解，基特勒对媒介本体论的强调或许只是对“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科的人类趣味”矫枉过正的逆反。综合其思想整体，基特勒一方面强调在人的主体性之外，媒介的物质性及媒介强大的形塑作用；另一方面，媒介也并非简单“决定”了我们的境况，而是处于人、媒介、技术共在的关系网络中。

基于此，可以将新闻视为存储、传输、处理信息的媒介网络，从广义新闻的视角出发、站在更为宏观的历史、社会脉络中定位当前新闻领域的运行条件与相关行动者的存在处境。在数字智能技术介入新闻领域后，自动化新闻方兴未艾。学者们对技术、人类主体性的广泛讨论，正反映了对这一新历史节点进行理论阐释的努力。

自动化新闻（software-generated news，也称算法新闻、机器人新闻）在广义上指的是较少或不受外部影响，而主要依靠机械、电子设施控制的新闻生产过程；在数字新闻的狭义领域，其主要指代人工智能支持的新闻过程，如自动化写作程序“Automated Insights”[34][35][36]。在自动化新闻中，人工智能系统通过自我迭代的运行与学习以独立于人类行动者，进行新闻生产、传播，包括对新闻数据的自动跟踪、用户数据的提取和收集等[37]。对这一随着智能媒体发展而出现的新现象，早有学者通过调查专业记者的看法，讨论这一变化可能产生的道德问题以及对记者的要求。[38]然而，类似讨论依旧局限于人“如何使用”技术，媒介如何“服务于”人。

随着新闻的智能生产（以及传播、反馈等相关流程）越来越普遍，技术人工物在新闻生产过程及底层逻辑的重建中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无法再被单纯视为惰性的工具、对象。于是，媒介、技术的主体性开始得到承认与阐释。智能新闻生产的特征在于算法超越了工具属性，以主体的角色参与新闻实践中，与从业者以互相可理解的方式进行协作，共同形塑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39]也有研究认为，智能媒体时代的人机融合共生引发了关于“主体观念从现代主体走向后人类主体转换的问题”[40]。这类观点认为，智能技术主体被表述为具有超越人类主体的优势，可以重塑新闻生产流程，“倒逼”人适应这一新的底层逻辑。

与上述乐观、重视的声音相对应，另一部分学者质疑了媒介技术的主体意义，重申人的主体性地位。主体性在哲学范畴中常与认识、实践活动相关联，如马克思的主体性讨论立足于人改造世界的过程，而技术则是对象性的存在。[41]面对新闻的智能生产，一些学者同样将主体性视作人的属性——而技术是与主体相对的客体、人类主体性实现的体现——由此反对将智能新闻视作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化”。从这一立场出发，自动化新闻/智能新闻指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产、传播的新闻”[42]。人依旧是唯一主体，而智能新闻的直接生产体，即人工智能网络，表现出来的则是拟主体性。这一“拟人性”或者说智能体的“类主体”虽然被浪漫化为“主体”，但实际上不能等同于人的“主体性”[43][44]。此类观点将智能新闻中技术体现出来的主体性称为特殊的、“准”主体性，为人的（唯一）主体性进行辩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不将人类视为产生影响的唯一行动者时，如果将“拟主体性”理解为类似于却又不同于人类主体性的“物的主体性”，那么此类论点依旧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对技术主体性的承认。

在上述关于技术主体性的争论仍在进行的同时，一些学者已开始寻找恰当的理论资源，以理解媒介、技术如何影响了新闻活动中人类的主体性。首先，媒介不只以单个技术物的形式存在，也日益作为新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发挥着强大的形塑作用。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技术始终影响着新闻传播中的时间、空间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的连接。一方面，基础设施通过联结起地理空间影响新闻的速度与时效性，进而重构其中的时空关系；另一方面，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依据其程序逻辑将不同数据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从而造就了新的相关性。[45]这需要新闻学研究者超越作为主体的人与其使用的客体物之间关系的视域，考虑媒介基础设施在新闻生产、传播流程中的存在与影响。例如，胡翼青与郭静从追问新闻边界工作为何在数字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开始，指出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来看，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兴起实际上在一开始就消解了新闻边界划定的物质性基础。[46]相比行动者网络中“对称的本体论”，媒介本体论通过强调媒介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对新闻活动中时空关系、行动可能性的重构，更精准地回应了当下新闻业面临的挑战。

其次，以“媒介网络”理解智能时代的新闻生产并非技术决定论。虽然技术作为传播者对新闻理论中人类中心假设提出挑战，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并非静态、固定的，而是在彼此的持续协商中得以塑造。[47]技术主体与人的主体性并不是一方绝对压制另一方的零和博弈。例如，在自动化新闻技术的普及中，新闻记者表现出了从“去技能化”转型为“再技能化”，进而“多技能化”的趋势；智能新闻生产技术与专业记者并非互相竞争的关系，而可以优势互补、融合共存，走向基于双向理解的“人机联姻”[48][49]。以基特勒的“媒介网络”为理论视角观之，广义新闻生产过程中人与智能媒介技术物实则共同形成关系网络。人工智能的功能实现依赖大量人工参与、干预工作，而人与算法的融合、关联，都服务于整体新闻智能生产技术系统的有序运行。[50]

当追问主体性属于“人”还是“物”时，这一对二分关系依旧陷于目的/手段，主体/客体的对立话语中。而在具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技术与人实际呈现不断互动的“共在”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二者的主体性才都得以“彰显”。由此，对技术自主性的重视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代价，而可以超出主体—客体二分的僵化割裂，将其理解为人、技术、媒介彼此适应，动态融合，共同发展的关系性网络。

四、发现客体间性：

作为数据网络与知识聚合的新闻

无论是ANT描绘的动态网络，还是基特勒强调的媒介先验，都仍默认人类行动者的在场。而美国哲学家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以下简称“OOO”）则实现了更激进的哲学跃迁：关系并非存在的全部，物的本质是永远“回撤”的。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学者们选择性地吸取其对物之实体性的强调，不再局限于对新闻编辑室内记者与技术物间关系的追踪，转而思考作为“数码物”或“新闻导向物”的数据本身的存在方式。新闻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的聚合”，其生产机制为底层数据物及其间不可见的关系所塑造。

物导向本体论是哈曼从1999年起构建的理论体系。[51]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不少盛行的欧陆哲学思潮将现实视作被语言所建构的存在，而作为实在论哲学的物导向本体论则强调外部世界相对于意识（人）的独立性。OOO将物看作真实存在的物体（objects），而非无定形的物质（matter），强调物相对于人以及其他物的退离/回撤（withdrawal）与保留（withholding）。[52]从而，OOO将人去中心化，视为“物”的其中一种而非特殊的主体存在，由此走向以“物性”“物体间性”为出发点的本体论。

通过对康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论述的回访与延伸，哈曼提出，以不同于康德的理解重申“物自体”（thing-in-itself）的意义。实体的特征是从所有关系之中的退离，人与物的相遇中无法穷尽的剩余现实（surplus reality of things）同样发生于物与物的关系中，而不需要人的参与。[53]哈曼由此建构了以物为出发点的“反还原”的本体论。他拒绝“向下还原”（undermining，还原为事物的构成部分）、“向上还原”（overmining，还原为事物产生的影响）和“双向还原”（duomining，前两者的组合）这三种取向的拒绝，而将物导向本体论聚焦于“物”本身，即物本身是封闭独立、不可还原的。[54]

事实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已经触及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人类与非人行动者杂合、交织的关系网络中，他捕捉到了客体间性的存在及其重要影响，这种关系使得“其他地点、时间中的其他人通过间接但仍然完全可追溯的联系在其中行动”[55]。哈曼则以更坚决的姿态提出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将物的退离与剩余实在推及物与其他非人实体的关系中，而不需要人类的参与。

相对于拉图尔对关系的强调，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呈现作为孤立实体的“物”之存在。其核心则在于物作为实体的剩余，以及物体间（非）关系维度。一方面，物并不仅仅是人们感知、认识的对象，而是真实存在，且不能被完全理解和掌握的实体。同时，不涉及人类的物体间（非）关系同样重要。在人机协同生产新闻、自动化新闻等迅速发展与迭代，新闻生产、传播过程日益被技术介入、重塑的当下，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为重新审视新闻过程中技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当机器新闻生产、数据跟踪与收集、个性化推荐等技术在新闻过程中广泛应用，只依靠经典新闻学中用以分析人类行动者权力关系与互动的框架与概念，已然无法充分捕捉其中涌现的重要环节及其本质。因而，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起点转移至新闻中流动的“物”，即数据物、技术物，与围绕它们所建立的关系。

许煜将数据视为“数码物”（digital objects，也称计算物，computational objects）。[56]数码物在本质上是技术，其“成形于屏幕上”（因而可与人互动），“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由受到结构或者方案管理的数据、元数据构成。“数码物”的提出，偏离了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客体（object）概念，后者对客体的讨论围绕着其实体与表象展开，也仅限于自然物。在提出这一概念时，许煜说明了此概念与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的紧密联系，但相比哈曼对“非关系”或“撤回”的强调，“数码物”概念更倾向于强调物的关系面向，因而也更接近海德格尔的关系哲学。[57]

通过揭开传统哲学对主体间性的关注中被隐匿的客体间性，走向以物为重心的方法，许煜得以分析客体内部、外部关系的物质化，即这一物质化的客体间性如何创造自己的环境。[58]虽然未提及与哈曼的关联，但Anderson提出了“新闻导向物”（objects of journalism-oriented）概念，以强调对新闻生产中数据运作的理解需要考虑其如何体现于特定社会与物质客体中，如“数据库、调查报告集、纸质文件等”[59]。结合许煜的“数码物”概念与Anderson对新闻导向物的建构，大数据也可被视作一种“新闻导向物”，数码物不仅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也重塑着新的新闻关系。[60]作为物质性客体，数码物通过聚合建立关系，技术的重组导致新闻价值等多种要素超越人主体经验的范围。因而，在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中，重视媒介技术系统中的客体间关联已成为必要。

这一视角下的新闻学研究并非单纯强调新闻过程中“物”的行动，或技术物对人类境况的重构，而是转而聚焦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数据正是因为算法与语法规则的关系建立才有了意义，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6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闻视作一种“集合”，将新闻业看作知识建构过程的一部分，从而把新闻学研究的焦点投向众多相互关联的材料、文化。[62]在这种强调客体物及其相互关系的视野中，新闻被理解为知识、社会关系的聚合。异质性的新闻素材、档案资料、电子数据等广义上的物质性客体被聚合为内容产品。而当数字技术的渗透逐渐移动、改变了新闻生产的物质基础，其所基于的关系网络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重组。

五、走向更多元的关系本体论

新闻学的本体论转向，意味着对数字时代迅速变动的新闻本质之探寻。上述讨论及其涉及的本体论思想位于不同的理论光谱，但它们都以独特的视角推动了学界对新闻领域正发生变化的理解。由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从封闭、人类主导的表征系统，转向由异质性元素、多元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构成的开放网络。新闻，正是在这一变动的关系网络中持续生成。

当前，本体论转向下的新闻学领域讨论主要采纳ANT作为理论资源，以重新发现物及其能动性。基特勒、哈曼的理论尚未得到广泛接纳，这与它们作为媒介哲学或宏观理论的适用性有关。但它们仍然产生了初步影响，且展现出进一步启发当下新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平坦的本体论”提出物的能动性，将非人元素（如录制设备、算法平台等）视为与人类平等的“行动者”，瓦解了传统的主客二分。但它止于对网络动态建构的精细描述，缺乏对网络中结构性条件、不对称力量的深入分析。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则引入更为宏观的分析层次，将媒介视为先验条件，认为正是特定的媒介网络重构了人的存在境遇。该理论在智能技术日益影响新闻生产流程与整体生态的当下颇具解释力，然而，因为对其“关系本体论”思想的介绍与阐释不足，基特勒的媒介思想常被视为技术决定论，尚未在新闻学研究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最后，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则揭示出一个更为根本的维度，即在所有关系之下，物拥有一个真实且永远“回撤”的本体。这一观点带来了双重启发：其一，它指出在人类行动者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被我们感知的、广袤的“物—物”关系世界；其二，它也指出任何关系都无法穷尽物的真实。但由于其思辨性偏向与“回撤”的强调，物导向本体论无法直接为新闻学研究提供具体操作指南，还可能将新闻实践导向不可知论。

虽然具有各自的局限，但上述理论提供了互补的分析视角。结合它们的理论洞见，本文认为未来的新闻学研究或许可以走向更多元、复杂的关系本体论。“多元”意味着扩展研究边界与视角，追踪、分析更广泛的行动者与关系类型；“复杂”意味着，不能停留于承认新行动者与对微观关系的描述，还应通过与其他社会、历史情境的对照，定位当下新闻生态正在发生的独特变化及其物质性基础。

具体而言，在多元、复杂的关系本体论中，新闻生产的具体过程、历史条件与实在性都得到充分重视。首先，以“对称”的视角将能动性分配给更多元的行动者，追踪其关系动态、行动轨迹与相互影响，从而绘制出对当前新闻领域变迁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关系网络。其次，对网络的追踪不只停留于“一视同仁”的描述，研究者也需要纳入宏观历史视野，定位当下新闻领域中媒介技术的发展如何形塑了不同的新闻生产逻辑、条件，进而催生了新的行动者、关系、生产流程等。最后，除了纳入“物”的行动，也应注意到更多形式的网络关系，如主客体、客体间、主体间关系。一方面，存在客体间（技术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同样存在“非关系”，或者说人类行动者和研究者无法完全理解、解释的实体存在；对这一点的意识，也要求研究者在拥抱物质性的同时，保持必要的理论谦逊。

六、结语

国内外新闻学研究领域在近几年来出现了本体论转向的趋势，越来越多学者从本体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新闻及其变化的本质。通过追踪这一转向的繁多思潮与共同关切，本文回溯了对讨论主题贡献较多的三条理论进路——分别以拉图尔、哈曼、基特勒关于“物”的理论观点为代表，并梳理近年来新闻学界转向本体论这一趋势中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相关讨论。

从物之能动性、客体间性到共在的关系网络，本体论转向中的新闻学研究围绕媒介技术在新闻领域的涌现与影响，吸纳来自不同领域、视角的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与关切。当然，一方面，在上述三个角度中，相比ANT理论的流行，其他两个理论在新闻学领域的应用并不充分，它们能如何进一步与新闻学学科对话，提供理论启示仍有待后来的研究者讨论。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属于社会学维度下的经验分析，具体聚焦于某个新闻实践环节或场所（如编辑室、新闻生产过程等）。此类研究有助于借助理论框架提供的新视角，照亮在传统新闻学研究中曾被忽视的面向，启发能够激发新闻理论活力、回应数字时代变迁的新问题。然而，此类经验研究仍然较少对理论框架本身适用性或分析逻辑进行反思与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缺乏从哲学层面展开的更深入讨论。最后，历史维度的缺位依旧明显，相关研究为了捕捉新技术的影响，过于聚焦当下的数字环境。如果以新的视角重新梳理新闻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特定社会语境，或许会带来新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