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初，我结合学习，在科技日报撰文提出：“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不妨把科技创新作为优先领域”。此后，还参加过三省一市政协和九城市政协共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更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活动，提出科技创新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引擎，并就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发表过一孔之见。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三省一市以上海为龙头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取得了积极进展。此次推进会的召开，标志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从“单城突破”正式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会上强调，将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从科创共同体的探索实践看，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在于围绕战略、各扬所长、抱团发展。会议明确了清晰的区域分工：上海重在龙头带动、创新策源，聚焦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区域提供源头技术；江苏重在产业科技创新，发挥制造业优势，加快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浙江重在数字经济融合，以“数字浙江”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安徽重在科创平台聚集，发挥合肥等地科研优势，全力服务铸造“国之重器”。
会议还部署了从蓝图到现实的具体行动：在经费上“共投”，三省一市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在平台上“共享”，推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在攻坚上“共战”，已认定36家跨区域“创新联合体”；在市场内“共通”，2025年全年三省一市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2461.3亿元，同比增长14.7%；在法治上“共治”，沪苏浙皖四地人大首次同步立法，从2025年9月1日起施行长三角首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决定。
综合来看，这种“集团作战”模式能将区域优势拧成一股绳。但科创共同体建设要打造真正的世界级创新引擎，实现与硅谷、伦敦等顶级科创中心的对标，仍需在深化改革上下更大功夫。现行行政体制是推进工作的优势和保障，但实事求是地讲，行政区划也是藩篱。超越区域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既要立足区域，又要跳出区域，强化龙头，发挥优势，形成拳头。结合个人的实际体会，需要实现几个转变：
01
一是从“项目协同”到“机制协同”，走出“谈合作易、分利益难”的困境。
焦点在于合作收益的核算与分配。要探索跨区域科技成果收益共享和税收分成机制，形成“谁参与、谁受益”的制度预期，从具体项目入手，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分蛋糕”方案。
02
二是培育“耐心资本”，破解“不敢投、不想投”的制约。
焦点是早期科技金融支撑不足，创新企业多靠“烧短钱”。要强化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耐心资本，引导其从“投项目”转向“建生态”，建立容错机制，深化AIC股权投资试点和基金接续机制。
03
三是夯实“源头创新”，补齐基础研究短板。
焦点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长三角仅6.31%，还低于全国6.88%，仅为OECD国家的一半，原始创新偏弱。要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比重提升至9%，上海率先向15%提升。推行经费“包干制+负面清单”，以更大自主权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性技术研究。
04
四是深化“要素市场一体化”，激活人才、数据等关键环节。
焦点是行政区划限制人才流动，数据要素市场化不足。要建立跨区域人才服务云平台，逐步消除社保衔接、职称互认等壁垒；推进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统一汇聚跨省算力资源。
05
五是从“规则参与者”向“议程制定者”跨越。
焦点是全球科研枢纽功能不强，2025年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仅位列第24位，话语权不足。要发挥跨国公司和研发中心网络优势，主动发起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工程，把自身打造成规则“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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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优化“跨域治理”，打破合作的“隐形门槛”。
焦点是区域间存在“内卷式”竞争，行政壁垒尚未完全消除。要完善跨区域跨级高效管理机制，建立统一运营机制，避免地方行政阻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07
七是强化“国家战略牵引”，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焦点是各地存在“各自为战”，战略牵引不足。要强化国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未来产业等四大领域的战略牵引，以企业为主体建立更多市场化“创新联合体”，集中力量攻克关键“卡脖子”技术。
从“物理相加”到“化学相融”，需要思想共识引领实际行动，更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构建起超越行政体制的合作共赢机制。这是最靠谱、最为可持续的机制保障，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沉淀。
从推进会披露的消息中，看到了长三角地区的党政一把手的大局意识和智慧远见。我对长三角科创共同体为基础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充满信心。
周国辉，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曾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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