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明 |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忆吴兴文

问AI · 那次竞拍事件如何折射出吴兴文对藏书票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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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刘柠、吴兴文、李长声、解玺璋,2010年9月25日在单向街书店。

2023年6月19日中午,我在朋友圈看到吴兴文老师远行的消息,恍惚了一下,不大相信是真的。立刻向台北的傅月庵老师求证,很快得到确定的回复。还从傅老师那里了解到若干情况,让人唏嘘不已。一位亦师亦友的前辈突然走了,心里堵得慌。当时我正在昆明出差,下午抽出一点时间,去圆通寺给吴老师烧了三炷香,祝福他从病痛中彻底解脱,祈祷他安息。

认识吴老师,是在李长声老师的饭局上,那是2010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出席的还有作家刘柠、瓦当等。那天吴老师与许志强老板在酒过数巡之后才出现,是从另一个饭局转战过来的,老许手里拎着一个方形的白色塑料酒桶。他俩已经喝了不少,过来之后,老许打开酒桶盖子,就给大家倒酒,用的是小饭碗。吴老师端着酒碗道:“喝,喝!喝死一个少一个!”简直豪气干云。然而才一会儿,他俩就先趴下了。那晚我也喝高了,甚至记忆断片,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第一次见面,吴老师就给我留下了酒鬼的印象,此后的饭局,他几乎每喝必醉,醉了也还继续喝,不知道他的底在哪里。喝高之后,他喜欢自言自语,夹杂着方言,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后来跟吴老师熟了,才感觉他是怀才不遇。他博览群书,见识过人,又有些愤世嫉俗。他内心特别骄傲,瞧得上的人不多,似乎有点“独孤求败”。他也经常月旦评,犀利尖刻。职是之故,他在与人合作中常常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未能尽其长才。他在大陆时间多,与家人在一起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然而,酒这东西,喝多了成瘾,也伤身。后来他患病,或许与饮酒过度有关。想起曾多次请他喝酒,我心里有些追悔莫及。

吴老师是出版界的天使,来大陆二三十年,经历了大陆经济腾飞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北京日新月异的蜕变。在大陆他有两大贡献:一是将许多优秀图书引介过来,为两岸架起图书交流的桥梁;二是以其精深的专业研究,向读书界大力介绍藏书票。他深受业内人士的爱戴,交友之广泛,好像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对国内的出版社了如指掌,说到哪家的谁谁谁,他都认识,可以讲出一串掌故。

圈内认识吴老师的人多,不认识他的也想认识,大多是有求于他,因为他仗义,帮过很多人。身为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编辑,最开始,我对他是不敢奢求的,只是聊天、喝酒,完全不涉及业务方面的事,因为知道找他的人在排队。那些年,北京有不少实体书店,新书发布会、作者见面会之类的活动层出不穷,每到周末,吴老师就会在书店之间穿梭,有时见他拎着一摞刚买的新书。我也常在书展书会上与他邂逅,当然更多的是在师友们的饭局上相逢。我不善言谈,主要是听他们说;我也不善饮酒,所以只是给他们助兴。可能吴老师觉得我还不坏,“孺子可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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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文的几种作品。

我与吴老师的来往,从最开始的泛泛之交,到逐渐了解,发展到后来的无话不谈。熟稔之后,我有两次向他伸出橄榄枝,第一次是在编《书世界》第一集时,约他写一篇藏书票的文章。后来他交了一篇《走上炫酷的埃舍尔》完整稿。他自信地说,这是他最满意的几篇文章之一。文章确实精彩,我很喜欢,他写道:“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异教徒的希腊遗荫,罗马帝国的余晖仍反映在亚得里亚海边,南意大利及罗马多种的方言、习俗、品味、传统……永久不衰,自成一格。由于相异的文化曾经汇集交融,艺术是一种变化的工具,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造就埃舍尔后期的版画创作,独步于现代主义的超现实新貌。”

第二次是2021年10月,最后一次与吴老师聚会,中图网老总黄平夫妇做东。正值新冠疫情期间,人员的交往受限,他与朋友聚饮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那天吴老师的兴致颇高,而脸上略显憔悴,酒量已经不如以前。我尚不知道,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出了状况。他说打算退休回去了,我感觉有些不舍,劝他再坚持几年,继续发挥余热。我抛出一个蓄谋已久的想法:大家一起做一件事,即联手出版他在写的一部书稿,由我来做编辑。我甚至还建议他,可以考虑去中图网做顾问,那时候黄总踌躇满志,正在进军出版业务。

吴老师身上的标签是“华语界藏书票第一人”,他也经常聊起“藏书票大学”的博大精深,其实他肚里装的学问岂止这些。他对台湾自然懂得多,不仅是文坛学界的掌故;他对古代历史的看法,还有西方艺术史的研究,都能滔滔不绝。在大陆知名度不高的学者方豪、陈正祥,则是我们喜欢的交集。每次听他聊天,都有不少收获。他对知堂的诸多粉丝非常不屑,说将来准备写一本书,书名“周作人的追随者及其末路”。他对藏书票收藏家的标签也不满意,还计划写一本书,书名叫“走出藏书票”。

每次酒后散场,吴老师已是东倒西歪,我多次送他回住处。他的供职单位从远流出版公司转到海豚出版社,再到浙大社启真馆;住处也从朝阳区新源里搬到西城区北露园,再搬到北边郊区的回龙观。我去过他在西城的居室,屋子不大,放满了书架,显得很局促。他自嘲地说,书呆子就是书多。搬到北郊后,进城不方便,与朋友的聚会少了,他有一些不爽。某一次,我照例打车送他,回遥远的回龙观。车停后,我搀他下车,想要继续扶他上楼,他却一把甩开我,说“我没事,你赶紧回家吧!”我只好站在那里,看着他步履蹒跚踉踉跄跄地走向楼门,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

本希望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再好好喝酒聊天。不料第二年,情况加剧,出入小区不便,甚至有一阵地铁都停运了。我与朋友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与吴老师只能在手机上聊几句,偶尔看到他在朋友圈的点赞或留言,终于没能再见面。2022年9月,他回台北去了。大半年没有音讯,再听到他的消息,却是噩耗。

还有一件事令我感慨不已。某年在某旧书网上出现一本旧书,正是我心仪多年的,估计不会便宜,但也准备咬牙拿下。开拍的时候,几位书友紧跟出价,几轮之后,书价已昂。超过一千元之后,加价幅度也更大,只剩我和另一位书友在竞价,双方你追我赶,紧紧咬住不放。出价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紧张,真希望对方突然停下来,或者网络突然出现故障,能让我得手。没想到,对方也志在必得,我总是要等结拍前几秒再出新价,对方却一点不犹豫,立马追上来,看来对方比我还急迫。竞价不断刷新,我感觉不妙,再竞下去,无论谁买到,都是惨胜。犹豫了一下,我又追了两次,就决定放弃了。对方终于胜出,该书的成交价,已是市场价的两倍多。眼看要到手的好书飞了,此事让我几天难以释怀。吴老师去世之后,偶然与他的一位小朋友聊天,听说吴老师得意地展示此书,并说了竞拍的过程。我才知道,那天跟我竞价的,竟然是吴老师(竞拍显示的是网名),原来他看中的是书中的一张藏书票!我讶异得一拍桌子:吴老师啊吴老师,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每当想起那次我与吴老师的“暗战”和“血拼”,心里五味杂陈。如果他知道对手是我,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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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文在《书缘琐记》上给本文作者的题词。

吴老师曾送过我两本他自己写的书,在《书缘琐记》的扉页,他工整地抄录了《星期六评论》编辑诺曼·卡辛斯的一段名言:“多年来我所领悟到的一点编务心得,就是:编辑或出版,必须是出于自己的品味、热忱和关切,而不是出于考虑或推测他人会喜欢什么样的作品。”这是一位优秀出版人的经验总结。吴老师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提醒我、勉励我。只是我不大上进,离他的期望很远。

吴老师人走了,书还在,或将长留天地间,也是他生命的一种延续,对他的读者或朋友则是一种慰藉。经常会想起他,他于我,除了帮助,更是一种激励。

         2026年5月23日定稿

李黎明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