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婧，邓婧｜组态视角下我国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三条典型路径研究——基于fsQCA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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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28 06:42

产业观察

摘要：本文以29家出版类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了资产规模、研发投入和盈利能力以及多元化经营等因素对我国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研发—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中，企业的资产规模不高，而研发投入和多元化程度较高；“内生—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中，企业的资产规模和研发投入、多元化程度高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资产规模大、研发投入高的企业更愿意选择依靠自身成长的“内生—集中化”数字化转型路径。

关键词：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定性比较分析

DOl: 10.3969/j.issn.2097-1869.2026.02.006

著录格式：何婧,邓婧.组态视角下我国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三条典型路径研究:基于fsQCA的实证研究[J].数字出版研究,2026,5(2):48-56.

【文章知网链接】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是出版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遇。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文件，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2015年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20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对数字出版进行了顶层设计。随后，2022年中宣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锚定出版强国建设目标。2025年十部委联合印发《网络出版科技创新引领计划》，聚焦于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技术突破问题。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数字出版的相关政策，各个新闻出版单位也主动应对数字化的浪潮，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李济平总结出“连接”“精准”“融合”与“共生”四个关键点，探讨传统出版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与方向。孙利军、孙文瑾通过梳理时代出版、中文传媒、中南传媒三大出版传媒集团数字化转型路径，提出了内生、并购、联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邱菊生、蒋海鸥从6个角度出发分析了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路径。严三九基于社会治理理论，提出了价值引领、内容扩展、服务延伸、情感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的作者对数字化转型有不同的理解，但正如张新新所提出的，对数字出版的研究仍存在质化量化失衡、以经验总结代替学术论文等问题。因此，针对出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研究，有必要突破传统研究中侧重单一变量对转型影响的线性分析框架，本文借助组态视角和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揭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变量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这些组态对我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影响机理，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也为我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精准指引。

1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学者普遍认为，资产规模是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资源基础。陈庆江等指出，资产规模能够综合反映支撑企业战略转型的资源总量；王墨林等则进一步验证了资产规模与国际化数字平台建设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在数字时代，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开发与利用成为推动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出版企业而言，依托充足的资源基础推进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提升内容创新能力与服务质量、扩大数字出版市场份额，也能为数字出版国际化与全球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研发投入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024—202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提出出版产业要持续提高技术创新应用水平，构建出版AI智能体体系。方卿指出研发投入可推动跨媒介业态创新；阳镇等结合大数据、AI技术发展趋势，提出研发投入需聚焦技术吸收与应用能力提升。

总资产收益率是一种衡量企业利用其总资产创造收益的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部资产所获得的净收益水平。在数字出版研究中发现，高收益率企业更倾向自主研发数字化项目，低收益率企业则多选择并购合作，体现了收益率对转型策略的导向作用。

主营业务增长率被视为转型的市场动能。核心业务增长可为数字化拓展提供稳定现金流，主营业务增长率较高的出版企业在数字内容生产上更具优势，更容易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通过提升数字出版产品质量和影响力促进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协同升级路径，包括内容精品化、技术智能体、平台生态化、服务一体化。

多元化经营的战略价值研究呈现两面性。伊戈尔・安索夫（Igor Ansoff）认为多元化经营是企业通过开展不同的业务活动，以实现更好的资源利用、降低风险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杨庆国等认为数字平台运营、数字图书馆建设等多元化布局可分散转型风险；王冰在对中南传媒等企业分析基础上，认为出版类企业应该走全业务模式的经营发展路径。但也有研究指出，过度多元化可能导致资源稀释，需与企业自身条件匹配。

综合现有文献可见，资产规模、研发投入、总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及多元化经营均被证实与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关联，但研究存在明显缺口：多数文献聚焦单一因素的独立作用。如孙秀翠探讨了出版社产品生产的数字化、平台化和产品营销的差异化、组合化的经验和发展思路；胡李钦认为理念升级、管理模式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技术运用以及人才资源是顺利推进传统出版社战略转型的五大关键要素。但在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研究中，仍然缺乏针对不同资源禀赋下选择不同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探索。

为了更深入地挖掘出版业在数字化背景下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数字化路径的选择，遵循“从理论到实证，从变量到组态”的逻辑脉络，构建了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中的fsQCA法，选取29家出版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挖掘前因变量的组态效应，识别影响数字出版的有效组态组合，从而提炼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类型。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由Charles C. Ragin提出的一种基于中小样本案例开展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借助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等技术手段，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来解释复杂的因果现象，从而确定简洁的因果联系，同时对具有差异性的案例分析能够更加准确而有效地解释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根据变量类型，QCA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定性比较分析（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其中，fsQCA具有质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双重属性，适合处理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问题。本研究样本量适中，案例涵盖我国各类出版产业的相关企业，考虑到本文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多个达成转型路径的等效组合，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开展研究，能够达到较好的研究效果。fsQCA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前因条件的组合组态解释结果变量的“殊途同归”效应。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定性比较分析（QCA）案例选择遵循“最大相似”和“最大差异”两个基本原则，这就要求研究者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样本。案例选择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案例企业来自出版行业；第二，案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已经有了许多尝试，为地区或行业具有参考价值的企业；第三，案例选择处于产业不同位置的企业；第四，选择有较大环境差异的案例企业。

遵循案例选择原则，本文选取了29家具有代表性的出版企业案例：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3 变量设计与赋值

我国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同时企业内部因素对数字化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企业内部因素出发来研究我国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采用“结构化数据+非机构化数据+第三方认证数据”综合评价法来测量数字化转型的程度。首先，结构化数据来自国内权威的经济金融型研究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其次，非机构化数据来自行业权威媒体报道以及企业官网披露的数字化业务进程的大事记；最后，第三方认证数据来自国家新闻出版署以及中国出版协会等权威机构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获奖情况。数字化转型程度以29家出版企业数字收入占营收比值为基础进行排序赋值，再根据年度报告中出现的“数字化转型”“技术研发”“多元业态”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与语境进行排序赋值，最后形成基础数据矩阵。

根据选取标准，最终以资产规模（Asset Size，AS）、研发投入（R&D Investment，RD）、总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Total Assets，ROA）、主营业务增长率（Main Business Growth Rate，MBGR）和多元化经营（Diversified Operation，DO）作为前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结果变量。

2.4 数据校准

本文在将数据代入QCA软件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校准，将其转换为研究所需的集合概念，也就是将常规变量转变为0~1的模糊变量。通过设定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和交叉点，将变量转变为集合形式。当前对于数据锚定有多种设定标准，Fan et al.、Fiss 和Coduras等设定方法是比较常用的锚点确定方法，根据案例和数据的特点，本文采用数据的75%分位数、50%分位数和25%分位数作为三个锚定点，将原始数据导入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所需要的锚点值（见表1）。

表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校准

3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即检验前因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一致性和覆盖率是判断前因变量的主要参考，一致性（Consistency）用来衡量前因组态作为结果充分条件的可靠程度，覆盖率衡量前因组态对结果的解释力度，也就是该组态能解释多少比例的结果。若有前因变量经过必要条件检测后一致性大于0.9，并且是有意义的必要条件，那么在下一步构建真值表分析中就将其删除。

通过数据校准以后，将其保存到excel中并保存为csv格式，使用QCA软件进行分析，选择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s），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结果变量，以资产规模（AS）、研发投入（RD）、总资产收益率（ROA）、主营业务增长率（MBGR）和多元化经营（DO）为前因变量，得到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表示“非”，即同一条件的相反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我国出版产业数字出版的5个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未超过0.9，各变量中最高仅为0.680，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每一个前因变量均不能认为是促进我国出版产业实现数字出版的必要条件，说明影响我国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多种多样，覆盖率（Coverage）整体说明前因变量能够较好解释结果变量，所以5个前因变量均为我国出版产业数字出版的非必要条件。

表2　必要条件分析

3.2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是探寻多个条件的不同构成是否是导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条件，在计算结果中用一致性的高低来判断，但不用于必要性分析数据的要求，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不得低于0.75。在以往研究中，多数研究使用0.75和0.8两种一致性阈值，都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而在频数阈值的选取上，研究者需根据样本数量来确定，中小样本一般确定为1，大样本需大于1。在具体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案例的熟悉程度影响真值表分布，因此本文在一致性阈值和频数阈值间接进行确定，参考学者对QCA方法的使用，确定合理阈值：一是结果为0和1的真值表行（组态）均应该涵盖且大致平衡；二是频数阈值的设定应当至少包含75%的观察案例；三是为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不一致性比例减少值（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一致性的最低值一般大于0.7；四是同时子集关系（Simultaneous Subset Relations）应避免，即某一真值表行（组态）同时为完全并购和部分并购的充分性组态。本文确定一致性阈值为0.75，频数阈值为1，PRI一致性阈值为0.7。

确定相关参数以后，本文使用fsQCA 3.0软件分析导致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探索出版业实现高度数字化转型和中低度数字化转型的不同路径。首先对结果变量和前因条件进行校准，选择用企业名称显示组合结果得到原始真值表。得到真值表以后，根据相关理论，删除PRI一致性阈值低于0.7的案例，通过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es）得到简约解、中间解与复杂解。参考杜运周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主要以中间解的结果组态为主，并将简单解的组态结果作为核心条件进行分析，组态路径如表3所示。根据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实现高度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共有4条（H1、H2、H3a、H3b），实现中低度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共有三条（NH1、NH2、NH3），解的一致性分别为0.802、0.893，均高于临界值0.8，解的覆盖度分别为0.549、0.503，均高于临界值0.5，这表明组态分析结果有效。

表3 组态分析结果

3.3 不同数字化转型路径分析

3.3.1 高度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1）“研发—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

路径（H1）：~AS* RD*~ ROA*~ MBGR* DO：资产规模小*研发投入高*总资产收益率低*主营业务增长率低*多元化程度高，符合这一组合的案例有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组态H1以研发投入和多元化经营作为核心条件，资产规模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总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作为边缘条件缺失。该组态中，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助力技术创新，以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涉足各种新兴产业领域，降低运营风险，提升综合竞争力。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研发—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通过对该类组态下的案例分析，发现“研发—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更适合组织创新能力强、资产规模较小的中小型或初创企业。

例如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接受AI赋能，其旗下“生学教育”一直在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打造教育数字化的相关产品；同时积极探索与布局虚拟现实与传媒、图书等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其旗下公司“文趣星球”以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为手段，从事数字书坊项目的研发和经营，“文趣星球”还与“三体宇宙”联名合作，深入推动“数字+文创”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创产品；投资哔哩哔哩电竞，拓展公司的游戏电竞内容制作、电竞场馆等相关业务。

（2）“内生—集中化”数字化转型路径

路径（H2）：AS* RD*~ ROA*~ MBGR* ~DO：资产规模大*研发投入高*总资产收益率低*主营业务增长率低*多元化程度低，符合这一组合的案例有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组态H2以资产规模为核心条件，研发投入为边缘条件，总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多元化经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在该组态中，企业通过加强自主技术创新实力，依托自身雄厚资源实现数字化转型。该组态强调组织的自我成长能力，一方面，为适应数字化发展要求，进行组织结构重组；另一方面，为实现数字化产品服务创新，加强自主技术研发。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内生—集中化”数字化转型路径。

例如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传统出版机构，率先转型至新媒体出版，并与多所科研单位、数字出版技术服务商等单位发起我国第一家数字与新媒体出版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组机构方面，时代出版构建出新媒体出版研究院、综合管理中心、内容研发中心、技术研发中心、产品运营中心和教育培训中心的“一院五中心”管理架构以实现科技创新。数字化产品服务创新方面，时代出版开发电子书包，研发幼儿全媒体电子教材“豚宝宝系列”，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电子课程等衍生产品；研发自有电商平台，进行出版物销售，还自建在线云出版平台，形成多边市场模式，改变传统出版业盈利模式。

（3）“内生—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

路径一（H3a）：AS*ROA*MBGR*DO：资产规模大*总资产收益率高*主营业务增长率高*多元化程度高，符合这一组合的案例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路径二（H3b）：AS* RD*MBGR*DO：资产规模大*研发投入高*主营业务增长率高*多元化程度高，符合这一组合的案例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在组态H3中，H3a和H3b都是以资产规模、主业务增长率、多元化经营为核心条件；在H3a中，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边缘条件；在H3b中，研发投入作为边缘条件。该组态强调资产规模和多元业态发展。该类组态下，企业利用丰富的自身资源，在已有的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基础上进行多元化发展，涉足新媒体运营、动漫游戏、电子版权等新兴领域，将用户、市场、产品、企业整合到一个商业生态中进行重新配置以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该类组态下，企业在优质内容资源基础上，实现产品、平台多元化，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构建数字化的出版产业链。

例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强大的内容资源优势与新兴的数字媒体融合，形成了完善的全产业链，它不仅是优质内容的提供商，还是数字出版商和渠道运营商，使出版物突破文字的局限，加工成视频、游戏、影视，拓宽了产品智慧教育、手机游戏、数据中心、影视、职业教育等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长江传媒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开发传媒投资运营、营销传播服务、印刷发行物流、文化教育等多元业务板块。

3.3.2 中低度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1）主要为处于转型困境的中小型出版社

路径（NH1）：~AS* ~ RD*~ ROA*~ DO：资产规模小*研发投入低*总资产收益率低*多元化程度低。

组态NH1中，当企业在主营业务增长率不强，其他方面作为核心或边缘条件缺失时，会导致数字化转型失败。通过对该类组态下的案例分析，发现处于该路径的中小型出版商较多。一方面，由于资产规模较小，中小型出版商往往缺乏资源和资金，他们在营销推广、作品编辑、品牌建设等环节会面对更多困难，市场参与度受限也加大了数字化转型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小型出版社大多还在摸索转型途径，在尝试多元化经营时往往方向不明确，缺乏互联网思维和跨界融合发展思维。

（2）可能未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

路径（NH2）：~AS* ~RD *MBGR* DO：资产规模小*研发投入低*主营业务增长率高*多元化程度高。

组态NH2中，资产规模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研发投入作为边缘条件缺失，即使主营业务增长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多元化经营作为边缘条件存在也很难实现数字化转型。当企业资产规模不够大，且研发投入不足时，即使主营产品竞争力强，努力拓展业务领域也无法实现数字化转型。

（3）以传统出版业务为主

路径（NH3）：AS* ~RD* ROA*MBGR* ~DO：资产规模大*研发投入低*总资产收益率高*主营业务增长率高*多元化程度低。

组态NH3中，研发投入和多元化经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时将导致数字化转型失败。这表明，良好的数字化转型意识及合理的企业战略规划对数字化转型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必须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引进大量数字型人才。另一方面，出版机构要想扩大规模，扩大本版书的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唯有多元化的发展才能聚集更多的财力、物力，并实现人才队伍的聚集与壮大。

3.4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实现高度数字化转型与中低度数字化转型的组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将一致性阈值从0.75提高至0.8，组态分析结果与上述结果一致；其次，本文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7降低至0.65，组态分析结果与上述结果仍基本一致。因此，通过以上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组态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从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出发归纳提炼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路径：第一，“研发—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企业属性为资产规模和研发投入都不高，而多元化程度较高，同时总资产收益率和主业务增长率这两个因素对此路径中的企业数字化不产生影响。对于中小型传统出版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在于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研发投入，同时拓宽业务领域以多元化发展。第二，“内生—集中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企业属性为资产规模、研发投入都高，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自身拥有丰富内容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研发投入实现数字技术创新，并调整组织结构以满足数字转型要求。第三，“内生—多元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企业属性为资产规模大，多元化程度高和主业务增长率高。在后两条路径中都出现这三个企业属性，说明这三大属性是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核心影响因素。

4.2 对策建议

第一，出版企业依据自身规模和研发投入的组态特征，资产规模大的企业依托研发投入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内容形态的升级，强化内容服务商的定位；中小出版企业可通过聚焦细分领域内容优势，引入成熟数字技术不断完善产品服务，以“特色内容+轻量技术应用”的组态实现数字化转型突破。

第二，出版企业借助并购重组实现数字化转型路径需以主营业务增长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为核心依据，规避弱相关多元化并购的经营风险。主营业务增长稳定的企业可以采取多次小规模并购的渐进式扩张模式，以“核心业务数字化+弱相关领域试探性布局”的组态进入新市场。

第三，出版企业根据数字化转型水平实施市场差异策略。高度数字化转型企业通过打造“内容生产—内容呈现—互动参与—服务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体系，覆盖多类型的用户群体；中低度数字化转型企业可聚焦核心用户群体，在不断完善“内容生产—内容呈现”基础数字化环节基础上，不断向服务环节延申，避免全链条布局的资源分散。

第四，出版企业结合自身资源，与具备数字技术、平台优势的外部企业形成资源互补组态。资产规模大的出版企业，通过战略合作或参股方式整合外部企业资源，将内容资源转化为数字生态核心要素；中小出版企业依托细分内容加入头部平台的数字出版生态圈，通过“内容输出+平台赋能”的组态拓宽产业链。

结合当前出版领域数字化转型研究现状，受数据可得性、研究方法特性及案例范围限制，本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方面，fsQCA变量锚定点校准尚无统一标准，后续可结合行业特性优化校准方案、搭配衍生QCA方法提升结论稳健性；另一方面，本文仅选取5项内部前因条件，未来可纳入政策监管、管理层认知等内外变量完善分析框架，同时扩大案例覆盖面、兼顾多元主体，甚至采用动态QCA探究转型时序演化，进一步深化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何婧，女，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出版学。
邓婧，女，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学术期刊发展、出版伦理。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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