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老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那一年，全面抗战刚刚打响。
照片上的年轻人一身军装，目光炯炯。
他叫殷海山，本名殷德林，出生自扶风县一个家境尚可的农民家庭，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四。1937年前，殷海山便离家参军，并在西安事变前，加入了杨虎城的部队。
1938年10月，山西平陆县西北的中条山阵地，日军千余人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向177师530旅1060团驻守的高地发起猛攻。
卢松轩在《抗战期间我在一七七师基层的活动》一文中记载此战：
下午三时许，阵地被敌机轰炸扫射和大炮轰击，工事摧毁殆尽。敌军在炽盛火力掩护下发起全面冲锋，杀声震天。官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各种火器猛烈还击。激战中，八连代连长殷海山壮烈殉国。我官兵在吴俊德排支援鼓舞下，虽然一天没有吃饭，而战斗精神更倍于前，再次同日军展开殊死恶斗。短兵相接，吴俊德排长壮烈牺牲。敌军被我手榴弹炸得纷纷倒下。敌见攻我不克，乃蜷伏在我阵地前坎下射击。战到太阳西沉，敌军才拖着阵亡尸体，由原路撤退。
这一战，所有阵亡官兵均葬于高地南麓的王峙沟村南，立碑刻名，以志不忘。
照原碑重新竖立的新碑
碑文中写道：“吾人留后死之躯，一息尚存，当步诸先烈血迹，拼命迈进，决戮彼恶魔，以树立中华民族之真正自由独立，而慰诸先烈在天忠魂！”
次年6月，同一支部队的另一个团，第1059团第三营，也在山西平陆红池乡西郑村为阵亡将士立碑，营长张玉亭说：“立碑的人，不过是后死者而已。”
两座后死碑相距不远，一脉相连，由同一支部队的两个团分别为各自阵亡的弟兄而立，记录的都是陕军子弟在中条山上最惨烈的记忆。
与殷海山在同一场战斗中牺牲的，还有他的扶风县同乡许快明，部队查明二人籍贯后，派人将他们的灵柩送回老家安葬。
2009年，王峙沟村村民在接受陕西历史研究学者张恒老师的采访时，曾提及自己目睹的收殓细节：
“战斗结束后，村里人帮忙把阵亡将士抬到村南的墓地安葬。这一片埋葬的都是日本人打仗死了的将士，几次对日本人的作战，每次都有人牺牲，每次都埋在这里。有两个人尸骨被搬走了，是两个排长（连长）。”
殷海山与许快明，便是那被搬走的两人。据殷海山的妻子吴氏回忆，当年殷海山的棺材，是用火车运到杨凌，再用两头骡子驮着拉回村里，安葬在村中的公坟。
那年，殷海山的独子殷怀奇年仅七岁，对离家抗战的父亲几乎没有印象。
妻子吴氏那年大约二十四五岁，从此再未改嫁，一辈子等着一个回不来的人。夫家的兄长曾劝她重新找个人家，她却不肯，说什么也要守着这个家，把儿子养大。
一个年轻寡妇，带着个半大孩子，给大家庭里的兄弟做饭、缝衣，硬是把儿子拉扯成人。
她不识字，但会讲起从前的事：丈夫在部队时，曾把她们母子接到前线附近住了四十天，后来部队要开拔，便送他们回了家。
那是他们一家三口最后一次团聚。短暂的团圆，更衬出永别的残酷。
她还念叨过，国民政府下发的五百元抚恤金，家属始终未能收到。
1953年，政府追认殷海山为烈士，殷家家门前挂过烈士牌。1977年，吴氏病重时，得到过一笔170元的补助。殷怀奇去世前一年多的时间，民政部门也曾向其发放过每月260元的抚恤金。
殷怀奇在世时，持有过殷海山的烈士证，但在他去世后，证件遗失，孙辈殷长浩想进行补办或复印，却被民政局遗憾告知：烈士证只能由烈士子女持有，不予办理。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殷海山的事迹，只剩下妻子吴氏生前只言片语的讲述，没有部队番号，没有牺牲地点，再没有任何能帮助后人证明那段历史的有效信息。
直到2012年，一个消息从山西传来。
吴俊德与许快明的后人前往山西平陆县王峙沟的后死碑祭拜先辈，碑上刻着的名字中，除了自家先辈的姓名，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殷海山。
吴俊德的后人吴润生将此事告知殷长浩，他才知道，爷爷的名字，就刻在他倒下的那片土地上。
六十多岁的殷长浩，在网上搜索，去民政局打听，终于拼凑出爷爷生前的零星事迹。
2016年，扶风县当地的烈士陵园建成，家属将殷海山的遗骸迁葬至陵园。
家中始终保留着殷海山的几张老照片。除了殷海山个人的独照，还有他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里，他们并肩而立。背面写着两个名字：刘学福、薄章城。
这些和殷海山一起拍下照片的战友，他们后来怎样了？有没有回家？他们的名字，是否也刻在某个荒野的石碑上，等待着后人去发现？
殷长浩至今尚未亲赴后死碑祭奠。爷爷的遗骨已经迁回陕西多年，那个刻在后死碑上的名字，他还没能亲眼去看一看。但至少他知道，为国赴死的爷爷没有被遗忘。
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寻找。让每一个刻在石头上的名字，都有机会被亲人看见，被后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