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图/视觉中国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洹宇对黄花岗起义的兴趣始自中学时期。彼时，她初次拜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对初建时墓道柱顶之上的巨大骷髅雕塑印象深刻：“在纪念辛亥革命最壮烈一役的圣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惊悚的塑像？”
踏上研究之路后，武洹宇追查到这些骷髅塑像是当年为烈士收殓遗骸的同盟会员、艺术家、慈善家潘达微设计的。“这个人物，将公益慈善、文化符号与革命精神这三个领域贯通起来。”武洹宇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一次，武洹宇在广州大元帅府的友人的办公室里，看见一张晚清通缉令性质的报纸，纸上是一位身着华贵旗装的女子，标着“女革党徐李氏小照”。她细细观摩，惊觉这正是“还未成为‘黄兴夫人’的徐宗汉。”“早在认识黄兴之前，她已经是一位独立革命者。清廷将她与起义总指挥赵声并列，可见已视她为心腹大患。”
徐宗汉，原名徐佩萱，是辛亥革命史上“同盟会徐氏三姐妹”中的三小姐。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她为重伤的黄兴包扎伤口，伪称是其妻并签署手术同意书，随后乔装将其转运至武昌战场。此后，她与黄兴结为夫妻。黄兴病逝后，她创办民国第一所贫儿院，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并出任会长，一生致力于培养平民女子的知识和技能，推动妇女自强自立。
《徐宗汉生平考述》是武洹宇与合作者刘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书中从徐宗汉的出身写起，涵盖了她的第一段婚姻、投身革命的契机、辛亥革命时期的行动，以及后来创办女学、赴海外筹款等。
20世纪初日本明信片上的徐宗汉 图/受访者提供
挖掘史料时，刘芮在邹鲁（中山大学创办人、首任校长）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细节：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夕，徐宗汉等人通宵达旦打开藏在颜料铁罐里的武器零配件，为掩盖金属碰撞的声响、躲避清廷巡警，革命同志索性弹唱起来。
“徐宗汉的‘在场’告诉我们：女性不仅掌管着起义机关的后勤命脉，更是武装运输的核心执行者。黄花岗起义不应被简化为少数英雄抛头颅洒热血的叙事，而是一群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通人，将改变现状的信念，糅进每一个具体动作里。开罐头时屏住的呼吸、琴弦流淌的心事、某个走神的瞬间……这些细节构成了历史的真实。”按图索骥，武洹宇发现了一个更广袤的、不为众人所知的女人世界——
“在黄花岗起义的女志士中，富室寡媳是活跃的群体。除了徐宗汉、徐佩兰姐妹，还有宋铭黄、庄汉翘等人。”但碍于史料挖掘不足，“让人很容易误解那个时代只有秋瑾、何香凝、徐宗汉等寥寥‘女杰’。”
2026年3月29日，“碧血黄花——纪念黄花岗起义115周年特展”在广州黄花岗公园举行。此次展览展示了徐宗汉及其他女烈士的行动。作为策展人，武洹宇说：“宗汉留予我们的珍贵遗产，或许正在于她为中国‘革命’二字注入的丰富实践，真正的变革，从不止于变换门楣，更在于门内的烟火与星光。”
广东广州，武洹宇（右二）在“碧血黄花——纪念黄花岗起义115周年特展”展览现场 图/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武洹宇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揭去“黄兴夫人”标签的独立革命者
南方人物周刊：写《徐宗汉生平考述》前，徐宗汉在学界和公众视野中的位置是怎样的？她是否长期活在“黄兴之妻”的叙事下？
武洹宇：无论是在公众视野还是学术圈，徐宗汉的确长期活在“黄兴之妻”的叙事之下。大众对她的了解，往往仅限于辛亥革命那两个极具戏剧性的场景：一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她在香港为受伤的黄兴做手术签字，不得不伪称是他的妻子，后两人竟真成连理；二是她借助闺蜜张竹君发起的赤十字会，将包括黄兴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乔装为战地医护转运至武昌战场。
在这些故事中，她聪慧、勇毅，但本质上还是作为黄兴的伴侣而存在。
南方人物周刊：书名用了“生平考述”而非“传记”。为什么？
武洹宇：有关徐宗汉的史料现状比较特殊：一方面，由于她与黄兴的关系，许多记载将她视为附属，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她本人重行轻言且极其低调，留下的私人记述极少，很多关键的生命片段是断裂的。如果用“传记”这个词，往往意味着我们可以勾勒出她完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曲线，这在目前看来是不诚实的。我们选择“考述”，意在强调“考”先于“述”——先以考古般的耐心，做一个冷静的拼图者，对她的籍贯家族、婚姻始末、每一次行踪的辗转，乃至每一份公开演说的文本，严密地考辨和甄别。唯有先打下地基，才可能讨论理解、感性和想象。
南方人物周刊：这本书参考的史料来源广泛，也不乏断裂之处。在重建她的人生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处理那些空白？
武洹宇：最大的困难来自她的早年生涯，父亲名讳至今无法确定，只知是上海同文书局创办者徐秋畦、徐闳甫兄弟中的一位。两兄弟的生平资料稀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她究竟成长于怎样的家风之中、有多少兄弟姐妹，以及少年时代接受了何种启蒙教育。
不过，我们最近捕捉到一个颇具分量的线索。邹鲁指出，189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上书李鸿章，是由时任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员的徐秋畦引荐的。不论徐秋畦是宗汉的父亲还是叔父，都意味着徐家与孙中山的深厚渊源，早在宗汉投身革命前就已奠定。1908年，宗汉在南洋执教，曾有一段“随国父工作”的时期。她回忆：“我想去日本读书。总理说，‘不用吧，还是回广州去吧！’我说，‘回广州去做什么呢？’他说，‘满天飞吧！’我想怎样飞法呢？那时开展工作是不容易的，总理所说的‘满天飞’就是指宣传工作。”
彼时尚未正式加入同盟会的宗汉，已能与孙中山并肩共事，这是否得益于其家族渊源？这种潜在的社会资本，是否正是她日后得以迅速跻身革命核心圈层并赢得高度信任的关键因素？我们目前正在持续追踪相关档案，试图通过建构参照系的方法，即研究同时期类似买办家庭的教养模式，来反推她的成长环境。待这些早期史料进一步夯实，我们争取在明后年的增订版，把这块拼图补全。
广东普宁洪阳镇水吼村华严寺后山纱帽岩，武洹宇（左）和刘芮寻觅保存徐宗汉家公李庆春姓名的摩崖石刻 图/受访者提供
“新女性”的轨迹是多元的
南方人物周刊：1907年前后，徐宗汉的第一任丈夫李晋一病逝。按当时的社会风气，她的人生轨道基本锁死。但她把孩子留下，与姐姐下南洋参与筹办“中华女学”。这个选择，在当时意味着怎样的“越轨”？
武洹宇：我们通常以为，按宋明理学传承下的贞洁要求，徐宗汉在丈夫李晋一病逝后，人生就该锁死在河南（广州海珠）跃龙里的李五福堂里，做个安分守己的节妇。但我在梳理黄花岗起义的史料时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在黄花岗起义的女志士中，富室寡媳是一个极活跃的群体。除了徐宗汉、徐佩兰姐妹，还有宋铭黄、庄汉翘等人。
据起义亲历者莫纪彭回忆，庄汉翘与徐宗汉情同金兰，常常形影不离，“宗汉加入同盟会，成为了女党员的急先锋，传革命大义于金兰之友；又由金兰之友，再传及堂前小叔，又再由小叔更再传于小叔之小友。”莫纪彭总结道：“革命若说有路线，该路线应如此。”
这些史料让我们看到，晚清广州中上层相当一部分女性，并未因夫亡而自我禁锢。丧偶往往成为她们突破家庭藩篱、争取行动自由的转机。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反思：今人是否过度想象了晚清女性的悲情，简化了她们生活世界的多元图景？
宋铭璜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徐宗汉的姐姐徐佩瑶是她最早接触新思想的引路人。在同一个家庭里，有人被感召，也有人无动于衷。在你的研究中，徐宗汉身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特质或经历，让她比同时代多数女性更早并更为长久地投身公共行动？
武洹宇：徐佩瑶是一位神秘的人物。论资历，她1904年就在广州河南创办贞德女学，1907年又受邀远赴马来亚槟榔屿出任中华女学校长，是叱咤风云的晚清女杰。诡异的是，进入民国后，她几乎从公共视野中销声匿迹。目前我能查到的关于她民国时期的行踪仅有两条：一是1932年9月，她曾捐款大洋二元支援东北义勇军；二是1933年12月14日，她出现在上海商会会所，聆听会计师徐永祚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演讲。此后便一片空白。她为何不再活跃于台前？是在家相夫教子，还是清修隐居，抑或是投身了更隐秘的幕后事业？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非孤例，而是黄花岗起义那一代女志士乃至她们下一代女性中很多人的轨迹。
比如，宗汉的大姐徐慕兰，革命后生活在香港、上海，低调从事慈善，不再抛头露面；又如，宗汉的小姑李佩书，民国初年曾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嫁给孙中山的追随者刘芦隐，归国后短暂担任过孙科的家庭教师，生子后便全心在家，相夫教子；再如，宗汉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基本是家庭女性。从中可见，徐家女性在革命时期的参与度相当高。她们真切地投入过、沸腾过，只是在革命落幕、硝烟散尽后，各自选择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恰恰说明了当时“新女性”的人生轨迹是极其多元的。选择归隐或相夫教子的女性，不必然预示着某种“落后”。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光，她们经历了怎样的欢愉、满足，做出了怎样的取舍和牺牲，我们没有资格轻易评说，所以也不必用是否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唯一标尺，去丈量她们的价值。徐佩瑶们的“消失”，也许正在提醒我们，面对历史的沉默，或应保持必要的敬意和谦逊。
至于宗汉身上的个人特质，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显露无遗。冯自由曾回忆黄花岗起义当年，女同志们往返省港运送弹药的惊险一幕：他的夫人李自平、胡汉民夫人陈淑子，与徐宗汉三人同行，“所携行囊二具满贮危险品，皆置船舱后女客室旁，陈李二女士均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唯独徐宗汉“态度安闲，怡然入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同行的三位女性中，陈、李二人都是革命党人的妻子，只有徐宗汉是寡妇，这似乎暗示了某种社会空间的解放。后来黄兴早逝，很可能也成为宗汉必须独立自强并最终走出一条截然不同道路的动因之一。
在黄花岗起义中，与徐宗汉境况相似的富室寡媳，构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比如宋铭璜，她后来虽嫁与高剑父，却长期在上海独立从事幼儿教育。她执教的启秀学校，其创始人正是徐宗汉的堂姐妹徐婉珊。再看庄汉翘，她在民国后是否再婚虽不可考，但始终活跃在公共领域：参与暗杀活动，推动女子参政，倡导女子进入职场、经济独立等。由于史料挖掘的不足，导致样本偏差，让今人很容易误解那个时代只有秋瑾、何香凝、徐宗汉等寥寥数人堪称“女杰”。那其实是一整片璀璨的星空。这让我想起学者李小江老师有句话：“迄今为止，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在深入宗汉生平史料的过程中，我无比清晰地体认到了这句话的中肯和准确。
潘达微、陈玮庄夫妇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徐宗汉的行动跨越了战场、慈善与政治三个场域。在你看来，在这些看似不同的领域之间，有没有一条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
武洹宇：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核心组成，战场即政治，你的问题可以简化为革命和公益。
我的另一条研究线索，就是近代中国“公益”概念的起源。晚清的人谈论“公益”时，其内涵比今天激进得多，往往特指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以救国图强为终极目的的国家利益实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潘达微。他曾供职于香港《世界公益报》，而该报宗旨即是“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黄汉”，在他们那一代人眼里，“公益”包含了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行动。
有意思的是，《世界公益报》那句“变满清为黄汉”的宗旨，恰好也解释了“黄兴”“宗汉”名字里的玄机——它们本就蕴含了革命救国之志的公益理想。所以，你提到的战场、慈善与政治三个场域，可能只是今天我们自己的区分，在他们的时代，实则浑然一体，统统指向“救国”二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具体生命的深切悲悯，以及将这份悲悯转化为系统性行动的强大执行力。从刺杀清吏到养育孤儿，驱动宗汉的那股“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力量，从未改变。辛亥三月的血和誓言，她从未忘却。
就义前的黄花岗起义烈士 图/视觉中国
“共产党人的挚友”
南方人物周刊：1912年，南京贫儿教养院成立，收容了七百多名难童，设有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课程，还分文理和实用课程。这套“养教一体”的模式，在当时是否有一定的超前性？
武洹宇：“养教一体”的模式，我不认为是徐宗汉的独创，因为这是中国慈善近代转型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从重养轻教，转变为教养并重。这一转变的现代性内核在于：不论老幼妇孺，在现代公民的意义上，都与康健者并无二致。若真要实践现代民主政体要求的开设议会、公民参政议政，就必须同等地培养其智识，让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理解天下大势的能力，并拥有一技之长。如此韬养民智的努力，本质上是在为现代国家的运转培育土壤，时人称之“社会革命”。这是当时无数有识之士的共识和实践，也是晚清民国时期“公益”的核心意涵。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上海《东方杂志》曾对他的终极理想有一句极透彻的评论：“革命不过为先生所采用之一种手段，至于先生终身所努力者，其目的全在建设。” 宗汉毕生所做的，正是这种无声却磅礴的底层建设。
南方人物周刊：那七百多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武洹宇：很遗憾，我们至今未能追查到大部分孩子的踪迹。不过，有两条关于“养女”的隐秘线索，还没来得及写到书中：一位是厦门云顶岩寺宽恒法师的母亲徐志昭，曾是上海的女医生；另一位是江西省清江县民主革命先驱黄介民的夫人徐裕民，原名徐桂英。这两位女性的生平资料有限，我们正在尝试联系其后人，希望从家族记忆中打捞更多信息。
如果她们是在黄兴、徐宗汉的私人宅邸被扶养长大，作为家庭成员，黄家的后人多少会有些印象，但他们都不知情。加之她们都姓徐而不姓黄，我们于是推测，她们极可能是贫儿教养院里走出来的孩子。假如这个推测成立，我不禁想，在那个动荡年代，是不是有很多不知姓氏的孤儿，在被收养以后，跟着宗汉姓徐？
历史研究就是这样，经常会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想象深深打动。这或许超越了规制化的收养，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能量，为流离失所的幼小生命重新确立血缘和归属。正是这种可能性，牵引着我们继续追寻这些孩子的生命故事。
1942年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合影，右起为邓颖超、徐宗汉、周恩来、司徒美堂、董必武、司徒美堂的儿子司徒柱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晚年，徐宗汉因战火迁居重庆。她没有局限在任何阵营，与共产党人往来密切，也曾明确表达“今天真正解放人民，实行抗日的，只有毛泽东先生”的政治立场。这句话是她思想演变的终点吗？
武洹宇：我所理解的宗汉，的确是一位拥有超越政治格局的独立革命者。她之所以被铭记为“共产党人的挚友”，是源于她心向底层的价值直觉。她帮助共产党人，是因为她只问是非良知，不问党派阵营。她穷尽半生都在寻找救国良方，当她敏锐地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最贴近穷人和孩子，目睹共产党人始终在艰苦卓绝地坚持抗日时，便毫不犹豫地成为同路人。宗汉在世人眼中的看似“左倾”，本质上是她悲悯苍生、心向人民的必然表现。至于她思想演变的终点，其实是佛学，这一点与潘达微一样，我也十分好奇，还在上下求索。
徐宗汉女儿“李七姑”旅法童年照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徐宗汉的两段婚姻、与黄兴的关系——这些私人生活在你的研究中占据什么位置？
武洹宇：宗汉的私人生活，在研究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恰是私人情感，最能褪下她的神性，也是她离普通人最近的时刻。棘手的是，宗汉生平的史料本就难觅，私人情感的蛛丝马迹更是稀少。
目前遇到最触动我的，是她与黄兴的原配廖淡如夫人的初次见面——宗汉当即表示不计名分。我们想象，那大概是个有些尴尬、甚至有点手足无措的瞬间。在那一刻，我们似乎跟她一起，突然从轰轰烈烈的革命叙事中跌落下来，不得不直面那些生活中最琐碎、最现实的问题——名分怎么算？日子怎么过？两个女人该如何相处？这种真实，比抛头颅洒热血更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样沉重。
第二，是她一度干涉个别子女的婚姻，这无疑展现了她作为母亲具有控制欲的一面，但由于涉及后人隐私，我们最终决定不予披露；第三，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她两个女儿共用一个相似的名字（一位是据邓述曾回忆，被送往法国由养母抚育、后成为邓燮仙夫人的李若鸿；另一位则是柳亚子所撰碑铭中记载、嫁与吴涵真并颇具侠风的李若虹），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将所有已掌握的史料都放在了附录的“李雄之谜”中，暂不做定论，期待未来有更多新材料来勘破这个谜团。
邓述曾家藏徐宗汉像 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