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新丨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成西方国家的模式？
行业研习
2026-05-25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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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的经济内卷理论如何解释中国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有三样东西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分别是农民、农村、农业。农民为什么重要？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不缺有农民起义推翻政权后成为新皇帝的故事。到了近代，农民又变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新阶级，是毛泽东视角下革命和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忠实伙伴。农村为什么重要？黄宗智和杜赞奇都认为中国的农村是其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和代理了国家政权的治理任务。农业为什么重要？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代表，无论是农业相关的税收，还是为工业化所做的付出，其小农经济保障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其实“三农”在西方世界也一样重要，但为什么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发展成西方国家的模式呢？
二、
经济内卷
与
社会分化
马克思创造了一个固定公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按照这个公式，中国农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一定会发生不以农民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与农民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那么就很奇怪了，历史上我们有许多的发明与水利工程的出现，甚至还影响了西方世界，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的证据，可为什么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却相对稳定？黄宗智认为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许多研究依据于经典理论：斯密和马克思，这些理论有可能为了突出其逻辑而将部分因素简单化。因此他通过在中国部分地区的经验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长久状态与其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有关系。
（一）经济内卷
黄宗智认为小农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满足家庭需求，其次它也逐利，最后它是阶级社会与政权体系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观点上，他通过对中国华北农村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一个反直觉的研究发现，那就是中国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密同时又为了满足家庭生计，其看似有所进步的农业生产关系与以农业为基础的手工业和商业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其实都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可以理解为在小农经济中单个劳动力所带来的产出值依旧低下，华北农村与长三角有类似的地方，即农产品商品化并没有解放劳动力，而是让老人妇女等闲置人口加入了生产，即过密，内卷化。
（二）社会分化
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民的生产剩余没有被投入再生产过程，特别是投入创新性的生产投资。他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主要有两种生产关系，一种是土地关系，一种是劳动关系，前者可以区分为地主与自耕农的佃农，后者可以区分为老板与员工。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社会分化的因素下是可以流动的。
如中央政权的更替，当权者都喜欢通过小农经济的重新确定，以此安抚民心。再如分家制度的影响，中国小农经济的前部分其实与西方理论框架并无太大区别，农民拥有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与家庭劳动力，在保障好家庭生计需求的基础上，逐利也好，扩大再生产也好，也出现过不同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与商品化形式的家庭手工作坊，但是往往在经历分家产给多个儿子后便会经历衰退。梁漱溟也认为这方面中国有异于西方，并引用河北省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梁漱溟，2025，132）
无论是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商品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还是中国集体化时期的产量增长，其实都是劳动力过密与社会分化因素导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没有继续沿着西方划定的理论框架发展。
三、中国文化的“早熟”
梁漱溟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解释，他提出了两个特别的观点作为切入口，一是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社会历久不变，二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同时，他还认为西方文化是从外到内，从身到心发展，而中国文化是从内到外，从心到身，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之“早熟”。
（一）家庭与阶级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是围绕着家庭生活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就可以进行生产活动，满足生计需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需要跟家庭以外的组织或者单位进行接触。因此小农经济某方面来说指的是小农家庭经济，这与黄宗智关于中国华北农村的小农经济的看法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大部分的小农家庭都拥有土地，或多或少。这样的土地制度与家庭制度相结合，可以说给了中国文化社会长久不变的土壤。
梁漱溟还认为在旧日的中国是没有阶级存在的，理由除了前面提到的家庭独立生产，还有农村土地的分散与经常流动。这些因素导致经济上与西方不同，在西方大部分劳工需要给少部分雇主工作才能解决生计。加之前文提到的分家制度，小农家庭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在政治上，寒门是可以出贵子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科举制度，体现出政治机会的开放。
（二）伦理社会与西方宗教
相较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家庭制度与所谓的无阶级观念，西方社会则是借助了阶级矛盾得以发展出进步的政治制度。梁漱溟认为这些现象本质上是由于中国早就是用伦理道德来稳定社会，而西方则是通过宗教改革不断进行社会变革。他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常常是向里用力，一辈子都被各种伦理关系所束缚。而在西方阶级社会中，想要突破阶级束缚，必须通过革命挣脱，向外用力。
西方的宗教革命与阶级斗争教会了他们如何进行团结，教会了他们国家集体的观念，如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集体决策精神。因此，在西方社会的人们更擅长过集体生活，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而这些都是旧日中国所欠缺的。梁漱溟认为中国甚至不像一个国家，只是一个伦理社会，中国人出了家门，外面则是天下。有趣的是，中央政权如何与无数个家庭进行对话呢？这不得不提到士大夫的作用，正是由其在上下之间做功夫，上则规谏君主，下则规训百姓。
或许伦理道德与家庭制度等中国文化的“早熟”可以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长期停滞不前做辩护，但是又如何理解新的政权成立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种种变化呢？
四、认识“
制内市场
”
开头有提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发展成西方国家的模式，那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郑永年认为西方的市场体制是西方特有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东亚体制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他强调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为“制内市场”。
（一）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
郑永年在提出“制内市场”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加入了经济历史视角，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入考虑。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失败给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创造了可能性，从而慢慢形成经济自由发展的社会，而中国自古以来更多的是改朝换代，更替权力的主体，但是从未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局面。虽然古代帝制时期也有过几次政治经济改革案例，如王莽改革、王安石变法、明太祖改革等，但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变。中央政权实际上没有能力可以直接管理地方家庭，只能通过中间每一层的代理人协助管理，而这些中间的财政代理往往可以获得大部分的财政资金。郑永年提到：“即便是在乾隆皇帝统治的鼎盛时期（18世纪中叶），作为帝制晚期税收制度支柱的农业税，其总额也不到粮食总产量的10％。”（郑永年，2021，180）因此，中央政权根本无法去改善和管理社会，除非能够迎合地方士绅的利益与主流思想。
有意思的是，中央政权虽然通过设置科举制度招募政府代理人，但往往也只能是地方士绅精英才有财力与时间准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又规定了严格的八股文，其考试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并不能够给社会带来科学领域的创新，它更多是起到了维护中央控制全国的一种机制手段，这或许对应了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早熟”。
（二）本土理论的诞生
郑永年归纳了从1895年的晚清“新政”到近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权力中心一直有参与经济相关的部分，区别在于参与程度的深浅。特别是毛泽东搞全国动员的时期，当代“制内市场”体制便诞生于此，再到后面去动员化、全国裁军、市场化等阶段，无非是中央权力中心对经济部分管控手段的调整，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全方面管控，再到后面主要管控重要部门，如能源、粮食等，再到后面的税制改革、国企改革，自始至终都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家庭自留地制度的角度理解“制内市场”，家庭自留地制度其实是从毛泽东时期的“打土豪，分土地”就有的土地制度，至今农民都可以有土地长期使用。郑永年认为：“‘制内市场’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为国家的财政和政治利益服务。与‘制内市场’这一逻辑相一致，国家自留地制度还规定，国家作为一个自利的经济行为者，要将最大最好的资源分配给自己。”（郑永年，2021，390）
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从古至今都有其独特的部分，它不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东南亚地区的模式，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确保自身政治诉求为第一位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控的政治经济体制。
五、结语
通过经济内卷、社会分化、文化“早熟”等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其只不过是认识农村社会的其中一块拼图。而尝试用不同的理论去解释一些社会运转的原理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考察理论的时代背景与立场。从早期中西方学者都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到部分西方学者通过在中国的经验研究提出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再到中国学者尝试以本土视角去定义新的理论概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永远分离的，只是看两者的占比多少，在哪些部分各自发挥作用，又在哪些部分一起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农村付出了很多。
阅读书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2.郑永年《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3.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7.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与台湾的土地改革》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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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王广新，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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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刘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