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沈奕斐老师因在一场直播中指出一位家长的“受害者逻辑”，遭到该家长长达数月的反复举报和投诉。
在直播过程中，沈奕裴老师认为，家长提到的，我分给你零食，你没有分给我，孩子之间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些都只是极轻微的日常同伴冲突。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儿童学习人际交往、边界感和挫折应对的正常过程。
但在这位家长的心理机制中，这些事件被“灾难化”了，她直接将这些摩擦等同于极具毁灭性的“校园霸凌”。
通过将微小的摩擦定义为“霸凌”，她合理化了自己内心的过度焦虑和对失控的恐惧。
一旦确立了“我的孩子是霸凌的受害者”的角色，家长就免去了引导孩子学习社交技巧、面对挫折的教育责任，一切问题都是“施暴者”和“不作为的老师”的错，作为家长，我需要通过举报来投诉老师来获得公道。
弱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在现代舆论和管理机制中往往自带“正义光环”，这位家长通过不断报警、向教育局、向复旦大学投诉，实际上是在通过投诉来补偿自己内心的无力感。
这种“我可以让老师停职、让教授写说明”的权力感，能极大地填补她内心的虚弱。
家长无法区分这是“孩子的课题”还是“我的课题”。当孩子在学校受到一点委屈，比如没分到零食，家长体验到的痛苦和愤怒，甚至远超过孩子本人。
她没有能力去消化“自省”带来的不适感，只能把这种痛苦转化为愤怒和攻击性，将枪口对准指出真相的人。
通过疯狂举报沈奕斐教授“侵犯隐私、影响教学、工作失职”等莫须有的罪名，她试图在心理上“打倒”权威，以此证明“错的不是我，而是你”。
沈奕裴教授作为社会学专家，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帮助他人改变的人，无疑是不成功的。
一个人的改变，恰恰始于接纳和理解。
接纳不等于认同，而只是我愿意尝试去看见和承认你的想法和感受，而不代表我认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不需要去跟你进行争论。
当这位家长满怀期待地连麦名校教授，本希望得到权威的“声援”和“安慰”，却被沈教授指出“这不是霸凌，是你想多了”时，她体验到了深重的自恋受损。
沈奕斐老师不顾对方的心理状态，强行输出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让对方感到了“对她整个人格的否定和羞辱”。
这在沈奕斐老师的直播切片视频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沈奕斐老师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专家，但无疑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
社会学教授和社会工作者的关系，就很像“医学研究员”和“临床医生”的关系。
很多人以为“懂社会学”就等于“会帮人解决问题”，这其实是个误区。
作为社会学专家，沈奕斐老师擅长用理论解释社会现象，但社会学专家并不天然具备心理咨询、危机干预或资源协调的实务技能，而沈奕斐老师在直播中缺失的恰恰也是这些。
如果一个社会学教授试图越过“研究”的边界，直接去承担“社工”的救助角色，用自己的专业去批判受助者，那么毫无疑问会给受助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社会学的学生往往需要接受专业的临床心理或社工实务训练，才能在受助者情绪崩溃、陷入痛苦的创伤回忆时，知道该如何进行专业的“情绪缝合”和心理安抚。
如果你无法识别来访者的心理状态，无法安抚他们的心理防卫机制，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他们当做伤害者而排斥甚至攻击报复。
作为社工，我们要通过“先下后上”的策略来帮助所有寻求支持和帮助的服务对象，先让对方的不合理认知得到输出，然后才能让合理的认知进去，否则所有的念头都会拥挤在一起，然后互相攻击。
一个社会工作者只有保持接纳和非评判，才能用专业的技能、资源和陪伴，去托住每一个正在下坠的具体个人。
对于这位家长，或许也值得某种程度的同理——她很可能生活在一种高压、高焦虑、缺乏支持系统的心理环境中。
然而，我们之所以只是接纳，而不是认同，因为“有焦虑”不等于“可以无底线伤害他人”。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先处理好自己的内心情绪，允许孩子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跌倒、摩擦，并相信他们有能力自己拍拍灰尘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