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模型落户南航！御风园再添重器！

在震撼人心的核试验背后，有一位与南航渊源深厚的核爆诊断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达。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朵耀眼的蘑菇云，在罗布泊的沙漠中腾空升起，“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了。当爆炸的烟云尚未散尽，陈达就和战友们穿上厚重防化服，不顾强辐射危险，冲向爆心采集关键样品，为核试验数据分析、威力评估筑牢第一道防线。

我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爆试验，陈达参加了41次。他长期深耕放化诊断、放射性测试分析等领域。为了攻克燃耗测试技术，陈达曾经连续半年夜以继日地研究实验，提出一套主方案和四个旁证方案，并经过一轮试验实践检验后，最终成功创建“增长法”诊断技术方法，为我国核武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改进用放射化学测定核爆威力的精度，陈达和同事们提出了一种校正分凝影响的数据处理方法，并被成功应用于多次地下核爆威力测量，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并经过多次试验检验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分凝研究成果。后来，陈达和同事们又攻克了中子剂量测试威力的难题，创立了中子剂量放化测试方法，取得了重大突破。

陈达院士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6项，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1项。

2001年3月，陈达同志从研究所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应邀担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他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将核科学与材料学、医学等其它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作为发展方向，创建了“核科学与技术”新学科。经过不断拓展，由陈达院士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南航核科学与工程系逐步发展壮大，建成了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二十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硕士和博士优秀专业人才。

它可以在核爆炸仅8分钟后，驶入稳定的蘑菇云采集样本，不仅能获取高浓度、高价值的早期核爆样品，还彻底规避了人员伤亡风险。

1977年9月，CK-1A首次完成核试验取样任务；1978年实现双机遥控同步取样，技术成熟可替代有人机；1978年第三次核试验中，CK-1A无人机成为主力取样设备；1980年我国最后一次大气层核试验，空中取样工作全部由CK-1A无人机完成，彻底终结了我国“飞行员穿云取样”的悲壮历史。该型无人机于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见证了我国无人航空技术在国防领域的突破性跨越。

我校研制的无人机性能优越，受到指挥员、领航员的连声称赞。“感谢南航同志，你们是有功之臣，造出了我国自己的核试验无人取样机。”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深情地说。

此次新入驻的两个模型旁边，是强教-5D双座强击教练机，该飞机是专为强-5飞机驾驶员的训练而设计。强-5飞机1958年8月立项，1965年6月首飞成功。上世纪70年代，为了配合新型战术氢弹测试工作，空军将强-5改装用于投放氢弹，代号强-5甲。

1972年1月，强-5甲成功地投掷了我国第一枚实用氢弹。这次空投试验，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战术核打击能力，补齐了我国核打击体系的关键短板，让我国核威慑力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覆盖。至此，我国的氢弹具备了实战能力，这次试验也证明了强-5飞机当时的优越性能。

提到强-5的研制，今年已经一百岁的乔新教授仍然记忆犹新。1958年，身为强-5的副主管设计师，乔新教授带领12名应届毕业生和60名大三学生奋战一年，参与到强-5的设计工作中。

强-5飞机弥补了国家对超音速强击机的需求，成为了中国第一种出口的作战飞机，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