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大”，按例需要票选领导机构“中执委”的委员，选票整理完进入到唱票环节，唱完了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陈立夫的名字下面，竟然比蒋中正还多了四票！
负责现场选举工作的CC系众人，脑袋瓜子集体嗡嗡的：咱们这不是作死吗？
陈立夫
陈氏兄弟急中生智，赶忙擦去了一个“正”字，如此统计出来的结果，总算是蒋中正比陈立夫多一票。
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天委员长就接到了密报，当即下令抓捕陈立夫，罪名待定！
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氏兄弟掌管党务，也是委员长默许的。
然而陈氏兄弟通过党务系统，逐渐控制了政府、警务和司法各界，门生爪牙遍布大小衙门，权势日益显赫，已然有功高盖主之嫌了。
陈立夫闻讯吓尿了，直接躲上天目山“养病”，再委托多人说情，甚至搬出了婶婶（陈其美遗孀）亲自出面，连哭带闹求放过，委员长看在结拜大哥的面子上，只能表示“原谅”，暂时先不抓人了。
牢饭可以不吃，削权则是必须的，作为薄惩，陈立夫最重要的两个职务被一体拿掉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和秘书长。
不过另外一个有实权的职务，却侥幸保留了下来：军委会情报局长！
陈果夫
貌合神离之“老军统”
陈立夫在1934年底的全套职务，是“中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军事委员会情报局长。
这个情报局于当年9月间成立，目的是统一提调各个特务组织，算是陈立夫得到的“安慰奖”。
在此之前，蒋系特务组织共分为三大块：
CC系控制的“党务调查处”，处长徐恩曾；
黄埔系控制的“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
江西前线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纯属军事谍报单位。
其中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拥有的专业和技术人员最多，总人数高达1722人。
可在这三个情报单位头目中，邓文仪的能力最弱，受宠程度也远不及二陈和戴笠，于是调查科成为被人觊觎的“肥肉”。
黄埔一期邓文仪
期间发生了南昌机场大火案，属地责任最大的邓文仪，在CC系的干扰下，迟迟不能破案。
委员长大怒，却又不想遂了CC系的心愿，于是令特务处负责侦查，结果案件迅速告破，戴笠大出风头。
邓文仪遭到痛骂被调离情报系统，戴笠兼任了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至此1700多专业电讯和谍报人员，算是被“特务处”收编了。
戴笠的势力瞬间大涨，而CC系非但没逮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
陈立夫何许人也？相当于委员长亲侄、黄埔军校校长的机要秘书、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党务调查科首任科长，资历地位远高于戴笠，吃了这么大亏岂能善罢甘休？于是立马上折子搞事。
老军统第二处处长戴笠
奏折上说，目前情报单位令出多门，不利于发挥整体力量，应予整合为要云云。
委员长是懂得制衡之术的，既然给了黄埔系戴笠一颗甜枣，也总得给老部下CC系一块糖吃吃，于是批示照准。
“军事委员会情报局”遂于1934年9月宣告成立，以陈立夫担任局长，次年4月再更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当然是“军统”。
注意此军统跟后来戴笠执掌的彼军统，根本不是一码事！
但是它确实又简称为“军统”，因此在民国历史上，习惯上称之为“老军统”。
比如军统大特务陈恭澍，在回忆陈焯时说过：“陈焯资格老，在老军统压戴笠一头，后来边缘化了”，可见情况属实。
老军统第一处处长徐恩曾
杨永泰被杀成为导火索
“老军统”完全是硬捏在一起的，局本部和所属的三个处，居然分别在四个地方办公。
戴笠的特务处虽被整编为军统局第一处，却始终没有搬离南京鸡鹅巷，行动上也是自行其事，独立性很强。
尤其是“选票案”发生以后，委员长愈发重用戴笠，经常越过陈立夫直接下达任务。
戴笠对此心领神会，公开场合敷衍，背后干脆不鸟陈大局长，对另外两个处长徐恩曾和丁默邨，也是鼻孔朝天。
后来的大汉奸丁默邨，之所以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就是被戴笠使了绊子，丁默邨同为处长还属于CC系，怎么就因为捞了点钱被拿下呢？
幕后大背景，其实是委员长对陈氏兄弟的报复和打压。
丁默邨受审
“老军统”内部狗咬狗一嘴毛的现象，陈立夫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对当初把特务处整合进来颇有悔意。
遂在编制和经费上，逮着机会就卡戴笠的脖子，反正县官不如现管，戴笠被搞得也挺难受。
委员长对此喜闻乐见，这才符合制衡之道，因此“老军统”的存续时间并不短。
然而1936年先后发生的两件事，让委员长对CC系的不满和猜忌，终于达到了顶点，下决心扶植戴笠另起炉灶了！
第一件事是杨永泰被暗杀，作为委员长的“国师”和首席智囊，杨永泰确是权谋高手。
特受宠信的同时，也喜欢大肆揽权和安插亲信，引发其他各派系的强烈反弹，委员长不得已，将其外放湖北。
杨永泰
在削弱CC系权力的过程中，杨永泰出过不少鬼点子，比如围剿苏区时期，寻机变更了豫皖鄂赣四省的组织架构。
CC系任命和安插的地方大员，通通失去实权沦为摆设，陈氏兄弟简直恨之入骨。
杨永泰1935年秋派任湖北省主席，无非就是个缓和矛盾的过渡，早晚还要召回中枢的。
但这又动了CC系的奶酪，还未到武汉上任，便遭到了CC系及鄂省实力派的反对，街头标语都贴出来了。
委员长大怒，亲自出面平息了CC系的倒杨风潮，然而杨永泰上任仅仅半年多，竟于1936年5月6日被当街暗杀。
身中两枪而亡，破案后抓获的凶手，虽与CC系没有直接关联，却也脱不了干系。
委员长惊出一身冷汗，如此亲信人物都能遭到毒手，说明特务机关完全掌握在CC系手中，绝非长久之计。
今天敢动杨永泰，明天会不会搞到阿拉头上的？不可不防，东厂旁边得有西厂啊！
注意蓝圈的任命
拄拐杖的后果更严重
第二件事更致命，当年底，委员长差点把小命扔在西安，及至狼狈回到南京后，不断反思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日妥协的错误政策，自然没勇气承认，却把棍子首先敲在特务机关脑袋上。
情报不灵嘛，致最高统帅轻涉险地，罪过大大地！
实际上，关于东北军和红军的接触，戴笠的第二处早有所察觉，但并无真凭实据，不可能提前发出预警，戴笠事发后怕得要死，走了步险棋：
主动请求随宋氏兄妹，同机飞往西安，表现出跟领导同生共死的决心。
对这个特务头子，东北军和陕军官兵也挺痛恨，差点落个跟蒋孝先同样的下场，幸亏少帅同情心泛滥，来个保护性关押。
旧照
不管怎么说，这波操作赢得了委员长的欢心，认定戴笠更为忠诚，之后连软禁少帅的行动，也专门交由第二处负责。
而作为军统局长的陈立夫，事前无准确情报，事后没有效反应，对比明显。
委员长在华清池翻墙逃跑时，还不小心摔伤了腰，此后不得不用上了拐杖，男人的腰不好，自然影响到不少事。
每每看见手中的拐杖，委员长就会气急败坏，已经萌生了整顿“老军统”的念头。
在1937年前后的那段时间，堪称多事之秋，先有两广事变，后有西安事变，再爆发卢沟桥事变，委员长一时腾不出手来，直到武汉会战之前的1938年3月底，终于有机会把想法付诸实施了。
新军统副局长戴笠
委员长在会议上“提议”，老军统必须进行拆分，其中第一处独立出去，组建“中执委调查统计局”。
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升任副局长，于是“中统”的名号，在历史上首次出现。
中统局重新沦为党务调查机关，不得再插手军队任何事宜，这是委员长给划的红线！
而戴笠的第二处，则继承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统”，戴笠升任副局长。
值得注意的是，戴笠掌握的军统，从来不承认脱胎于“老军统”，而是把复兴社特务处视为前身。
每年举办的“四一大会”，是纪念特务处成立的1932年4月1日，而不是“老军统”挂牌的1935年4月。
更鲜为人知的是，陈立夫并未立即解除军统局长的兼职，仍当了一段戴笠的上司，原因是武汉会战稍后爆发，各机关单位纷纷内迁重庆，委员长来不及物色局长人选，反正戴笠已是一手遮天。
合照
时间到了1938年8月，军统局本部已在重庆罗家湾安顿完毕，戴笠也觉着上面压个陈立夫，实在有些碍眼。
不过直接向委员长汇报工作的军统局，局长编阶为“陆军中将”，戴笠是肯定做不得的。
毕竟黄埔六期的戴笠，当时的铨叙军衔仅仅是陆军上校，必须得找个挂名局长。
委员长想了想，提名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厅长贺耀祖，兼任了局长职务，再以戴笠负实际责任，陈立夫终于出局。
随着“戴记”军统局正式粉墨登场，意味着存在了近四年的“老军统”，终于寿终正寝。
为了区别前后两个军统局，这才把1938年之前的称为“老军统”，后一个军统局的存续时间更长，达八年之久。
1946年戴笠摔死后，军统局缩编为保密局，至此新老两个军统局的称谓，都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拐杖不离手
干了七年还是副局长？军统头子戴笠的职衔变化，是时候盖棺定论了
军统大特务文强被俘，企图隐瞒中将身份，“上尉书记官”现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