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传染病谱系演变、多重耐药菌高发、感染防控挑战的日益复杂，传统医院感染防控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大感控”理念应运而生，强调将感染防控从局部管理扩展为系统治理，融合“诊断-治疗-预防”全链条，提升医院整体韧性和应急响应能力。本文结合国际发展趋势与国内实践经验，从拓展感控视角、技术赋能应用、感控人才队伍建设、多学科协作机制与持续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大感控”战略的核心内涵与实施路径。探讨分子诊断、人工智能、噬菌体等新兴技术在精准防控中的支撑作用，呼吁构建跨机构、跨部门、跨层级协同的“感控共同体”。从理念更新、制度保障、能力重塑与机制协同等多维发力，构建具有战略性、融合性与持续性的现代感控体系，实现医院感染防控高质量发展。
全球感染防控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医院感染防控模式以手卫生、环境清洁、消毒隔离和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等基础措施为核心，虽在控制部分可预防感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当前多病原、多重耐药、复杂的易感人群和诊疗环节等挑战，已难以全面支撑现代医疗系统的风险管理需求。
应对新冠感染疫情的经验促使各国逐步转向综合性、多病原和系统化防控，“大感控时代”的理念应运而生。“大感控”是指将感染防控从传统的局部管理(以手卫生、消毒隔离等基础措施为核心)升级为系统治理，融合 “诊断-治疗-预防”全链条，强调感控的战略视野、技术赋能、人才专业化建设及多学科协作。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欧美多个国家的感控政策也从“流程导向”转向“系统能力导向”，推动感染预防与控制从边缘职能走向战略中枢。本文将围绕“大感控”的核心内涵，结合国际趋势与国内实践，从四个维度系统探讨医院感染防控发展方向与体系建设。
一、拓展视界：开启“大感控时代”的新思维
当前国际感染防控的理念与实践正在经历从“局部”向“系统”的深刻转型，这种趋势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1 从以手卫生、消毒隔离、个人防护为主的基础感控向综合性、多病原、系统化防控转变
WHO 在《全球感染预防与控制策略 (2023-2030)》中明确提出：未来感控工作必须从“疾病导向”走向“风险导向”，即从应对个别病种转向综合管理影响人类健康的多重病原体。这包括病毒(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禽流感)、细菌(特别是多重耐药菌如CRE、CRAB)、真菌(如曲霉、耳念珠菌等)，乃至新兴病原体。
这启示我国感控体系必须实现从“控制个别风险”向“识别系统性风险”转型，不再局限于某一类病原的隔离与防控，而应建设多病原并发、耐药传播、环境污染等多重风险联动识别与响应机制。同时，这也要求感控科与临床科室、检验科、药学部等建立实时联动机制，实现从“感控科单点发力”向“多部门共治共管”的模式变革。
1.2 从医疗机构内防控向社会整体防控扩展
传统医院感染防控多聚焦于医疗机构内的操作流程与监测指标，如手卫生依从性、环境表面清洁、抗菌药物使用等。但现实中，医院并非一个封闭系统，其与社区、养老机构、长期照护机构(Long term care facility，LTCF)如护理院之间存在频繁的人员与病原流动。在欧美国家，80岁以上老人占住院人群的比例不断上升，使得长期照护机构成为医院外感染防控的“第二战场”。
美国疾控中心提出“院内-院外连续性感控能力”建设理念，并设立国家长期照护感控协作网络，鼓励 LTCF感染防控人员接受医院级培训，同时推动医院感控经验向社区输出。美国《CMS长期照护机构感染防控规定》已将疫苗接种率、耐药菌隔离策略、环境监测纳入监管体系。
在英国，国家卫生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建立了“感控一体化服务模式”，将感染预防视为医疗、社会照护与公共卫生的协同责任；每个区域建立跨机构“感染控制协作组”，统一协调暴发应急、疫情通报、病原分析、预警反馈等流程。
相较而言，我国医院感控仍偏向医疗机构内“封闭式管理”，对社区与照护机构缺乏制度性衔接。例如，某些养老院老人频繁出入医院，但两者在耐药菌筛查、信息共享、患者转出管理等方面尚未形成机制联动。随着我国深度老龄化加剧，亟需推进“院内-社区-护理机构”联动的感控机制建设，探索跨机构感染防控体系。
我国目前正以“大感控”理念为指引，推动感染防控从医疗机构内“封闭式管理”向社会整体防控扩展：国家卫健委通过相关制度明确要求感控工作延伸至医联体、协作医疗机构及社会办医机构；地方层面，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率先试点，疾控监督员、感控专家下沉指导基层照护机构、搭建区域感控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打通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的衔接壁垒；针对深度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患者跨机构流动频繁的现状，各地正逐步推进“院内-社区-护理机构”联动机制建设，重点解决耐药菌筛查互认、感染信息实时共享、转院患者感控跟踪、基层照护机构防控能力提升等关键问题，着力构建覆盖全场景、全链条的社会整体感控体系，打破此前机构间的防控断层。
1.3 从“感控执行者”到“系统参与者”的角色转变
在传统感控体系中，感染防控人员往往被视为制度执行者，负责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巡查手卫生、通报感染率、培训员工等。然而，“大感控”理念强调：感控应从被动的“监督者”变为主动的“治理者”和“系统建设者”。
美国《APIC感染控制职业发展蓝图》提出感染防控人员的四级角色模型：初级执行者、中级管理者、高级顾问与战略领导者。在部分三级医院和大学医疗系统中，感控主任直接参与医院感染防控委员会、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建筑设计规划组等多个核心治理层面事务，甚至对ICU 扩容、病区布局、设备采购提出感控意见。
欧洲国家也在推动感染防控人员向“多角色”转型。例如德国、荷兰等国医院在进行新院建设时，感控顾问必须提前介入布局设计与空气流向评估，确保病区动线、洁污分流、风压梯度等满足感控要求；法国部分大型医院的感控部门参与病区设置、流行病学建模及信息系统设计，强调“以数据驱动的系统干预”。
中国的感染防控人员虽然加入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但很多方面流于形式，作为系统的设计者和治理者的角色，影响力不足。感控工作往往停留在“台账式管理”，缺乏与管理层、工程科、信息科、采购部的高频协同。因此，“系统参与者”角色转变：不仅要掌握技术标准，更要具备战略视野、沟通能力与跨专业整合能力，积极参与医院系统韧性与治理能力建设。
二、技术赋能：实现精准感控的战略支撑
“大感控”不仅是理念与策略的转变，更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在感染风险日益复杂、传播路径更加隐蔽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正日益成为医院感染防控系统“提效、精准、闭环”的核心引擎。精准感控的实现依赖于多种关键技术的融合与集成，以下几项是当前国际和国内发展较快、影响力较大的技术领域。
2.1 分子诊断技术：重塑病原识别路径
以多重 PCR 和宏基因组测序(mNGS)为代表的分子诊断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病原学诊断的速度、灵敏度和广谱覆盖性。在疑难感染、暴发调查、多病原并发感染识别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例如，mNGS可在24h内识别上万种病原体，尤其在ICU、移植科、血液病房等高风险人群中，有助于快速明确感染的病原体，减少经验性广谱抗菌药物的使用，提高抗菌药物管理精准性。用分子诊断技术，快速检测艰难梭菌、诺如病毒等传染病病原体核酸，对于快速控制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探索建立“分子诊断+治疗调整+感染控制”的机制，使分子检测从“诊断工具”跃升为“系统决策工具”。
2.2 人工智能(AI)：驱动风险预测与感控行为管理
AI在医院感控领域的应用已从“辅助分析”走向“主动预测”。通过对 HIS、LIS、EMR、护理系统等多源数据进行深度学习与特征建模，AI系统可在患者体温升高、中性粒细胞下降、CRP升高等指标出现早期趋势时，自动提示可能暴发感染，并发出风险预警。此外，AI在医务人员行为监控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多个国际医疗机构(如 Mayo Clinic、新加坡国立医院)已部署基于视频识别或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 AI系统，实现对手卫生、隔离衣穿脱等行为的实时识别与违规提示，突破了传统依赖感染防控人员抽查的低效模式。AI还可协助资源优化，例如自动识别ICU 内高风险患者床位，优先安排负压病房或实施主动筛查。未来还将拓展至接触者追踪、路径分析、干预效果评估等领域，成为感控“预测-响应-评估”闭环的重要支撑。
2.3 环境防控与智能消毒：构筑隐性感染传播屏障
医院环境被称为“最隐蔽的传播源”，常规清洁消毒手段易存在死角与人为误差。新一代精准环境防控技术正在重构这道防线。消毒技术方面，次氯酸水、过氧化氢蒸汽、紫外线+等离子体组合等技术，在消毒效果、残留安全性方面表现更优。配合自动移动消毒机器人、消毒残留物监测系统，可实现对ICU、手术室、隔离病房等关键区域的无死角高效消毒。空气与水源污染的监测系统也正从“定期检测”向“实时感知”转变。通过空气微粒与真菌浓度探头、水源细菌负荷传感器等，感染防控人员可及时发现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或净化水源异常，并开展干预，防止病原进入高风险区域。有医院已将此类系统与感控信息平台整合，实现环境与临床感控数据的联动分析。
2.4 噬菌体与微生态治疗：突破耐药菌防控瓶颈
噬菌体是一类天然病毒，可靶向并裂解特定细菌，不影响正常菌群，对多重耐药菌(如 CRKP、CRAB、MRSA 等)具有特异性杀灭能力，其作为治疗手段已在部分国家进行探索和应用。202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工程噬菌体”评为十大新兴技术之一。在ICU 环境治理中，已有研究采用空气/表面喷洒方式，释放预筛的噬菌体制剂清除环境中特定多重耐药菌污染，形成“治疗+感控一体化”新策略。
2.5 疫苗策略重塑：强化一级预防支撑力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工具，却长期被误认为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属。事实上，医院疫苗策略已成为高水平感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提高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率(如流感、新冠、百日咳、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显著降低院内交叉传播，尤其在儿科、ICU、血液科等重症病区意义更为突出。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将医务人员疫苗接种情况纳入医疗质量考核指标。对于特殊高危人群(肿瘤患者、器官移植者等)，医院应评估其接种时机与适应证，并与感控策略联动。如美国 CDC建议在免疫抑制治疗开始前至少2周完成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接种，以最大限度减少住院期间感染暴发风险。我国医院尚未普遍建立“感控主导下的疫苗策略制定机制”。未来可探索将院内疫苗接种数据纳入风险评估平台，作为感控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之一，推动感控科、预防接种门诊与感染科协同制定疫苗策略，提升全院覆盖率。
2.6 信息化与数据驱动：建立可视化感控大脑
随着医院数字化转型，感控信息化平台成为支撑“大感控”体系运行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整合微生物报告、抗菌药物使用、病区发热曲线、患者转运轨迹、环境监测数据等，形成动态可视化监控图谱，实现“异常聚集一目了然、传播链路实时可查”。
部分三级医院已建立“感控一张图”平台，将风险评估、暴发监测、隔离管理、预警响应等统一呈现，形成医院级别的“感控中枢神经系统”。未来该平台还可对接区域公共卫生数据库，实现跨机构预警与信息共享，支撑区域级感控响应机制建设。
三、人才为本：强化感染防控人员专业化建设
人才是“大感控”体系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无论是精准诊治、技术赋能，还是多学科协作、制度建设，归根结底都依赖于一支具有高素质、强能力、懂治理、会沟通的专业感控人才队伍。然而，当前我国医院感染防控领域在人才培养体系、能力结构、岗位吸引力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亟待系统升级和战略重塑。
3.1 国际感控人才核心能力框架的启示
WHO 于2020年发布《感染预防与控制专业人员核心能力框架》，明确指出，合格的感染防控人员需具备16项核心能力，覆盖组织管理、微生物学、标准预防、暴发处置、质量安全、职业健康、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这一框架首次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对感染防控人员的系统能力提出量化标准，成为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参照依据。
在欧美国家，感控岗位通常要求应聘者具备临床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或微生物学背景，并至少拥有2年以上相关岗位经验。同时，还需完成美国感染控制与流行病学协会、英国感染预防学会等机构主办的专业课程培训，并通过学术合作委员会等国际认证考试，以确保其具备胜任高水平感控实践的综合能力。在美国，医院感染防控人员不仅负责监督手卫生和报告 HAI数据，更需要参与医院建筑改造、信息系统开发、临床路径制定等系统性事务。感控早已超越了“流程守门人”的角色，而成为医疗安全、质量管理和抗菌药物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3.2 中国感染防控人员培养现状与挑战
我国感控队伍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一方面，专职感染防控人员在医院内部话语权有限、晋升通道狭窄、职业认同感较低；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大量医疗机构为应对检查，“临时抽调”人员进入感控岗位，导致“非专业背景+无系统培训+任务导向”成为常态。不少医院感染防控人员来自护理部或医技科室，转岗后未经过系统培训，缺乏流行病学、抗菌药物管理、质量控制等理论基础，难以承担复杂场景下的风险识别、系统干预和跨学科沟通职责。更有甚者，部分基层医院将感控岗位当作“过渡岗位”或“边缘岗位”，人员更替频繁，严重制约了专业发展和队伍稳定。
感控学科“重任务、轻研究”的倾向也较为普遍。与临床、检验、药学等学科相比，感控在 SCI论文发表、国家课题申报等方面基础薄弱，缺乏系统化科研积累和高水平创新成果。这一方面影响了感染防控人员的学术信心，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学科吸引力和长期竞争力。因此，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人才标准体系与培训认证机制是当务之急。建议推动国家层面出台感控专业岗位资质准入标准，探索感控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可借鉴护士、检验师、药师等体系)，并在三甲医院建立专职感控岗位系列，实现“入职有门槛、进阶有路径、发展有空间”的制度保障。
3.3 复合型感控团队建设的实践经验
面对新时期的复杂挑战，单一学科背景的感染防控人员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建设跨专业、跨领域、跨层级的复合型感控团队，是提升系统能力、推动高质量感控的核心路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探索了“感控-感染-微生物”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路径，强调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人员能力的深度协同。通过将感染科、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感控科人员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定期组织病例联合分析、院内暴发溯源研判、新技术共同评估，使感控从单一职能部门“跳出科室”进入多学科“共同体”。未来，推动“感控+”融合型人才的持续培育，建设“基础岗位-进阶岗位-管理岗位”三级晋升通道，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制度、还能引领文化的“高层次感控人才”，将成为我国迈向高水平感控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
四、融合协作：多学科联动构建感控共同体
感染的发生往往源于多个环节和因素交织，仅靠某一部门难以实现预警、干预与控制的闭环管理。“大感控”时代下，医院感染防控不再是感控科的“独角戏”，而是必须构建以“患者安全”为核心、多部门深度融合的 “感控共同体”。“感控共同体”是 “大感控”理念落地的核心协作机制，以“患者安全”为核心，打破单一部门或机构的局限，构建多维度深度融合的协作体系。其协作范围涵盖：医防融合(医院与疾控、公共卫生机构协同)、感染-感控-微生物-临床药学“四位一体”协同、医院内部多职能部门(医务、护理、药剂、信息、总务后勤等)联动、跨机构/区域协作(医联体、护理院、康复中心等共享防控资源与信息)；最终通过理念引导、行为激励与制度保障，形成 “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价值认同，实现感染防控的预警、干预与控制闭环管理。实践证明，多学科协作是提升感控质量、强化系统韧性、推动理念落地的关键路径。
4.1 医防融合：打造应急响应与常规预防一体化体系
新冠疫情期间，各地医疗机构与疾控部门在疫情通报、病原追踪、核酸筛查、信息报送等方面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未来医院在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必须建立“院内-院外”协同联动机制。在美国，部分州建立了区域级“医院-疾控-公共卫生联合感控小组”，由各级感控专家、感染病医生、微生物人员、行政官员组成，协同制定防控标准、开展演练和数据共享。
4.2 “四位一体”：临床-药学-微生物-感控协同模式
感染的诊疗、防控和抗菌药物管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闭环系统，而传统科室分工常常使其脱节。“四位一体”模式是当前国内外领先医院广泛推行的感控协作机制，即由临床科室、微生物实验室、药学部门和感控科组成联合团队，共同参与病例研判、感染监测、用药调整和源头控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设有“感染管理联合小组”，定期对复杂感染病例进行多方会诊。
4.3 医院内部多部门协作：推动“人人参与、系统发力”
感控工作横跨多个业务流程，其成效不仅取决于感控科的专业能力，更取决于全院各科室尤其是管理职能部门的协同支持。例如，医务处需将感控指标纳入临床科室绩效考核；护理部需落实“手卫生、消毒隔离”日常督查；设备处负责负压病房运维与废弃物流线优化；信息科则提供多源数据平台与实时预警算法。缺少任一环节的协同，都会成为感控体系的“短板”。一些医院由分管院长牵头、各职能部门参与，定期评估院感风险与干预成效，形成闭环管理体系。这样的“治理型协作”机制，远优于传统感控科单打独斗的 “执行型模式”。
4.4 跨机构与区域协作：建设“网络化大感控生态圈”
“大感控”不仅局限于一院之内，更应延伸到医联体、护理院、康复中心、检验中心、区域公卫机构等多类型机构之间，建立跨机构、跨层级的“协同防线”。在英国 NHS体系中，每一个NHS信托单位下辖医院、护理院、精神病院等机构共享同一套感控指导文件和信息系统；每周召开跨机构感控协作会议，研究重点人群转院流程、多重耐药菌传播趋势、社区暴发处置策略等。
4.5 重塑文化：从“执行制度”到“共建价值认同”
多学科协作的最终落脚点，是形成一种“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感控文化。这种文化并非靠命令推动，而需通过理念引导、行为激励与制度保障三者结合。感染防控人员应从“抓违纪”转为“建共识”，推动医务人员在心理上将感控内化为“责任”而非“任务”。国外研究显示，凡是感染率持续较低的医疗机构，其感控文化评分往往也更高(如手卫生自觉性、对多重耐药菌风险的认知等)。因此，感控团队要善于用数据讲故事、用案例带动反思、用培训激发参与感，并推动感控文化在全院生根发芽。
“大感控”不仅是一种理念的升级，更是一场医院感染防控模式的深刻变革。它要求我们跳出感控本位思维，从医院系统建设、技术战略布局、专业队伍培养、多学科融合治理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每一位感控从业者、管理者乃至政策制定者，唯有不断拓展视野、更新知识、提升系统思维能力，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医院感染防控从“标准达标”迈向“质量卓越”，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感控体系。
参考文献：略
原文
来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