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开阔地带，沉睡了四千多年的石家河遗址，自1954年被偶然发现以来，历经多代考古工作者的接力探索。从最初的文化命名到史前都邑的确认，从零星文物出土到玉器群的惊艳亮相，石家河遗址的面貌在一铲铲的发掘中逐渐清晰。它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都邑性聚落群，是展示长江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是探讨早期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让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温这座史前文明中心被“看见”的全过程。
1954年冬，江汉平原上寒风凛冽，天门、京山两县人民正在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当民工们的铁锹挖到石家河镇地段时，一件件经过打磨的石器、纹饰精美的陶片从泥土中显露出来。一时间，“石家河有古人生活过”的消息不胫而走。
经上报中央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伯洪、张云鹏赶赴现场调查，自此拉开了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1955年初春，考古队员们对罗家柏岭、贯平堰(今杨家湾南)、石板冲、三房湾四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其中，罗家柏岭的发掘面积达1147平方米。
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遗址分布示意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正是在罗家柏岭，考古人员发现了后来被誉为“中华第一凤”的玉团凤——其直径4.7厘米，厚0.6-0.7厘米，采用减地阳刻法制作而成，首尾相接如环形，造型纤巧精美，线条流畅飘逸，凤眼圜形，冠羽后卷，两歧长尾。这件凤形佩展现出了史前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平，也是中华文明凤鸟艺术的重要起源之一，让人们第一次窥见了石家河文明的璀璨光芒。
“中华第一凤”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系统的调查、试掘和多名专家学者研讨后，这支具有屈家岭文化底蕴、又融汇龙山文化特质的全新史前文化遗存被正式命名为石家河文化，推动了江汉地区的史前考古“编年标尺”的建立。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石家河遗址完成了从零星遗址点到正式命名的跨越，但它还远未被“看清”——人们对其规模和文明程度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谁也没有想到，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下，埋藏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垣。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组成石家河考古队，由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担任总领队。在1987年到1990年间，石家河考古队先后进行了八次发掘，包括了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土城等重要遗址。
1990年，为进一步探索各遗址点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严文明先生安排考古队员对整个遗址群进行全面调查勘探。随后，严文明先生亲赴石家河考古工地，与王劲、张绪球、赵辉等一批考古学者，对石家河是否存在古城进行最终论证。就在这场紧张的论证过程中，他们意外发现，一座窑恰好将遗址群西侧的一道大堤破开了一个缺口。从这个裸露的剖面中，人工夯筑的层层纹理清晰可辨，细密的夯层之间，还夹杂着许多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陶片。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史前古城，似乎正透过这个缺口，向世人展露它的轮廓。
三房湾遗址红陶杯残片
循着这一关键性线索，考古团队不敢有丝毫懈怠，随即对整个遗址群的地形地貌进行了细致勘察，并将此前各遗址点揭露的遗迹遗物作了详细分析。最终结果令人振奋：一座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被正式发现和确认。其整体上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近1000米，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高大的城墙外面环绕着宽60—100米、深4—6米的护城河，壕沟围成的面积达180万平方米。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石家河古城的内部布局也逐渐清晰。在城内中心区的谭家岭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邓家湾出土了大量与祭祀相关的陶筒形器、套缸和陶塑小动物；肖家屋脊的高等级墓葬中则出土了一批精美玉器。在此之前，石家河遗址群已被确认是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而城址的发现，使石家河遗址不再只是一个“大聚落”，而是一座有城垣、城壕、功能分区的“都邑性”城址。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陶塑小动物
这一重大发现，再次有力印证了石家河文化的璀璨成就：它不仅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为研究长江中游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证据。
20世纪90年代以后，石家河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转入室内整理和研究。直到2014年，石家河遗址考古再一次开始。这次重启的目标，是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然而，考古总是充满意外之喜。
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考古人员在谭家岭遗址意外发现了9座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出土各类玉器240余件。这批玉器种类丰富，造型奇特，包括玉神人头像、玉虎、玉鹰、玉蝉、玉凤、玉琮、玉璧、玉钺等。它们普遍采用了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多种复杂工艺，技艺精湛绝伦。
玉神人头像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玉神人头像。它头戴羽冠，双目圆睁，口露獠牙，表情威严神秘，其耳部穿孔、梭形眼等特征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存在造型共性，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被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神人头像的重要源头之一。虎座双鹰佩，两只雄鹰相对而立，以尾部为支撑点，立于兽面造型底座之上，鹰身精雕喙、眼、翅、羽等细节，线条灵动卷曲；虎座边缘上翘，以同心圆阳线饰眼，勾曲阳线点缀其间，底端平直带小豁口，整体精巧灵动、造型独特，可能是当时三苗部落的图腾象征。
虎座双鹰佩
谭家岭玉器群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以往认为石家河文化玉器不发达的观点。它证明石家河文化拥有独立的玉器制作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其文明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同时，这批玉器也揭示了石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其他史前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一些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明显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而石家河玉器的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商周及后世文化玉器风格的发展。
这一重大发现，进一步巩固了石家河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的核心地位，那些沉睡千年的玉器，如同一个个鲜活的密码，串联起石家河文明的璀璨过往，一个更完整、更立体的石家河文明，也由此缓缓浮出水面，向世人展现着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无穷魅力。
谭家岭遗址
（图源：《何以中国》）
谭家岭场景还原
（图源：央博）
七十年考古接力不止，石家河遗址的探索从未停歇，近年来的一系列新发现，更是对其文化分期与空间结构给出了全新阐释，让这座史前“都邑性”城址的文明图景愈发清晰。
经过多学科联合勘探与系统研究，石家河遗址的文化发展被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5900—4100BP，第二阶段为4100—3700BP，已正式进入夏纪年时代。在空间格局上，确认了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和外郭城构成，距今5000年左右的石家河先民已具备系统的水利规划能力。与此同时，城址的兴废年代也被重新厘清：谭家岭城始建于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后兴建的石家河城沿用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
石家河古城北城墙以及水系分布图
西城壕拦水坝航拍图
这座集宏大的城垣规划、完善的水利系统、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复杂的宗教信仰与广泛的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有力实证了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如今，科技考古的广泛应用为石家河的探索注入了新活力。考古工作者运用碳十四测年、DNA分析、同位素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精确测定遗址年代、解析玉器原料来源与制作工艺、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方式，为石家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全面的数据支撑。
未来，随着多学科研究的持续深入，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揭示。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
七十年的考古历程，是一部石家河遗址从“无名”到“闻名”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从最初的文化命名到城址确认，再到玉器群的惊艳出土，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凝聚着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今天，石家河遗址已成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窗口，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也于5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期待未来石家河遗址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发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的伟大历程。
来源：湖北文物
编辑：张伟康 审核：郭少芳 终审：董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