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冲突随后升级为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区域战争。伊朗以导弹、无人机和代理人行动反击，霍尔木兹海峡、海湾能源设施及黎巴嫩等战线相继受到波及。4月初双方达成停火，但停火后仍多次发生交火；截至5月上旬，围绕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通行和结束战争的谈判仍未取得最终突破。
为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美伊战争，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的陈溪然教授，进行深度对谈。
教授简介
陈溪然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政治暴力、非洲政治、选举舞弊与传统制度。其研究关注国内冲突的生成机制，尤其是选举暴力、共同体冲突，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权威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互动，为理解国家能力、地方政治秩序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比较政治学视角。
Q：教授，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参议院的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特朗普第二届内阁的决策？他们对战争的爆发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A：首先需要说明，美国外交政策与中东事务并非我的专业研究方向，以下回答会借助国际关系里关于战争的几个核心理论来做分析。我想从三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这里先讲前两个，第三个等我们谈到停火时再展开。
第一个层次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这个理论关注的是：国际体系里的权力分布，如何影响战争爆发的概率。核心逻辑是，当既有的权力均衡被打破、新的稳定格局还没有形成，冲突风险就会上升。放到中东来看，过去相对稳定的局面，建立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以色列有常规军事优势，伊朗靠导弹、无人机和地区代理人来抗衡，双方的冲突因此长期维持在灰色地带，没有升级成全面战争。但近年来这个均衡出现了明显的松动。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只能告诉你战争“为什么可能发生”，却没办法解释战争“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发生”。以色列的强硬姿态由来已久，伊朗核问题困扰西方也不是新鲜事。那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结构主义回答不了。
第二个层次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这个理论把战争理解为一种议价过程的延伸。出发点是：战争代价高昂，死亡、经济损失，理性的国家本来应该尽量避免。但有两种情况会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第一是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如果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军事实力和决心，理论上可以推演出谁会赢，然后在谈判桌上解决，不需要真的打。但现实中信息是不完整的，双方都可能高估自己、低估对方，于是只能通过实际交战来摸清彼此的底线，战争变成了一种代价极高的"试探"。
第二是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就算信息足够，谈判还是可能破裂，因为协议很难执行。伊核协议就是典型：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伊朗持续推进核研发意味着协议形同虚设；对伊朗来说，单方面放弃核能力又意味着失去威慑，无法保证对方不会趁虚而入。这种双向的不信任，使任何协议都难以真正约束双方的行为。
把这两个层次放在一起，逻辑就比较完整了：结构主义说明了中东为什么长期处于冲突风险之中，理性主义则进一步解释了在这个结构下，是什么样的博弈逻辑最终让冲突在此时此刻无法避免。
美国同伊朗在今年四月于伊斯兰堡进行了停火谈判
Q：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停火协议，原本的两周停火已经出现明显裂痕：霍尔木兹短暂松动后重新卡死，特朗普也公开指责伊朗“全面违反停火”。这说明4月7日达成的停火，是否从一开始就只是战术停火，而不是可执行的政治安排呢？
A：确实有这种可能，而且从理论上看是可以预期的。
先说停火为什么能达成。理性主义的前提是战争代价高昂，而这场冲突的前期已经让双方切实感受到了这种代价。伊朗的指挥体系遭受重创，大批高层在战争中被杀；美国这边面临油价飙升和霍尔木兹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打了这么久，双方已经大致摸清了彼此的实力和决心。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继续全面战争的代价已经超过了通过停火能争取到的收益。双方都看到了停下来比继续打更合算的空间。停火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理性的成本计算，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和解。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停火，不是虚假的。
但停火能否转化为持久协议，是另一回事。首先从双方的目标来看，分歧就已经很深：伊朗希望维持地区影响力和政权生存；美国的目标则包括去核化、油价稳定，乃至政权更迭。这些目标之间存在根本性张力，不是简单讨价还价可以弥合的。
其次是承诺问题。双方都担心对方利用停火的窗口期喘息、重整，万一谈判最终破裂，将面对一个更有准备的对手。这种顾虑使双方都很难真正迈出让步的第一步。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第三层次的分析。刚才讲的结构主义是国际体系的层次，理性主义是国家博弈的层次，还有一个更小的层次，就是领导人个人。领导人有时候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领导人最核心的利益就是政治生存。这个层次有两个机制和停火问题直接相关。
第一是观众成本。领导人一旦公开升级危机、放出强硬表态，之后若退缩，就会受到国内"观众"的惩罚。对民主国家来说是选民，对威权国家来说是支撑政权的精英群体。值得一提的是，Fearon提出这个理论时的核心发现是民主国家的威胁可信度更高，因为惩罚机制更公开可见；但在这个案例里我们更关心的不是威胁可信度，而是退缩的代价，这一点在美伊双方都成立。特朗普在战前发出了极高烈度的公开威胁，若过早停火将面临支持者"软弱"的指责；伊朗领导层同样在国内塑造了抵抗叙事，退缩的政治代价同样存在。这种对称性的退缩压力，是冲突持续、停火迟迟难以达成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战败代价。对民主国家领导人来说，打输了可能就是选举失利、政治生涯结束，代价有限。对威权领导人来说，下台往往意味着更严峻的后果：流亡、监禁，乃至性命之忧。伊朗的情况尤其如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政权更迭列为目标之一，参照伊拉克的先例，伊朗领导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认输的代价不只是失去权位。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哈梅内伊已经被杀、指挥体系遭受重创，新的领导层仍然在继续抵抗。对他们来说，认输可能意味着政权终结乃至性命之忧，这使得任何看起来像失败的协议都极难接受。
把这些放在一起来回答你的问题：这次停火更接近一个战术暂停，而不是可执行的政治安排。它的达成是因为双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都承受不起继续打的代价；但它的脆弱，是因为承诺问题依然存在。双方都担心对方利用停火喘息重整，加上领导人各自面临的内部压力，使得实质性让步极其困难。对于停火能否转化为持久和平，我是比较谨慎的。
Q：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海湾国家，您会如何概括海湾国家现在的处境？它们是在被战争重新拉回美国主导的安全轨道，还是在一边依赖美国、一边更强烈地想避免被拖入更深的对抗？
A：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但背后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值得解释。
海湾国家长期以来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深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与伊朗有地理上的不可切割性。霍尔木兹封锁直接威胁它们的能源出口，与伊朗彻底交恶的代价对它们来说比对美国更直接、更即时。这种结构性两难，使得"对冲"（hedging）成为海湾国家过去几年的主流策略。也就是在美伊之间两头下注，尽量保持回旋空间，不完全倒向任何一边。
但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对冲的可能性。伊朗在开战后大规模攻击了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包括迪拜、利雅得等城市目标和油气基础设施。当导弹已经落在自己的领土上，"置身事外"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湾国家是被战争的逻辑拖进来的，不是主动选择站队。
受访者补充：据5月11日后陆续披露的报道，阿联酋曾秘密打击伊朗拉万岛炼油厂，沙特亦对伊朗目标实施了隐蔽打击。据此新事实，应当修正上述观点：海湾国家的卷入程度远超访谈时已知信息所显示的，阿联酋和沙特已不只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曼是例外，全程维持调停角色。
所以"被拉回美国主导的安全轨道"和"对冲"这两个判断，可能都需要修正。不是两者并存，而是战争把海湾国家推过了一个临界点，至少对阿联酋和沙特来说，对冲已经结束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真正"倒向"美国、形成持久的安全同盟，还是战后会重新寻求新的平衡，现在恐怕还言之尚早。
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 ）
Q：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伊朗在中东的其他代理人，胡塞武装称他们加入战争，但称其军事行动处于“逐步升级”。而黎巴嫩和以色列在短暂的冲突后又达成了十天的停火。这是否意味着所谓抵抗轴心的统一协同，其实正在转变成几个节奏不同、逻辑不同的子战场？
A：但凡提到代理人，就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分析代理人战争有一个基本框架：代理人对委托人来说是有利有弊的。
好处是可否认性（Deniability）。胡塞武装和真主党在名义上是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它们干的很多事伊朗可以说"和我没有关系，不是我命令的"。它们也替伊朗承担了战争的直接代价：人员损失、指挥体系的消耗，这些风险伊朗不需要自己扛。伊朗当然也要付出代价，比如提供武器和资金，但这和自己直接参战的成本相比还是小得多。
坏处是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你雇人替你工作，这个人就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小算盘，最后的结果未必是你想要的。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控的。伊朗真正想要的结果，未必是它们能够或愿意提供的。
这个框架用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判断是：即便之前存在一个统一的抵抗轴心，它的协同度从来都值得怀疑。但现在比以前更值得怀疑，原因很具体：伊朗在这场战争里自身遭受了重创——高层被杀、指挥体系瓦解、资源输送能力受损。当委托人自顾不暇，对代理人的控制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各个代理人各自为战的空间反而扩大了。胡塞武装说"逐步升级"、黎巴嫩战线又出现短暂停火，这两件事节奏不同、逻辑不同，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它们在按照自己的利益计算行事，而不是统一指挥下的协调动作。
所以与其说抵抗轴心"正在分裂"，不如说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只是现在伊朗维持表面协调的能力更弱了。
Q：那下一个问题想请您对未来做一个预测，您认为美伊之间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国和伊朗形成某种框架协议；停火失效后重回主战场；还是主战场勉强控住，但海上摩擦和代理人战线继续？
A：我觉得目前来说，和平还是短期内比较困难的。
核心障碍还是承诺问题，而且伊斯兰堡会谈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清楚。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包括解冻资产、霍尔木兹控制权、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美国的核心红线则是伊朗必须完全放弃核能力。这些条件本身当然是谈判的内容，但它们同时也是双方在测试对方的诚意——你愿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是我判断你是否真心谈判的信号。谈判最终破裂，主要症结在核问题：美国坚持零浓缩，伊朗坚持核浓缩是主权权利，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妥协空间。对伊朗来说，会谈结束的方式只是进一步印证了美国不可信的判断。
有一个区分我觉得值得提：经过这场战争，双方的实力已经大致摸清了。谁有多少导弹、谁的防空系统有多可靠、谁能承受多大的经济压力，这些在交战过程中已经有了答案。但实力不等于意图。现在真正不清楚的是：双方各自愿意妥协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持续的试探和谈判来回答，而不是通过继续打仗。
至于三种情形，我的判断是：框架协议短期内很难达成，除非出现一个有效的第三方。不只是调停，而是能够为双方的承诺提供某种可信的保证。目前巴基斯坦在扮演调停角色，但很难想象它有足够的筹码真正约束美伊双方。重回主战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如果谈判持续僵局、某一方国内压力累积到临界点。可能出现的状态，就是主战场勉强控住，但海上摩擦和代理人战线继续。双方都在用这些低烈度的手段继续测试对方的意图和底线，同时又都不想承担重启全面战争的代价。
关于代理人的走向，我在上一个问题里已经说过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比较可能的一种情形是：随着伊朗自身资源日益紧张，对代理人的支持维持不下去，他们自然会降低行动烈度。不是因为收到了停火指令，而是因为弹药和资金紧缺。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Chuck Schumer在国会Gang of Eight同国务卿简报会后见记者
Q：那最后一个可能就是更偏理论上的一个问题。在高度极化而且执政党民意低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想象，即使在野党明知执政党外交政策明智，依然为了在选民面前建立强硬反对执政党的形象，而去反对这个外交政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准确解读民主国家在野党的外交语言？
A：这个问题让我想了一下。你其实提出了两个分析框架：在野党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判断外交政策，还是从选举利益出发？这两个框架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但在现实中很难分开。
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注意：有时候问题不是在野党在刻意操弄，而是双方对事实本身的理解就已经不同了。极化到一定程度，人们的信息来源、价值框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都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反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未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其实是对的、只是为了选举利益而反对；很有可能他们真的认为这个政策不符合国家利益，只是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共和党就不一样。这可能是当代政治极化一个很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面向。
但不管动机是什么，政治人物几乎总是用国家利益的语言来包装自己的立场。这使得从公开表态本身根本无法判断真实动机。所以我坦白说，我不知道如何从外部分辨这两个层面。我相信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应该有办法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来测量这个问题，比如追踪同一批政治人物在不同执政格局下的表态是否一致。这是一个实证问题（Empirical Question），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Q：那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教授。
特别感谢 | 陈溪然 教授
采访者：王子皓、杨砚淞
排版：王子皓
发布：港中大（深圳）全球研究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