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8月10日，刺杀卡扎尔王朝纳赛尔·丁沙的克尔马尼在德黑兰被公开绞死。他所刺杀的这位沙，是伊朗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不是因为他统一了波斯从而被封“万王之王”的，而恰恰是因为他并没做到这点。纳赛尔·丁是一个敏感而冲动的沙，但他却统治了19世纪在动乱中的波斯长达半个世纪。
19世纪对于波斯而言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外强干政、现代化、女性崛起、世俗化、宗教保守主义以及反抗等棘手问题同时爆发。在一个盛世做一位平庸的君王无功无过，但在乱世做一个平庸的君王，一个国家会因此覆灭。尤其是他曾面对一系列天资聪慧、野心勃勃的思想家、政治家，就像康熙大帝那些卓越的对手一样——只是纳赛尔·丁不是康熙，无其雄心与霸气，更无其谋略。
2026年，距离克尔马尼被处决已过去130年，纳赛尔·丁也早已埋葬于历史尘埃之中。然而，困扰他统治时期的那些问题延续至今。
伊朗执政三十年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空袭中被移除，伊朗陷入分裂的狂热之中。那些长期在窒息经济中挣扎的城市人欢欣庆祝，而戴着面纱的哈梅内伊支持者则在抗议中哭泣。
波斯人的分裂程度，并不亚于美国人。美国人对“自由”的双标举世闻名，其争论始于独立前夕，延绵至老特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类似的，伊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是历史与社会变迁复杂因素的结果。从纳赛尔·丁被刺到哈梅内伊被刺，这一个世纪伊朗何去何从依旧为未解答案。
反西方抵抗：贾马尔·丁·阿富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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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马尼之死乃为较早为现代照相技术拍摄的公开处刑之一
在克尔马尼实施其大胆行动之前，他曾向他的导师——贾马尔·丁·阿富汗尼寻求指引。
阿富汗尼是一位有争议的多语思想家，能够流利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法语和英语。他颇具今日背包客风采，一生奔走于各国从中东到欧洲，宣讲他发明的“泛伊斯兰主义”。
阿富汗尼生于1839年，卒于1897年，所以他亲历了“东方”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动荡不安的世纪。19世纪西方给近东和远东带去了坚船利炮，也带去了文化渗透。在他的旅途中，他看到从德黑兰到开罗再到伊斯坦布尔的中东统治者，表面改革，实则日益受制于西方。
在埃及，阿富汗尼目睹当时埃及的王，伊斯梅尔帕夏将国家未来寄托于被视为“先进”的英国与法国。伊斯梅尔梦想现代化埃及，使其地位与帝国主义国家并列。他主持了苏伊士运河建设，并向欧洲借款一百万美元，在苏伊士运河开幕那天，举办了奢华的开幕典礼。为了让埃及“从非洲的一部分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他向列强大量借债。举国借债的结果是他爽了，但是埃及破产了，而伊斯梅尔本人也在1897年被曾经支持他的英法联合力量罢黜。
阿富汗尼对抗西方支配的思想是“泛伊斯兰主义”。凡信仰伊斯兰者，应联合起来抵御外来侵略，而不是彼此分裂。在埃及颇感失望的阿富汗尼离开了埃及，回到母国波斯宣讲。一开始纳赛尔·丁也邀请他进宫，但很快转而迫害他。阿富汗尼躲进德黑兰的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圣陵。圣陵供奉着哈桑·阿里的第五代后裔阿齐姆沙阿尸骨，周围还埋葬着其他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重要人物，自古不许国王的军队造次。但在这本应受到宗教庇护的地方，沙的军队强行闯入，把阿富汗尼像拎小鸡一样抓了出来。阿富汗尼来不及穿衣，单衣蔽身，以半裸的状态在严寒的冬天被绑在骡背上，永远逐出国门。
受辱的阿富汗尼继续在海外传播思想，而他的理念在其生前与身后引发多次反西方起义。
我们并不清楚克尔马尼与阿富汗尼到底说了什么，也无法确认阿富汗尼是否鼓励甚至参与了刺杀纳赛尔丁的计划。被捕后，克尔马尼指控沙的专制、对外屈膝、腐败以及道德败坏。
阿富汗尼葬于今日的阿富汗，这也是为何他被人称为——“阿富汗尼”。
从立宪运动到1979：思想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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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宪运动至今百年时间，伊朗依旧在风雨里飘摇
在纳赛尔·丁与阿富汗尼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伊朗并未获得稳定，反而更加动荡。伊朗有很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人物与外交家，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有趣的是，他们常常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之间反复摇摆，这恰恰体现了伊朗现代化的复杂性。
哈桑·塔基扎德生于1878卒于1970。他帮助恢复散失的伊朗历史文献，并重塑波斯身份认同——在中东，国家身份难能可贵，今日之伊朗有波斯文化，但此文化并不是千年来一直被人保护赞赏，能重焕生机也是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塔基扎德是波斯立宪运动的关键人物，并主张“全面西化”。
艾哈迈德·卡斯拉维生于1890卒于1946。他希望波斯民族要更加“净化”，他也是在塑造波斯文化和语言的巨擘。卡斯拉维最终被什叶派极端分子刺杀。卡斯拉维之后，赛义德·贾拉勒·阿勒·艾哈迈德（1923–1969）批判西方干预，并提出全面西化乃危险的毒药（gharbzedeghi）这一概念。
随后是阿里·沙里亚提。沙里亚提是1979年革命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什叶派进行了理论化重释，将其塑造为一种反抗语言。他将回归“纯粹伊斯兰”视为对抗西方支配与物质主义压迫的方式。他借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本人并不是全盘接受马克思思想），号召无产者起来反抗“黄金、暴力与欺骗”——即资本、独裁者与腐败神权。在这一过程中，即便产生一些极端行为，那也是殉道（martyrdom）——如果可以以此唤醒麻木的大多数。
与阿富汗尼相似，沙里亚提未看到他的思想观念开花结果就去世了。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吸收了上述诸多思想，它并不是一个神棍打着爱神的旗号就突然被一群脑袋空空的民众接受的结果。相反，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曾一度获得包括女性与世俗男性在内的部分社会群体支持——他们不一定支持同一个神，但是他们都曾相信革命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一个不会为强权所裹挟，不为外道而折腰，没有腐败、能经济独立与有尊严的社会。可惜的是，伊斯兰革命最终背叛了它的某些支持者。它曾发誓推翻暴政，却在岁月中成为了它立誓打破的枷锁。
2026之后：伊朗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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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宗教专制象征的倒下，许多年轻伊朗人欢欣鼓舞，但一个领袖的死亡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好的未来。我多次写过，伊朗宗教网络的广泛影响远超伊朗国界，并不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岿然瓦解。宗教并不是一堆人对着一个神大呼安拉，它是世俗网络与权力结构。
当美国与以色列“帮助”伊朗移除一个被憎恨的对象时，也不应觉得奇怪“自由”背后美以磨刀霍霍。正如英法曾操控埃及的伊斯梅尔帕夏，俄英曾玩弄伊朗前任沙礼萨·巴列维。
伊朗的历史里，外强干预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朝代。如穆巴拉克倒台后的埃及，以及萨达姆倒台后的伊拉克所示，权力真空并不意味着秩序。它可能滑向混乱。这次美以行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长期计划——美国在中东的许多行动，历史上都造成了混乱。在混乱里盈利，已是美看家本领。
在纳赛尔·丁去世之后，伊朗经历了一系列更垃圾的卡扎尔王朝统治者，他们针对外强甚至做出了更多让步（包括把石油开采和售卖权都让出去了）。昔年的卡扎尔王朝如中国的大清一样，羸弱腐朽，无能为力。不同的是，中国在暴风雨中艰难站起了身姿，开创太平盛世——而伊朗至今依旧在风雨中飘摇。
改革、宗教、技术变革与帝国干预的风暴并未减弱，反而愈发加剧。从1896到2026，历史将决定哈梅内伊之死于伊朗是历史重演，还是重获新生。
*本文改自我的英文原文，欢迎到我的博客阅读https://www.zhuoruifu.com。本文写于哈梅内伊遇刺不久。欢迎关注笔者公众号/视频号：傅卓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