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到1861年，以英国为首的英法联军占领并统治广州。这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次被外国人统治。
这个事件的源头主要是《南京条约》关于允许英国人入城的执行当中，广州城一直不允许英国人进城。导火索则是珠江上一艘小货轮的风波。
南京条约英国人进入区域执行情况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在南京条约的中文版中第一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
这个规定，狭义来说，是英国人只获准在广州等五个通商城市的港口居住，广义来说，是获准可以在这五个城市居住，因为这五个城市都是港口城市。
还规定“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允许英国在广州等五个城市的城内，设立领事馆。
英国国家档案馆
而南京条约英文版的相应规定，则是英国人定居点和领事馆都获准设在Cities and Towns（市镇），也就是城内。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英文版的领事馆设立地点说法是一致的，而英国人居住的地点，说法则出现了字面差异。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等四城允许英国人居住在城内，英国领事馆也基本设在城内。
这四个城市基本执行了条约的规定。
1843年7月27日，首任领事李太郭来到广州，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成立。领事馆只允许设在广州城外十三行的老公司行。现址在新中国大厦及文化公园东南一部分。
而英国人也只能居住在城外的十三行。
广州的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原因除了是为了维持“天朝”的威严，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防止“华夷混杂”。清政府很怕英国人入城后，和广州民众有广泛的接触，会造成影响清政府统治的不利情况发生。
另外，五个通商城市中，广州民众对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人最仇恨和警惕，这可以从贴满广州城的揭帖（告示传单）中可以体验到。
广州民众认为“禽兽”英国人经常残害广州乡村民众，无恶不作。如果英国人进城，也会这样做。所以坚决不能让英国人入城。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P121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P122
广州商人也认为英国人入城会影响城内商业活动，也会影响秩序。反对英国入城。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P121
英国对这种状况很不满。一来他们认为清朝违约。二来英国人被严格限定在城外的十三行，活动受限。甚至英国领事连进城拜会清朝大员都被禁止，只能通过信件往来，严重影响双方外交的沟通。
《巴夏礼在中国》，P116
英国坚持进入广州城内和清政府极力拖延入城之间的斗争
1843年，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致函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以下简称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第一次就以南京条约规定为由，要求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
耆英随后答复璞鼎查，认为上海等城市已经允许英国入城，广州当然也可以。但是以广州民风彪悍，对英国有排斥情绪为由。将责任全推到广州人身上。要求英国暂缓入城。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P116
之后，耆英以“民情未协（未取得广州人谅解）”为由，拖延让英国人入城。
英国则以上海等四个城市英国入城后的情况为理据，辩解广州人的担心是不会发生的。但没有作用。
英国开始强硬起来。1845年底，是根据南京条约英国归还占领的舟山岛的期限。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以清朝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为由，拒绝归还舟山岛。
耆英感到很大的压力。1846年4月4日，在得到道光皇帝的同意下，耆英和德庇时在虎门，签订了《英国退还舟山条约》。英国归还舟山。
这个条约的中文版中，第一次明确英国人将“入城”，进入广州城内。没有了南京条约中“港口”的歧义说法。条约虽然说入城“断不可废止”，一定要执行。但是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又是一种拖延手法。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P117
条约签订以后，耆英一如既往地拖延。英国才感觉到条约对于入城没有时间限制的漏洞。
1847年，香港的英军，以英国人在佛山被袭击为由，攻占虎门，占领十三行。德庇时乘机向耆英提出明确进入广州城内的具体时间等要求。
在军事压力下，4月6日，耆英同意两年后，也就是1849年4月6日，英国人可以进入广州城内。
入城一事被屡屡拖延，英国感到了疲惫。
普通英国人居住在十三行。这里广州富裕阶层的集中地。英国人觉得住在这里也未尝不可。1848年，英国内部第一次有声音觉得，如果清政府坚决不让普通英国人入城，英国可以不再坚持。但是对于领事馆进入广州城内，无论如何要实现，即使要动用武力也要达到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六）》，P24
1849年2月17日，英国公使文翰，和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会谈，要求兑现《英国退还舟山条约》和耆英承诺的英国入城期限。
但徐广缙称耆英的承诺“没有真凭实据”，甚至条约也是“权宜之计”，拒绝文翰的要求。但是同意将文翰的要求上奏道光皇帝，由其定夺。答应在4月6日期限之前给文翰最后答复。
3月11日，接到奏折的道光皇帝，下谕旨，“暂准入城以践前约”，兑现条约规定答应英国人入城。但英国人入城需要严格控制，不能自由进入广州城内。
3月25日，五百里加急的谕旨到了广州。但徐广缙认为干脆不让英国人入城反而没事，可以入城但要控制他们可能更加愤怒。徐广缙将意见四百里加急上奏。广东巡抚叶名琛也上奏反对。但肯定不能在4月6日得到道光回复的谕旨。
4月1日，徐广缙照会文翰。照会中出现道光的谕旨，以不能违背广州民众意愿，以及为保护英国人着想为理由，拒绝了英国人入城的要求。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P131
由于日期的出入和谕旨内容的差别，有考据认为这个谕旨，是徐广缙利用时间差和对形势的判断伪造的。
最终耆英答应的，英国人可以在1849年4月6日进入广州城内的承诺没有兑现。
由于清政府的拒绝入城，文翰4月2日在英文报纸发了一个文告“英国臣民目前不要试图入城”。
徐广缙把这个文告等因素，当成英国已经彻底放弃入城。赶紧数次上奏“报捷”。道光大喜，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
实际上，文翰并没有放弃入城，只是把徐广缙拒绝入城的情况上报英国政府。等待指示。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收到汇报后，很是恼怒。指示文翰继续交涉。
8月21日，文翰照会徐广缙，指责他违约，要求入城。徐广缙在压力之下，答应1850年秋天给予答复。
《第二次鸦片战争（六）》，P26
但最后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了了之。
1842年之前的近百年，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1842年南京条约以后，开放了上海等另外四个城市。上海逐渐发展起来，在1853年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城市，进而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海占据绝佳的地理位置这个重要因素外。广州更加排外的环境，造成不少有实力的外商转移到相对开放的上海投资经商，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上海从此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1850年2月25日，道光皇帝驾崩。同日，咸丰皇帝登基。
1852年5月，叶名琛署理钦差大臣两广总督（1853年2月正式任命）。
叶名琛觉得英国在入城问题一再被拖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强硬行动，也就那样。所以叶名琛在英国人入城问题上，比他的前任都更加强硬。他的处理方式，最终促成英国联合法国出兵，入侵占领并统治广州。
面对叶名琛的上任，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利勋爵指示，“不用进行任何会激怒中国人的讨论”“不要再纠缠于进广州城的问题”。
1852年到1854年期间，英国和清朝关于广州入城问题的交锋相对平静。
《巴夏礼在中国》，P118
1854年4月，一直持强硬立场的包令（John Bowring）就任英国驻华公使，五口通商事务监督，香港总督兼英军司令，全权负责对清朝的事务。
包令一上任，就致函叶名琛。重提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问题。并且提出两国官员应该可以自由地直接见面沟通。还将和叶名琛的会面定在城内的两广总督府。来势汹汹。
《第二次鸦片战争（六）》，P26-27
叶名琛当然明白包令在两广总督府见面，含有突破英国人不能入城的用意。他以“军务繁忙”为借口予以拒绝。
后来包令多次照会叶名琛，要求在两广总督府见面。叶名琛全部拒绝。
1854年7月开始，数万起义的洪兵包围广州城。12月初，洪兵船队占据广州城外珠江。叶名琛力量单薄，不得已向包令求助。
12月13日，包令率领英国军舰从香港前往广州支援。
到了广州后，包令趁机提出和叶名琛在两广总督府见面。但即使是有求于人，叶名琛还是拒绝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六）》，P31
叶名琛对在两广总督府会见英国官员都如此抗拒，对拒绝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的要求，可想而知有多么的坚定。
1856年6月，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原翻译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升任领事。
巴夏礼强硬地推进英国人入城，成为英方和同样强硬的叶名琛针锋相对的重要人物，两人针尖对麦芒。巴夏礼也是后来英法统治广州的最高官员。
《由画入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界书报刊图叙》，P43
从1842年开始，清政府和英国关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的问题，反复交锋。到了1856年，14年了还没有结果。但也来到了临界点。
英国在等待甚至制造一个借口，一个导火索，然后采取军事行动达到目的。
《巴夏礼在中国》，P157-158
下一篇我说说英国终于等到机会，利用珠江上一艘小货船“亚罗号”的事件，挑起了入侵广州的军事行动。
参考资料
1 齐思和等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2 [英]狄更斯等著：《巴夏礼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4 [美]宋玉武：《由图入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界书报刊图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