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祝玉婷
编辑 | 刘鹏
5月14日，在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缘起、核心逻辑与未来方向，并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期许。
为什么要推动自主理论创新？
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的起点追溯至1988年。那一年，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的通胀，通胀率高达18.5%。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利率，投资需求随之降低，消费需求也会减少，总需求下降，从而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但中国政府选择的是行政手段：压缩投资项目。
“从西方主流理论的视角看，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且非常低效的治理方式。”林毅夫说，但他随即发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像西方主流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不理性，那么为什么从1978年到1987年，我国能连续多年保持平均9.9%的经济增长率，而且上下波动幅度并不大？”
这一矛盾让林毅夫开始反思主流理论的适用边界。他的判断是，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始终以英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这些理论必然以产生它们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与此不同，生搬硬套难免出问题。
林毅夫表示：“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有‘刻舟求剑’的意味，即以其产生时的特定状况作为前提。”
从中国到世界
1988年，林毅夫与合作者发表了探讨中国通货膨胀制度成因的文章，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由此萌芽。1994年，与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将这一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
林毅夫表示：“以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进而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分析范式在当时便已形成。”
谈及这套框架经受现实检验，林毅夫回顾道，彼时“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他在书中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于2015年前后超越美国；按市场汇率，2030年亦将超越。“这一论断在当时非常大胆，但中国在2014年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美国，实践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2008年，林毅夫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上任一年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世行集结了千余名全球精英经济学家，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但剔除中国改革开放减少的8亿多贫困人口，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
对于其中的原因，林毅夫表示：“根本原因跟我在1988年的认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拿的是从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理论，应用到条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出发点虽好，结果却与理论预期有巨大差距。”
在世行任职一周年的内部研讨会上，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2011年，他在耶鲁大学库兹涅茨讲座上正式向世界经济学界宣布这一理论的诞生。
“一场马克思主义化的革命”
谈及如何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林毅夫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阐释了主流理论的局限。他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因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必然效率低下，“若简单地做回归分析，将全部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用任何统计指标衡量，似乎民营企业效率都更高，这一观点也因此容易被接受。”
但这种分析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不同质。林毅夫表示，国有企业通常处于资本密集、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民营企业大多活跃于竞争性行业，“只有通过自身的观察看到其间的差异性，才能认识到，现有主流理论不区分产业特性及企业所承担目标的不同，其分析方式是不恰当的。”
在方法论层面，林毅夫将观察世界的方式分为两种：用现有理论来套现象，是“第二义”的观察方式；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运用“第一义”的观察方式。他表示：“不带有任何理论偏见与预设，直接去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就是‘常无’的心态。”他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本体与常无》，希望学者们“像新生的婴儿那样重新看待世界”。
谈及新结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关系，林毅夫的逻辑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而产业由要素禀赋与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分析链条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第一性的因素。”
基于此，林毅夫表示：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更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从物质第一性的结构内生性，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结构为暗含前提，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因物质条件不同而导致的结构、制度及经济运行方式的差异。”
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林毅夫指出，西方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至今已近250年，经十代人深耕，构建起完备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新结构经济学从1988年起步至今不过38年，从2011年正式发布至今仅有15年。他坦言：“相较于强大而完整的主流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仍是星星之火。”
但林毅夫在1995年便做出判断：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他的逻辑是，自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于2014年超越美国，“到2049年，我相信我国的经济规模能达到美国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迁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将向中国转移。”
同时，林毅夫也发出警示，如果只是拿中国数据去验证西方主流理论，或者见到中国现象便套用西方理论，“固然能写出文章，但你无法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还可能误导社会，因为你未能抓住中国现象的真问题。”
谈及对年轻学者的期许，林毅夫特别强调做研究的目的问题。“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认识世界，来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都是次要的。”他进一步指出，以发表为目标，就很可能放弃自主创新，“如果出发点是那样，就很难抓住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所带来的理论创新机遇。”
最后，林毅夫总结：“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