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羊，春天里的故事
文/闫晓峰
1978年我上学时，甘肃农业大学不在今天兰州市营门滩，还在河西走廊武威市一个叫黄羊镇的小镇上。
新生入学报到，我内裤口袋里装着几十块零用钱，穿上父亲工厂里配发的一身工作服，背着被褥和换洗衣服，从家里出发。第一天从县上到地区所在地西峰，第二天坐长途班车上兰州，中途晚上住平凉，第三天傍晚到兰州。从长途汽车站一下车，顾不上喝一口水，背上行李，一路小跑往火车站赶，换乘绿皮火车，第四天黎明抵达黄羊镇。在本省上学，不过七八百公里路程，一路上翻山越岭，几经辗转，竟然花了四天时间。崎岖山路的颠簸，火车上站立的拥挤，背负行李的压迫，回想起来很是艰难，但所有这一切，好像都让上大学的喜悦给冲淡了。
那是1978年的秋天，却是记忆里永远的春天。像冻土裂开了一道缝，沉寂在地下的梦想，开始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再回首，才发现那段岁月，早已植入精神的血脉。每每想起，心底便会泛起阵阵涟漪——那是我们再也回不去却永远怀念、属于自己更属于一个时代的一段美好时光。
改变命运的那场高考
命运之门是突然被打开的。
1976年上高中以后，学校还在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外语课已经被取消，我们一开学，语文课先学毛主席诗词和鲁迅杂文，其他课文还没有学，书还是半新，一学期就结束了。政治课没有正式教材，老师上课时拿“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简称）上“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念。高二最后一学期的数学课，不是冲刺应对考试，而是为了毕业以后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还在学习平田整地修水利用得上的“高程测量”。
高中两年，我们每学期都要住在学校农场劳动一个月，每星期有一天在校办工厂或者生产队参加劳动，啥季节干啥活。出发的时候自带工具，扛着铁锹镢头排着队，一个班举一面红旗，文体委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排队唱歌走向目的地。我爱干的活是平田整地，几个人一辆架子车，你来我往地把高处的土往低处拉，比着看谁推车快，有做游戏一般的感觉，干得很欢。夏收季节，我们去帮社员收麦子，由于年龄小没劲，也不掌握割麦的窍门，活干得质量差没效率。住哪家女主人还要大晌午从麦趟上回来给我们做饭。没干多少活，反倒给人添了乱。
有一年我们班去农场劳动，住场期间要从家里带馍馍，我家里没人烙馍，就选了一个从学校往农场送粪的活。学校农场在二十几里外的大塬沟边上，路很不好走。我们几个送粪的同学，吃过早饭，在学校厕所装上一架子车土粪，用绳子把自行车像套马车一样，拴在架子车的两根前辕中间，平坦的公路上骑上一阵子，剩下崎岖不平的土路，只能一只手扶着车头，一只手扳着座垫，弓身曲步推着往前走。遇到沟坎，一个人推不动，整个队伍就停下来，几个人合在一起一辆一辆推过去，再回头推上自己的车继续走。路途遥远，天气又热，一天只能一个往返。到了下午往回走时，汗水浸透了衣背，空车也觉得累，多连一句话都不想说。
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各班还养猪。星期日下午返校时，每人都有交猪草的任务。挨着学校的公厕，每班有一个猪舍。平日喂猪，两人一组值周，轮换着来。母猪下崽那几天，晚上还要去猪舍值守。夜间宿舍里隔一会儿就一阵吵闹，回来的人要睡下，后续值班的要起床，睡梦中被吵醒好几回。
1976年刚上高中，国家噩耗不断。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一次次跟着老师开追悼会，从他们的举止和表情中，感受到了巨大的惊恐和不安。10月6日，人们敲锣打鼓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以后，我才感到文化课学习的氛围慢慢浓起来。过了一年，说是要恢复高考了。高考能干啥？意味着什么？当时懵懵懂懂心里不大明白。
因为学年的结尾要从春季改到秋季，我们本应1977年底毕业，延长了半年，到1978年7月毕业。1977年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这届高中生，就连着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1977年全校一个都没考上，接着准备1978年的高考。在一次模拟测验中，有一道物理题全班同学都不会做。事后老师给我们说，那道题就是当年张铁生参加高考时的一道物理题。
真正的复习冲刺，也就集中在1978年上半年的那几个月时间。学校组织了尖子班，将数理化几门课从初中到高中拉通往脑子里灌了一遍。几个月也不休息一个礼拜天。晚上一人一盏小煤油灯在教室里上自习，很晚才回宿舍休息。每天早上起来，一摸鼻孔全是黑灰，都是被煤油灯的油烟给熏的。
1978年高考，那时大学少，外省院校在甘肃省招生的名额也很少。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一个省也就几个名额。想考进这样的大学，只有特别优秀的尖子生才考得上。再说当时，光有高分还不行，还有一个政审环节，“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在入学录取上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当时大多数学生也没想考个多好的学校。家里人鼓励说，只要能考上，就算祖坟冒青烟了。
1978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由各省自行划定，全国统一命题、分省阅卷录取。当年甘肃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为文科275分，理科255分。当时高考总分为500分，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政治（各100分）；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当年全国共有61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40.2万人，录取率仅为6.6%。我当年高考分数是288分，超过理科录取分数线33分，最后被第三志愿甘肃农业大学农机系录取。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父亲是工人，我上学是否受到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我至今不得而知。只是在大二学期的一天，系上党办秘书宋寿英老师在学校操场边找到我，像是无意间说：“这下好了，你档案里的那份材料取消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我伯父的“现行反革命”罪，蒙冤入狱多年平反了，地方组织给学校寄来了平反通知，我档案中的相关材料处理掉了。宋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这事对我有多重要。知道这事的重要性，那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
河流解冻，山峦转青，命运改变。转眼间，恢复高考已近50年。回想那场考试，它不仅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命运，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拐点，成为改革开放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基础。
农机系
1946年10月，盛彤笙先生在兰州小西湖创办国立兽医学院时，学校没有农机专业。农机系是1958年迁到黄羊镇，与正在筹建中的甘肃农学院合并组建为甘肃农业大学以后，和农学、林学两个专业同时设立的。
在农业大学办农机专业，困难在于要在以生命科学见长的学术环境中，构建需要深厚工科底蕴的工程学科。优秀的农机人才需要同时懂“农艺”和“工艺”，不仅要精通机械设计，还要理解作物生长、土壤耕作等农学知识。顶尖的机械、自动化、电子信息类工科人才，通常集中在传统工科院校，一所农业大学在吸引和留住这类工科人才方面，有着天然的短板，面临严峻的挑战。
1958年农机系成立时，学校现成的师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潘存生，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学习过一年农业机械化专业课程，被学校从其他系抽调出来筹建农机系。另一位是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代过农业机械课程的黄润琪，也被调整到农机系。从1958年到1961年，在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从清华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吉林工业大学、东北农学院、沈阳农学院、南京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调配和新分配大学毕业生，加强农机系师资力量建设，成立了拖拉机、力学、农业机械、金属工艺四个教研室。所有这些老师，来自祖国天南地北，只有李海瑞、胡振兴、侯映安三人是甘肃本地人。
农机专业学习需要大量农机装备、试验场地、维修车间和高端检测仪器，购置费用大，更新成本高。建系以后，学校加大投入，克服困难，白手起家，所有实验实习设备，从无到有，到1978年我进校时，学校实习工厂基本建成。有金工车间、铸造车间、锻压车间、拖拉机修理车间，包括拖拉机底盘修理、发动机修理、油泵油嘴校正都可以独立实验完成。教学用的东75履带式拖拉机，东40、东28、铁牛55轮式等当时国内主要拖拉机机型都有，联合收割机，犁、耙、播种等机械配备齐全。虽然远离工业经济集中的大城市，农机系经过二十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积累了满足教学需要的基本资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机械化”是个热词。就像后来的工业化、城镇化一样，也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人大会上提出，我国到二十世纪末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农业现代化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农业机械化。1978年高考语文试卷中，有一道断句标点的试题，内容就是华国锋主席在全国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段论述：“实现机械化要靠人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当时对农业机械化的认识还禁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内。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迈向新征程，还背着旧时的行囊。
从档案馆查阅的资料来看，农机系大学四年间，课程安排得很满。一年级以学习基础课为主，有高等数学、中共党史、英语、普通物理、机械制图、理论力学6门课程；二年级除了继续学习高等数学、英语以外，新增材料力学、机械原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公差配合及技术测量、电工学、金属工艺学6门课程；三年级进入专业课学习，开了机械零件、工业电子学、拖拉机学、液压技术、英语选修、农业概论6门课程；四年级学农业经济、农业机械学、农机运用学、拖拉机理论、拖拉机修理5门课程，最后是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四年间，加上政治课，总共学习了26门课程。
拖拉机学是一门主课，发动机理论由当时系上唯一的副教授徐正杰老师讲授，胡振兴老师讲拖拉机理论和底盘，唐兰治老师讲拖拉机构造，系副主任王长诰老师讲拖拉机电器，谭俊权、鄂世纯两位老师分别讲拖拉机底盘修理和发动机修理。农业机械学分为两门课，收获机械由王天德老师讲授，吴忠文老师讲授耕作机械。农机运用学先是聘请西北农学院张桐华教授讲授了大部分，后来刘崇山老师接着讲授。
专业基础课液压技术侯映安老师讲授，工业电子学马子钦老师讲授，机械零件钟逸岩老师讲授，金属工艺学戴文权、赵素桂老师讲授，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杨自萍老师讲授，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徐健、谢剑英老师讲授，机械原理王国英老师讲授，机械制图吴起锵、张鸿立、段学英老师讲授，理论力学关仲棣老师讲授，材料力学张晓瀛、李卫星老师讲授。
1978年我进校的时候，农机系除总支书记和一名政工干部，剩下的老师几乎每人都要开一门课。选用的教材，都是当时全国工科院校相关专业最权威的教材。《电工学》用的是南京工学院的，《机械原理》《机械零件》是用西北工业大学的，《拖拉机学》用镇江农机学院的教材，《农业机械学》用北京农机学院的，《农机运用学》用东北农学院的。《金属工艺学》没有新教材，老师用自编的讲义，我们上课不停地记笔记，到下课手都写麻了。学校图书馆降价处理一批旧图书，其中有一套“文革”前出版、从苏联引进的老教材，包括铸造、机加工、热处理、焊接工艺等内容，书皮是紫蓝色的，许多同学买了一套，弥补没有正式教材的缺口。我在黄羊镇书店，买过一本热处理专业书当参考书用。
每一门课程对我们都是未知，每一门课程都有着新的诱惑。能在一所农业大学里，学习国家需要的农机专业，大家感到很自豪。
追补失去的光阴
四年间要学习这么多的课程，从入学到毕业，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虽说大学毕业，国家分配工作，但谁也不敢“躺平”不好好努力。
农大日常的一天，是被起床的军号声叫醒的。
早晨7点钟，高音喇叭里起床号声未落，宿舍里的灯绳就像早已系在哪个同学手上一样，“啪”的一声灯就亮了。四张高低床上的八位舍友，都一骨碌爬起来，穿衣、叠被，风一样地卷出门去，洗漱完便直奔操场，跑步锻炼身体。也有好学的同学，在起床号响起之前，早已经摸黑起床去了操场，等到其他同学起床，他们已经晨练结束，开始找个角落念英语去了。
8点上课，12点下课，然后午餐午休；下午2:30上课，4:30下课，自习和自由活动；晚上8点晚自习到10点结束，回到宿舍洗漱上床，11点准时关灯睡觉。每门课都有作业，日子被填得满满当当，感觉每天都和高考冲刺一样，容不得半点松懈。
校园墙壁上的标语已经换了新的，“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图书馆、教室晚上亮着的灯光，也像是在诉说着一种突然松绑的求知渴望。课堂上，每位老师把用尽一生钻研的学问，倾其全力向学生传授。我们学习的每个知识点，似乎都带着他们各自独特的体温和味道。
高等数学是刚进校就开始学习的一门公共课，代课的王纯晴老师个子很高，一直穿身深蓝色的列宁装，戴顶蓝色中式帽，不修边幅却也儒雅洒脱。那时候教室里，还没有投影仪和扩音设备。王老师上课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楚，从头到尾都扯开嗓子，边讲边写，一个公式的推导能写满一黑板。因为用劲，粉笔触到黑板的嘀嗒声整节课响个不停。到下课冒起来的粉笔灰沾得全身都是，帽顶都成了白的。
上大学前我一天英语都没有学过，刚开始跟不上，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是不及格的个别人之一。所幸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刘永祥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站得笔直，左手拿课本，右手捏粉笔，每个单词每个句子都认真领读讲解，整节课一分钟都不浪费。到跟着杨俊卿老师学口语，我学起来就顺当多了。杨老师气质优雅，口语流利，梳着一个当时不多见的丸子头，和蔼的笑容，至今都能让人记起她在课堂上一遍一遍更正发音不厌其烦的样子。英语教学结束后，杨老师开了一门日语选修课，班上好多同学就又跟着杨老师学习日语。参加工作后，学的这点儿日语还派上用场，我和吴劲锋、胡晓东三个人，受中国农机学会的派遣，先后去日本研修学习了一年，圆了那个时期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出国梦。
为了学好外语，许多同学都下了苦功夫。为了记单词，我把从老家带来的母亲单位废账本残页，裁成两指宽、两寸多长的小纸条，一面写英文单词和例句，一面汉语解释，一次把二三十张用皮筋扎起来，装在口袋里，有空就掏出来记单词。中央电大每天中午直播英语课，好多同学吃过中午饭，不休息就赶到电教室去听郑培蒂老师的电视英语讲座。
进入专业课学习，课程更加繁重。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机械零件、机械原理几门课程作业需要大量的计算，那时候还没有计算器，用的是计算尺和对数表。完成一个作业，全宿舍的人，每人计算一部分合作完成。做机械制图作业，在宿舍要画到很晚才能做完。晚上去教室上自习，老师也到教室来辅导。李海瑞老师上电工课，晚上到教室解答同学们的疑难问题，对大家共同出错已经讲过的问题，应同学们的要求，又站在讲台上讲一遍，和同学们一起，直到教室统一关灯才离开。
在外行看来，农业机械傻大笨粗，可能没啥技术含量。其实跟任何事物一样，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其里面包含的原理并不简单。跟吴忠文老师、王天德老师学习耕作机械、收获机械，更是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人类开创农耕，最早的耕地方式，可能就是把一根木棍插进地里，把土拨拉开，撒进种子就可以了。进入工业时代，当拖拉机在田野上犁开土地时，一张犁铧，其中就凝结了许多前人的智慧。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是一名犁的爱好者，在1800年前后，他对犁铧的曲面形状进行了精密的计算和设计，减少了犁面阻力，使翻土效果提高，在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后在全世界推广开来。
吴忠文老师给我们讲犁体曲面设计，用了整整一周四节课的时间，最后的作业是设计一张犁。每个人自己设定前进速度、入土夹角和耕地深度，根据给定土壤的阻力系数，设计出犁面的曲度，以保证犁在前行时，被犁铧切割的土壤能沿着犁面上升至最高点后下落，能把地面的杂草全部覆盖住。
我们在课堂学犁体曲面设计时，校门口的田野里，黄羊镇的农民还在用“二牛抬杠”犁地。
王天德老师是东北人。他给我们讲授收获机械，逻辑严密、表达能力强。独特的东北口音，抑扬顿挫中还有几分幽默。因为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从小知道收麦子的艰辛，学习联合收割机为主的收获机械就特别用心。拨禾轮前行中怎么才能保证垂直地插入麦丛？麦粒怎么才能和石块杂物一同进入输送带边跳边靠风力摆脱麦秸、麦秆和小石块？联合收割机如何随着地面仿形起伏？王老师生动的讲解论证，今天还记得。
一个好老师，一本好教材，也能让枯燥乏味的专业课学习变得有滋有味，充满乐趣。
多年后回想，这种授业之道朴素如农耕，老师就像蹲在田埂上的一位农民，学生就像一颗颗种子，等待播种、发芽。给季节一个承诺，彼此心甘情愿，让每一颗种子获得自己的长法，期盼着收获一个沉甸甸的秋天。
那些琅琅的晨读声、嘀嗒的粉笔声、哗啦的翻书声，最后都化作了生命的年轮，铸就了一代人拼搏努力的精神风骨。
在工厂，在田间
在校期间，三次外出实习的经历，让人终生难忘。
黄羊镇最繁华的一条马路，看起来是黑色的，却不是柏油路，是用碎石砾和烧锅炉的炉渣灰混合铺成的砂灰路。一阵风刮起，黑灰扑面而来。当地的女社员出门，不管年老年少，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会用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同学们星期天上街，不外乎两件事，去邮局寄信取汇款，逛新华书店买书。镇上的书店很小，不像现在开架售书，能随便拿起来翻看，累了有地方坐下歇脚。书店和商店一样摆放，书和读者之间是被柜台隔开的。看好一本书要买，用手一指，报上书名，营业员放到柜台上。不满意，再换另一本。柜台长度有限，后边人还等着呢，书店也是不能久待的地方。
要到距离学校五十公里以外的武威城去玩，学校一周放三趟去武威往返的班车。印象中我四年间去过两三次武威。一次是“五一”节，和在坦克团当兵的老乡，过了一个军营里的节日，大饭盆吃菜，大碗喝酒。一次是和农学1979级的表弟李敏权结伴，去看望在武威市公安局工作的大表兄，两人穿着表兄的公安制服，在武威照相馆一人照了一张“假公安”照片，饱餐了一顿有名的“天津包子”。
实习不仅能到工厂和农村演练一番，掌握实际操作技能，还可以走出黄羊镇见世面，是让人兴奋和高兴的一件事。
耕作机械和收获机械的实习，我是去山丹军马场的种子连。连队耕种的土地比我们老家一个生产大队种的地都要多，配备的农业机械很齐全。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农机装备。所有机械设备整整齐齐地停放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建有很大的工棚，为这些农机设备遮风挡雨，拖拉机和机具都保养得很干净。
早上吃过早饭，我们跟上师傅开一台联合收割机到麦田地头。师傅调试好机器，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着师傅开动机器割倒第一垄麦子。拨禾轮转动起来，眼前的麦子一排排倒下，随着输入搅龙的推送开始脱粒，发动机的轰鸣声、麦秆破碎的爆裂声、麦粒击打脱粒仓壁的噼啪声，汗水的味道、尘土的味道、麦秆破碎后的青草味道，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山丹军马场的地垅很长，开上联合收割机，从地的这头出发，一个单程，联合收割机的发动机声音小得都听不见了，只看见远处的联合收割机变成了一个黑点，在缓慢前行。抬头望去，远山如黛，能看见祁连山山顶上的白雪。微风吹起，金色的麦浪翻滚，令人心旷神怡。
为了躲开白天的炎热，耕地在夜间作业，天亮收工。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拖拉机前灯射出的两道光束射向布满星星的夜空。我按师傅讲的操作要领，用尽全力保证履带紧贴犁沟，两手紧握操纵杆，防止侧移。整晚作业，虽然大多时间是师傅在操作，天亮下班后也累得腰酸背痛，胳膊都抬不起来。
吴建民同学上大学前开过拖拉机，每天出车前，他主动添机油、预热发动机，不等师傅来，他把出车前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拖拉机有故障需要修理时，他和师傅一起干。师傅夸奖说：“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吴建民同学毕业后留校，后来拿下了我们专业最高学府北京农机学院的博士学位，还担任了一届甘肃农业大学校长职务。
1978级到兰州实习过两次，一次是去兰州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坦克大修厂，做拖拉机修理实习；一次是在兰州柴油机厂，参加金属加工实习。
坦克大修厂在兰州东岗镇的五里铺，因为是兰州军区后勤部所属的企业，对外保密，厂名是代码“6413”。我们背着行李和拿着饭盒到“6413”报到后，和工人师傅吃住在一起。几个人编成一个小组，到车间干活。几天下来，就满身油污，周末和师傅一起到大浴池洗澡。有一次拆卸一辆坦克，师傅让我们拆卸坦克履带，有一个大螺丝，我们两天没卸下来，最后还是师傅亲自动手搞定。在纸上，我们能设计出一颗螺丝，在车间，自己动手却连一颗螺丝都拧不下来。对工科生来说，实操能力确实很重要。
金属加工工艺学的实习，是在兰州柴油机厂。出了一只船兰柴厂的巷子，穿过天水路，就是兰州大学。那次我们就住在兰州大学操场游泳池旁的一间大屋子里。
那时候大学还没有“985”“211”一说，虽然兰大是国家重点大学，农大只是个普通院校，但当时我们并不感到自卑，大大方方戴着农大的校徽，和兰大同学一样进出校门。
那次实习带队的是戴文权和赵素桂老师。刚到第一天，戴老师给我们再三强调安全，说到有一年他带同学实习，一个同学进到车间不看路，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在看，结果脚踩到了车床上切削下来的一团铁屑上，看都没看一眼，腿就往前踢，导致脚跟腱拉伤，差点弄成残疾。
我在机械加工车间跟一位姓杨的师傅学开车床，每天在车床上加工一种十几公分大小的齿轮毛坯。杨师傅再三给我强调说，学习车工要养成好习惯，每天开车床前一定要把工作服袖口纽扣系紧，留长发的女同学要把头发盘起来戴上工帽。有一天我一个人开车床，手套没有戴紧，在上齿轮毛坯时，一点点空指头梢被夹在了法兰盘三爪里。电钮一开，车床慢慢启动，手套跟着转了起来。紧张中我不知怎么手臂顺势一转，手从手套里抽了出来，侥幸躲过了一场事故。这件事让我切身体会到，在工厂里，确实“安全无小事”。
兰柴厂有自己的电影院，那时候叫“工人俱乐部”，晚上对外售票放电影，一张票一两毛钱。有个周末上演新片《海囚》，我和唐宏伟、杜鹏、张彦颢几个人去看。电影刚开演，从武威到兰州出差的李敏会表兄来找我，工作人员把我从电影院喊出来。到门口时，我看见一个熟人在门口等退票，就顺手把我们几个人连在一起的电影票递给他，让他进去找我的位置去看。我前脚回到兰大校园住的地方，后脚唐宏伟他们几个就回来了。原来电影院工作人员帮实习师傅找座位，一查票，把他们赶出了电影院。
在黄羊镇学校里看电影，没有卖票一说，都是自己搬着凳子找地儿。上大学几年了，我去兰柴厂工人俱乐部看电影，还是第一次走进有座位的电影院，结果闹了这么个笑话。
八十年代初兰州称得上是共和国的工业之城，企业很多。从东边一进兰州城，坐在汽车上都能看见兰州钢厂的大烟囱，听得见轧钢机传出的钢铁碰撞声。在兰州实习期间，戴老师领着我们参观过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通用机器厂、兰州水泵厂、兰州搪瓷厂等许多工厂。每到一个工厂，除了新鲜好奇，更多的还是被激发出来的对所学专业的热爱。
罢课与迁校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在我们大三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过一次罢课，罢课起因源于一起食物中毒事件。
1980年12月3日午餐，吃了学生三灶供应的凉拌猪肝，引起一百多名同学腹泻、呕吐，症状严重住院治疗的有20多人。次日早晨上课前，从农机系同学住宿的三楼宿舍传出高音喇叭喊话罢课的声音，外墙上挂出了几幅横幅标语，倡议罢课，呼吁学校重视学生健康，解决伙食管理存在的问题。
同往常一样，我早上跑完步、吃过早饭回到宿舍，同学们告诉我今天不要上课去了，要罢课。我没注意看横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罢课，半信半疑地夹着课本去了教室。教室里只坐着几个人，一问他们说老师上课时间来过教室，看大多数同学缺席，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来又离开了。那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我还思忖，一顿饭吃得不合适，治疗就行了，为什么要罢课？既然这么多同学病了，那就随大流罢课。当时大多数同学参加罢课就是这个心理。
放到今天，如果说大学生通过罢课解决饮水吃饭问题，有点小题大做，不可思议。但对那时候的农大来说，却是很特殊、重要的问题。因为当时农大办学，在基础保障上遇到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
随着建在黄羊镇的农大、机校、牧校三所学校的77、78、79级三届新生陆续进校，黄羊镇的供水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保障能力。黄羊镇是饮用的祁连山雪水，通过黄羊河水库调蓄供应。一到夏季，农田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都达到高峰，供水难以满足学校需求。记得1980年夏季，从6月份开始，自来水就时常断供，供应开水的水灶上，眼见几只水龙头上流出的开水一天天变黄，还带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持续月余不见好转，没办法那年暑假就提前放假了。秋季开学后我去打水，竟然从一支暖瓶里倒出了一只死老鼠。是不是老鼠也渴极了找水喝，咬开瓶塞掉进去死在里面？
甘肃农业大学1958年从兰州搬到黄羊镇，当时省上想在黄羊镇建一个10万人口规模的农业教育和科研中心，把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整体搬迁，同时把筹建中的甘肃省农学院，以及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水利学校、农业机械化学校，还有新创办的兰州艺术学院、甘肃财经学院，都纳入布局规划。谁知道计划刚实施一年，就发现黄羊镇的气候条件和水资源存在严重短板，随之撤销了在黄羊镇的建市规划，应该配套的基础设施就终止了建设。
今天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艰难。老师冬天取暖自己打煤砖，每家挖一口菜窖，用来贮藏从十月到来年五月八个月内吃的白菜、土豆、萝卜。学生灶上进入秋冬季，常吃的菜就是炒包心菜粉条。
在黄羊镇四年，除了在学校食堂吃饭，我不记得在外面国营食堂或者饭馆吃过饭，好像也从没有和同学聚过一次餐，因为小镇上根本就没有能聚餐的地方。
据校史记载，从1958年到1980年22年当中，讲师以上的教学骨干调出123人，其中教授16人。学校做过一个调查，当时给组织打过正式报告要求调走的人员多达134人，其中包括教授3人、副教授8人、讲师106人。换句话说，就是当时三分之一的教授、一半以上的副教授都想调离学校。
在这种情形下，罢课持续到8日，老师也罢教。有20多名教授联名致信甘肃省委、省政府，强烈要求学校回迁兰州，并以“农大迁兰刻不容缓”为题，向社会发出公开呼吁。
甘肃省委、省政府对罢课中农大师生提出的迁校要求高度重视，通过和老师学生面对面座谈，实地调研认为，只有迁校才是学校长治久安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之策。省委常委会于12月27日，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农大迁回兰州。省委副书记刘冰带领工作组专程到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随后，在国务院、教育部、农业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迁校加快节奏推进。1981年1月，甘肃省政府就甘肃农业大学迁回兰州向国务院呈送报告，国务院派出农业部何康和教育部蒋南翔两位部长，专程到农大调研。根据他们给中央的报告，12月12日，也就是在距离罢课刚好一年后，国务院以“〔81〕国函字192号”文件正式批复，同意甘肃农业大学迁回兰州办学。据说，在全国同类院校中，甘肃农业大学是第一批迁回省会以上城市的。
一场出自意外的罢课，竟然推进了学校回迁兰州的进程。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安振，校长朱宣人审时度势，把控大局，对内耐心细致地化解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思想情绪，对外反复向上争取汇报，最终使迁校这个老大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为农大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必有人邂逅爱情
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的农大校园里，没有一栋建筑称得上高大雄伟。校园里的马路粗砺到穿上一双新布鞋，一学期没结束，鞋底就磨透了。艰苦的物质生活，薄弱的基础设施，几近荒芜的环境氛围，却挡不住青春欲望的蓬勃生长。
如果说专业学习是成长的第一课堂，那么体育场、图书馆、电影院以及课堂外同学间的相互交流交往，就是成长的第二课堂。这个以内驱力驱动的第二课堂，它填充了第一课堂余下的缝隙角落，也抚平着专业学习之外心灵荒芜的皱褶，让成长中的精神世界变得充盈健康。
那个时候校园里没有体育馆，没有游泳池，没有塑胶跑道，也没有绿草坪。用水泥硬化的两个篮球场，就算是最好的体育设施了。
农机78级同学体育很强。一班范仲民同学曾经蝉联两届100米、200米短跑冠军。二班吴劲锋、浦伟、张学军、聂强、朱帆五个人，组合起来，连续四年都是4×100米接力冠军。篮球也打得好，每年运动会都能进入决赛。我打篮球，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而已。日常打半场，一边三四个人自由组合，三球两胜，输了就下来在场地边等着再上场较量。黄羊镇一年基本上不下雨，冬天下雪了，我们用扫帚把球场上的雪扫掉，在纷飞的雪花中继续玩。那时头脑里并没有更多健康锻炼的理念，只是上了一整天课，总要活动一下，释放出多余的精力。
每年秋季开学的学生运动会，是一件很隆重的事。这时候是黄羊镇一年最美的季节，校门外金黄色的麦浪翻滚，天高气爽，蓝天白云，不冷不热。有项目的同学当运动员，没有项目的就当拉拉队。每个班级都从教室搬几张课桌出来放在跑道旁边，再摆上许多凳子，作为自己班级的观礼台。起跑的枪声一响，各班同学喊着参赛同学的名字加油。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夺得冠军的班级就沸腾起来，好像全班人人都是冠军一样，高兴得又蹦又跳。畜牧系78级张方明同学400米、800米中长跑总是拿第一，至今他创造的400米纪录还无人打破。每年开运动会，我们班上底下议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对付张方明，打破他在中长跑上的一统江山。同学们班集体意识很强，比赛中取得好名次，那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是一班人共同的荣誉。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与东道主日本队决赛时，我们围在一台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直播。同学们高桌子低板凳、内三层外三层地围着那台小电视。后边的人看不见屏幕，就听宋世雄解说。中国队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两局拖入决胜局，在第五局以14比15落后的危险时刻，最终以17比15锁定胜局，以七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当“铁榔头”郎平最后一记重扣狠狠地砸在地上时，夺冠的消息让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瞬间雀跃起来，每个人都热泪盈眶。不一会儿，已经到了熄灯时间的宿舍楼，灯又全亮了起来，许多同学拿着手电筒，敲着脸盆、饭盒聚集在楼下，沿着校园马路边走边呼喊“中国万岁！女排万岁！”的口号，彻夜狂欢。女排的拼搏精神，那一刻汇聚成“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激励着每一个人。
女排主攻手郎平、张蓉芳，二传手孙晋芳、周鹿敏，还有周晓兰、陈招娣、梁艳、这些选手的名字，至今都还记得，能想起她们当时在场上拼搏起来的飒爽英姿。
有位哲人说过，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自由阅读的地方。闲暇时间，黄羊镇没有地方可去，那就看书阅读吧。那时候文学期刊有看头，《飞天》《延河》《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等期刊，新的一出刊，大家抢着看。星期天到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看报，早早去才能占到座位。不到开门时间，阅览室门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一个人有时候要带好几个书包，去给伙伴占座位。有幸拿到一本新到的期刊，急不可耐地阅读起来。每每读到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人如饮甘饴，有酣畅淋漓之感。读《丑石》《人生》《班主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名篇，也让我们记住了贾平凹、路遥、刘心武、史铁生等作者的名字。跟着书中的主人公同喜同悲，在欣赏精彩故事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精神慢慢变得强健起来。
上大学前，我家里只有《三国演义》《创业史》《李自成》不多几部长篇小说。上大学之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看了不少外国名著，《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十日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海底两万里》等，都是课余时间看的。学校图书馆新版书少，有许多书是竖排繁体字的老版本。图书馆一楼进门右拐那间借阅室，靠墙排放的图书目录，犹如中药房里的药柜，拉开抽屉，一格一格的目录卡片，散发出独异的潮湿味道。那是书香的味道吗？今天回忆起来，那种味道似乎还闻得到。
下课回到宿舍里，一间宿舍住的八个同学，好像大多时间总在看书。无论在躺着，还是在床上坐着，总有一本书在手。我们105宿舍，约定晚上十一点关灯睡觉，平时大家都自觉遵守这个约定。日常拖地、打水这些事，不用排值日，都是主动去干。记得宿舍里闹过唯一的一次矛盾，就是因为关灯引起的。一个到点拉了灯绳熄灯要睡觉，一个说有几页书没看完又拉开，你一下他一下，反复好几次。但到第二天早晨起床，一切如常，同学还是好同学。
每年过元旦，学校里举办新年晚会。各系的文艺尖子都会上台表演节目。好像年年有一个固定节目，是由全校师生文艺骨干联合完成，就是演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祖国颂》大合唱：
“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
这首歌曲合唱起来，旋律舒展，抒情写意，气势磅礴，每次听起来都撼人心魄，激发起对祖国的挚爱之情和民族自豪感。
迎新年文艺晚会结束后，在礼堂还进行猜谜兑奖、气球射击、套圈钓鱼等娱乐活动，到十二点结束，大灶上还免费加一顿夜餐，有牛奶和油饼吃。吃饱喝足，辞旧迎新，跨进新年。
不知道现在学校新年晚会上还唱这首歌吗？
学校每周都要放映一两部新电影，听到大喇叭通知，就搬上板凳去大食堂占地方。那时候电影真好看，解禁的国产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洪湖赤卫队》《上甘岭》，新拍的电影《小花》《牧马人》《庐山恋》，译制片《追捕》《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叶塞尼亚》《基督山伯爵》《大篷车》《流浪者》《佐罗》《虎口脱险》等，许多经典影片都是那时看的。看上一遍不过瘾的影片，又跑到机校、牧校看二遍。现在回想起来，小小的电影银幕，不仅是娱乐，也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了解世界，了解社会，经历了一段让青春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觉醒历程。
上大学之前看的样板戏电影，里面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红灯记》里“李玉和”有女儿铁梅，没有妻子；《沙家浜》里有“阿庆嫂”，却不见她的丈夫阿庆。当看到电影《庐山恋》中，郭凯敏和张瑜扮演的主人公在庐山上“惊世一吻”，让年轻的学子荷尔蒙骤然飙升。电影散场，躺在床上，电影里的镜头还在脑海里闪现不肯离去，寂静长夜里，被拨动的心弦躁动很久不得平静。
教室里的她正低头收拾课桌上的书本，然后直起身子等候老师下课的指令。有人注视她的背影可能已经好长时间了，她肩膀的每一次轻微晃动所产生的余波，都可能在另一位心中激起涟漪。倾听她的鼻息和声音，追随她的目光望向窗外，注视她逆光中耳边镶上了金边的灿烂细发。当不经意间在某个地方两人相遇时，却不敢和她的目光交汇，低头，躲避自己虚幻的爱情。走过了又回过头，望着远去的背影，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教室里相隔一两排课桌的距离，似乎成了跨越不了的崇山峻岭。爱慕只在心中跋山涉水，心里总是空旷而潮湿。
总有人会邂逅爱情，一切都在暗中生长。宿舍里关灯夜谈，有小道消息说谁和谁谈恋爱了，谁给谁课本里夹小纸条了，谁又暗中喜欢上谁了。尤其是听说自己班上的漂亮女同学和外系同学或高年级师兄谈对象了，黑暗中能听见愤愤不平的叹息声，像是自己的姐妹被人拐走了似的。
青春美好，大学就是年轻的心灵碰撞谈情说爱的地方。前方闪烁着诱人的光，更有许多人生的第一次在等待。真正爱过，才能无憾。临毕业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意料之中，也会出乎意外。因为在这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为拖拉机干杯
又到毕业季，四散伤别离。
八十年代初，本科毕业能考上研究生，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能进一步登上专业更高的台阶继续深造，是无数学子的人生梦想。1981年后季，教育部通知学校，82届毕业生有出国研究生名额。消息传开，振奋人心。出国研究生外语必须合格，学校让全校78级各专业同学全部参加，进行了一次英语选拔考试，确定了40名人选进行英语强化训练，我有幸考上。英语教研室唯一的副教授许圣宗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学“托福”《新概念英语》。我下了一番苦功夫，那年春节也没回家，一个假期竟然把《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的课文全背了下来。后来正式名额下达，出国研究生只有畜牧、兽医、草原几个名牌专业分配了名额，考上的几个人，后来都成为国家在这几个专业的领军人物。我报考北京农机学院的研究生，英语过了及格线，因专业课成绩没达到录取标准名落孙山。
研究生考不上也不用发愁，国家包分配。具体到哪个人去哪里，系上就决定了。临毕业前，系里搞了一次分配志愿摸底，程序简单，系上党支部文万有书记和秘书宋寿英两位老师，坐在空旷的教室一张课桌后边，同学们散在教室前的院子里等候，叫到谁，谁进去，当面谈自己分配意向。当时国家对大学生分配有四句话：“到边疆去，到厂矿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轮到我时，文书记问我具体的想法，我只说了三个字“回庆阳”。可能有点出乎书记的意料，军人出身一向快人快语的文书记，一时语塞，停顿几秒，连声说“好！好！好！”就结束了跟我的谈话。上学时年龄小，社会经验不足，四年过去身上稚气未尽。分配工作这么大的事情，连问都没问清楚，就冒冒失失一句话完了。系上有分配预案吗？有可能去更好的地方吗？也许还有其他可能，冒冒失失一句话就给自己只留了一条路。
倏忽间朝夕相处四年的同学就散了，撒向陇原大地四面八方不同的工作岗位。临离校时，许多同学都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塑料皮笔记本，挨着门去其他宿舍，跟同学要一张照片，一人一个页面，贴上照片，写下通信地址和临别赠言。从此以后，天各一方，大家都想用这个纪念册作为感情的纽带，为青春作证，带走四年的情谊。
离校前最后一个晚上，因为行李提前打好装车，我在77级同乡、已经留校的韩正晟同学准备结婚的新房里，度过了在农大四年学习的最后一个夜晚。
学校给东去平凉、庆阳的同学准备了一辆大客车，一直把我们送回西峰。比起上学路上的艰难，有专车送行，幸福感满满。马上就要报到上班挣工资了，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年农机专业的毕业生，大多去了和农机相关的科研教学、农机制造、农机管理省、地、县三级单位。我回到家乡庆阳，被分配在地区农机管理局。如果说也算专业对口的话，到1993年调离，我从事所学农机专业共11个年头。
在这期间，参与了农机管理、农机监理、农机培训、农机科研、农机推广“五位一体”机制在地县乡三级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全过程。去过全区所有乡镇的农机管理站做过调研。见证了从大集体到推行土地承包过程中，原有公社、生产队配套农机服务的基层组织转型的艰难过程。
包产到户地块变小以后，原有的大型农机具适应不了新的农户经营形式，乡镇农机站解体、转型，大型拖拉机被封存、变卖。有的农机站因为履带式链轨拖拉机暂时失去了用场，干脆把它开进窑洞里封存起来。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引发生产方式的变化，但对身在其中的农机人来说，从现有模式到新模式的转换，无疑是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阵痛。
民营农机的兴起后，从手扶拖拉机、小四轮拖拉机到大中型拖拉机，民营农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壮大，基层农机管理走上了新的轨道。为拖拉机手搞培训；为新研发的耕作机械、收获机械搞推广；为包产到户以后如何组织机械化作业，以油料管理，监理服务为手段，探索新的管理办法；为个体农机维修门市部评级定等，规范经营。民营农机，代表那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农机经营户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每年各县受到表彰的“万元户”，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经营农机的专业户或兼业户。转型发展以后，农业机械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让人深切感受到了先进农机技术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巨大能量。
在八九十年代好长一段时间内，农机管理中“机械耕作”“机械播种”“机械收割”三项指标，都是从上到下政府各级一直下达到乡镇的硬性考核指标。每年“三夏”机械化作业，由地区行署分管农业的副专员带队，各县副县长参加，要对机械深耕作业进行观摩评比。各县拿出最好的作业样板参评，整个观摩要花好几天时间，逐县进行检查。
“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曾经是原始社会主义的理想，就这样由一台拖拉机牵引着，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拖拉机的发展变化，不单纯代表着技术的进步和耕作方式的改进，也承载了国家和民族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1991年我到日本学习时，临出国前，我特意带上了整理的一些我们地区农机事业的照片和资料，以备交流使用。第一次走出国门，看到日本门类齐全先进的农机机械，看到两个人就可以管理10万只蛋鸡的养鸡场，看到大拖拉机可以在里面作业的日光温室，我们和日本的巨大差距，让我到学习结束，都没有勇气把那些照片拿出来，怕人家笑话我们落后。
时光飞逝，四十几年时间过去，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农机事业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有的，我们都有了，有些还做得更好。当今天我们一年四季吃着新鲜的蔬菜，肉蛋奶充足供应，粮食不再定量，不怕吃不够而怕吃多了的时候，这天翻地覆变化的背后，就有从农大母校走出的千万学子，“学农，爱农，干农”所做的每一份贡献。
皓首忆当年，感慨万千。
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去抱怨，抱怨条件的艰苦，抱怨诸多的缺失。也许更多的应该是感恩，感恩母校为我们提供了个人理想与时代使命交汇的平台，赋我知识，强我身心，让我们跟着梦想行走，发挥自己的才能，作出了每个人应有的贡献。
在黄羊镇，在农大，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是一段永难忘却的青春记忆。这段记忆里有友谊，有收获，有情怀。那些课堂学习的日常，那些夜晚敞开心扉的细谈，那些曾被认为再寻常不过的瞬间，在记忆的深谷中发出持续的回响。母校生活不仅是一段人生阅历，更是一份精神成长的能量，让我们学会在缺失中成长，在热爱中坚守，脚踏实地，扎根泥土，在生命的不同季节里，应对风霜雨雪，长成了今天的模样。
作者注：2026年3月为母校建校八十周年而作。写作此文过程中，得到了王芬娥、郭维俊、吴劲锋、李敏权同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并致谢！
投稿邮箱：ldbswhz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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