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编者按】文学名刊是时代精神的坐标，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顶端文学推出“文学名刊主编访谈”系列策划，旨在对话全国名刊文学掌门人，打捞办刊理念，追问文学当下价值，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场的深度思考。本期我们走进《大家》，与主编周明全展开对话。
周明全
周明全，1980年生于云南沾益，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大家》杂志主编。著有《中国小说的文与脉》《第七代批评家》《成为批评家》等七部专著，曾获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奖等多项荣誉。
访谈中，周明全系统阐述了其办刊理念与批评观。他认为《大家》最珍视的传统是“寻找文学大家”的雄心、文体创新及培养青年作家的热忱。面对文坛“灌木丛”式繁荣，他提出“未来作家”概念，强调新锐度在于突破自我、留下“原型故事”。编辑上主张“去标签化”，选稿核心是“文学性”及与时代的血肉联系；他反思先锋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倡导回归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强调“野性”须在“学理性”框架下展开，其提出的“第七代批评家”核心特质在于关注同代作家、直面文学现场，形成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批评模式。
以下为访谈实录:
勇于推介新人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顶端文学：《大家》创刊于1994年，曾以“卡丘之弧”“后先锋”等板块引领90年代文学潮流，是那个时代文学期刊的标杆之一。您接任主编时，这本老牌名刊正经历低谷。在您看来，《大家》最值得珍视的传统和精神遗产是什么？
周明全：《大家》1994年创刊时，可以说有三个惊人之举，一是在国内率先提高了稿费，当时国内文学期刊的稿费平均为三四十元一千字，《大家》刚创刊就将稿费提高到千字百元，在当时是国内稿费最高的刊物。第二个《大家》把主持人引到了静态媒体上，而且邀请国内一线名家主持刊物。第三是当时的文学期刊基本是普通十六开的开本，《大家》首次用大十六开，在视觉上有冲击力。另外，《大家》登作家的照片就跟画报登明星的照片一照片采用黑白色，黑白照片给人的感觉是厚重、沉淀、永恒、纯净，符合知识分子的气质，就这样《大家》首次把明星要素和知识分子要素融合起来，既有趣味又有品位。高稿酬加名人效应，《大家》杂志迅速掌握了国内一线作家、批评家资源，成就了《大家》创作后十多年的辉煌。
《大家》创刊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就与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大家·红河文学奖”，宗旨是“寻找中国的文学大家，造就中国的文学大家。《大家》杂志鼓励和支持中国作家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奖金高达10万元人民币。当时鲁迅文学奖只有500元，茅盾文学奖也只有5000元，所以这10万元的重奖在当时震动了文坛，这种金额的大奖在全国是第一次。而且第一届大奖是在人民大会堂颁发的，设这样一个大奖就是为了激励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巅峰发起冲击。第一届获奖作品正是1995年在《大家》杂志五期、六期分两期全文刊发的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2012年，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大家》办刊史最为辉煌的一个见证。
创刊三十多年来，《大家》杂志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不变的就是“寻找中国的文学大家，造就中国的文学大家”，以及对文体创新的执着追求，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忱，这或许是《大家》杂志最值得珍视的传统和精神遗产。
顶端文学：您在《大家》上长期坚持“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两手抓”，并多次强调要“力推‘未来作家’，永葆‘先锋’气质”。从推出“新青年”栏目到近年来的改版，《大家》的编辑理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当前《大家》选择刊发稿件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是否仍然以“先锋性”为最高准则，还是重新定义了“先锋”的内涵？
周明全：文学期刊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晴雨表。《大家》一直在做创新，适应不同时代的阅读需求和文学创作的变化。2017年，我们对《大家》进行了改版。首先，将封面恢复当年创刊之思路，但在封面作家的选取上，将从原先关注诺奖获得者转而关注中国作家。我一直觉得，在中国，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或者一般的读者，对西方作家作品倾注了太多的追逐热情，在满眼的西方作家作品的遮蔽下，恰恰忽视了中国文学取得的极大成就。当代中国作家，包括王蒙、莫言、王安忆、格非、苏童、刘震云、余华、韩少功、阎连科、阿来、东西、雷平阳等，以及部分“70后”如徐则臣、鲁敏、李修文、张楚、乔叶等，他们的创作成绩，并不输于西方作家。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想，我们要研究西方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作家作品。其次，杂志力推年轻一代作家，自2017年开设“新青年”栏目，每期刊发一位“70后”、“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和创作谈，同时邀请同代批评家撰写批评文章。再次，《大家》杂志关注当代文学批评，策划了“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评论专辑、“新文学百年”系列、“批评家口述史”系列等专辑。我的博导陈思和先生一直强调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他认为，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他们这代作家是被宠爱的一代作家。他们的作品被批评家不停的演绎，学院里有大量的博士将他们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杂志也觉得讨论这些作家能吸引眼球，媒体为吸引读者，也很关注他们。你可以去骂他，骂他没关系，骂也是一种关注，为什么不去骂那些大家不知道的作家呢，而要去骂大作家呢，就是这个道理。但“70后”作家、“80后”作家，在刚出道时，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批评的关怀，或者说，没有得到批评的支持、批评的响应。
如果年轻人新鲜的东西得不到支持和褒扬，他们慢慢就没有信心，觉得表达这个东西不能够被大家认可，或者说不重要，慢慢他自己就会觉得不重要，可能就放弃了写作。《大家》“新青年”栏目，每个代际3篇文章，一篇是小说，一篇是作家的创作谈，再加一篇同代批评家的评论。这样做的目的，是同代人对同代人的写作，在理解和把握上，能更准确有效，彼此沟通也顺畅。每一代人感受时代都有自己的方式，也形成自己相应的独特表达。只有作家和批评家形成呼应，批评家支持、响应同代作家的写作，才能建构起良好的文学生态。
从根本上讲，《大家》的办刊思路一直没有变，那就是对优秀作家的推介，对年轻作家的挖掘与培养，同时，重视文学评论对文学的引导作用。
至于先锋，我以为，每个时代对先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常讲的先锋，主要是延续八九十年代对先锋文学的定义。但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本质上是一个模仿的命题，不是中国文学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它是嫁接西方现代派和拉美文学的结果，有着很强的实验性。先锋小说对西方现代小说的模仿是最为极端的，这或许也是今日它必然受到“清算”的一个原因。此外，大多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后来几乎没有像样的作品，除了莫言、格非等极少数作家之外，他们的写作几乎都处于一种令人遗憾的“未完成”状态，并且也几乎不可能完成，因而至今受人轻视。先锋文学把一代人最重要的才情耽误在形式的演绎上了，而没有进入心灵的诉说中。
不过，以文学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他们当年对中国小说令人耳目一新的贡献。先锋文学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一定程度上赎回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它在叙述形式、语言等上面的探索，对后来文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一些作用。尤其是先锋文学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昔日因循守旧的写人记事文学的颠覆确实也有精彩的示范，描写个人独立的精神感受，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文学前辈的努力，不能忘记他们对今天中国文学特别的贡献。
依我个人之见，当代中国文学最需要倚重的资源还应该是在我们的传统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里。今天的写作，应该折身关照我们的传统资源。所以，《大家》杂志并没有被“先锋”的标签固化。我们的选稿，也是多元的，在我们看来，文学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标签，或者说，优秀的文学应该无法被概念框住的文学。唯一衡量文学好坏的就是是否有文学性，是否和这个时代有血肉联系，是否有所创新，是否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新变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选稿的一个重要标准。
顶端文学：您多次强调《大家》要坚持“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两手抓”，既为青年作家提供展示平台，也注重批评力量的培育。您曾直言当下文学界看似繁荣，实则更像“灌木丛”，难出“50后”、“60后”那样的“参天大树”。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您如何在“发掘新人”与“锻造经典”之间找到平衡点？
周明全：关注青年作家，并为其成长提供话语场，这是《大家》办刊物的责任之一。就像我们推出的“新青年”栏目，以及现在的“虚构文本”栏目，都在重点推介青年作家。但我们必须承认青年作家中虽还未涌现出莫言、王安忆、格非、贾平凹、刘震云、苏童、余华、阿来等“大树”一般的作家。而文学的创作不能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当下这些“大树”的审美范式上。如今，互联网的普及，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在没有外界目标干预的情况下产生，他们更为自由、更加见心见性的写作方式，正逐渐形成一片片的“文学森林”。
后来“新青年”栏目虽关注新锐作家，但已经不再只用年龄来划分，一些成熟的“老”作家，他们一些新作也很新锐。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未来作家”，它的新锐度不在于年龄，而在于他关注的视角和文章的笔触。一个作家写作上的“年轻”与否，和年龄没有关系，而和作家自我敢不敢突破自己，敢不敢尝试新的写作方式和主题，能不能为这个时代留下被后代作家所用的“原型故事”有关。
从文本的表现力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继续写好小说的潜质。有的小说写得油光水滑，挑不出问题，也说不出哪里好，哪里不好，我们也会放弃。因为它写得“太像小说”，飘在空中，就脱离了生活的本质。而“未来作家”的不断涌现和成熟，会带来中国文学的新变化，勇于推介新人，也将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发掘新人”与“锻造经典”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今天的新人，也许就是明天的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必将成为未来的经典。另外，《大家》杂志身处边地，我们也很难抢到最一线的作家作品。将更多精力放在挖掘和培养青年作家，自然也成了在现实环境中的必然选择。
2026年《大家》第2期 封面
封面人物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文学的在野者
顶端文学：《大家》的根在云南。在中国文学版图上，地理上的“边缘”往往意味着资源匮乏，但也可能孕育出不同于中心视野的文学气质。您如何看待《大家》的“边地”身份？它在呈现或推动“边地写作”“地方性文学”方面做过哪些尝试？在您看来，一本地处边陲的文学刊物，能否为中国文学贡献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审美视角？
周明全：《大家》的“边地”身份恰恰让《大家》保持了清醒，不在舞台中央，不被聚焦，反而能从从容容地做自己的事，对文化、对写作、对刊物而言，“边地”身份也许是有利的。《大家》身处西部，但并没有去追逐这几年火热的“新南方写作”“大西南写作”“新西部写作”等偏重地方性写作的概念，是我认为，真正的优秀作品，一定是超越地域、超越国界的。地方，只能作为一种视角，一种切入点去谈论文学。2026年，《大家》杂志开设了“边地书写”栏目，虽然也是广义上的地方性写作，但“边地”和其他诸如“新南方写作”这样的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自古以来，边地文化对主流文化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修正主流文化。反过来，主流文化对边地文化也形成了笼罩，甚至覆盖，由此形成新的文化特色。
2026年，《大家》杂志的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开设了“大家译介”栏目。云南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辐射中心，开设了“大家译介”栏目是《大家》杂志为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大家译介”栏目主要译介当代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重点推动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学作品互译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每期聚焦两三位作家，主要译介小说、诗歌和散文。由诗人、翻译家高兴撰写主持人语，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当代外国文学的一扇窗。
近年，随着越南作家保宁的《战争哀歌》、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流俗地》在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中国读者对南亚东南亚文学有高度期待，但是国内对东南亚南亚的文学发展情况却相对陌生，翻译引进的作家作品也相对较少。为此，编辑部委托了高兴老师组织专业译者团队，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重点译介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大家译介”栏目虽然译介外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是更加侧重南亚东南亚的作家作品。这些国家和中国，尤其是云南地缘相近、文化相融，这些作品既能引发中国读者共鸣，也能为国内作家带来创作灵感，更好地实现既讲述中国故事，又聆听世界声音的互动。这种文学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为区域经济合作筑牢文化根基，更彰显了云南出版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
2023年4月，莫言到昆明，题字“文学无边界，云南有大家”，他解释说，“云南有大家，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云南有顶尖的文学期刊《大家》，我们这代作家很多都是从《大家》走出来的，受益于《大家》；另外一层意思是，希望云南出文学大家。”借用莫言先生的话，我们希望《大家》能成为广大写作者认可的刊物，也希望更多的文学人从《大家》走向世界。
顶端文学：您自称为批评界的“野狐禅”——身处边地、供职出版系统，39岁才重回考场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与大多数批评家从学院到批评的常规路径截然相反。您曾说自己是“站在寺院外看武僧练功，偷学了点鸡毛蒜皮的招式”。这种“先批评后学院”的独特经历，对您的批评视野和问题意识产生了哪些不可替代的影响？您如何理解批评的“野性”与“学理性”之间的关系？
周明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数都是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在文学这条道上走下来，具备了充足的理论知识，从事学术研究，是一路学习的必然选择。我自己2012年开始从事文学批评，2019年决定去念书，中间相隔了六七年的时间。现在很多人批评学院派，我偶尔也会批评学院派的问题。但真正的学术研究、文学批评，一定是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的。没有学院派的坚守，没有学院派对知识的传承，学术何以继承和发展？学院派当然有自身的问题，但学院派的优势远远大于它存在的问题。
我是发现自己的短板后决定去学院深造的。这样的好处是，自己知道自己的短板、弱项，带着问题去学习。所谓的“野性”，对我来说，主要是指不受理论的太多束缚，从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文体上，也自由一些。不受理论束缚，首先是自己要懂理论，会使用理论——这是我从事文学批评六七年后才又去系统学习的原因所在。而不是自己完全不了解中西、古今文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期的理论来源和适用范围。所有的“野性”都是在“学理性”的框架下展开的。没有“学理性”的“野”，就是民科了，就是真野了。那已经不是学术研究了。当然，“野”对我更多的是指在野的精神状态。文学的在野者，让我始终和文学处于轻松的相望中，相望却不相拥，这个距离，让我享受其中却不困在其中，也是这个距离，文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乐趣。
文学批评要直面当下文学现场
顶端文学：您在《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中提出了“好的中国小说的标准”“中国好小说的八个层级”等理论主张，并多次强调“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学的芯片”。您认为当下小说创作的同质化问题，根源在于对西方文学亦步亦趋的模仿，而忽视了本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您看来，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应该如何操作？您提出的“八个层级”是否构成了一个可供文学界检验和对话的批评标准？
周明全：这个话题，太庞大和复杂了，无法在一个对话中谈清楚。简单点说，就是认认真真地返回传统，阅读传统经典。从文学创作来说，在经典中发现能呼应当下时代，并在当下时代还有现实性、现代性的元素，能为今天的时代塑形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再创作，使之产生新的意义。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很好的例证，当下其实有很多小说在做这种有意义的尝试。
至于我自己提的“中国好小说的八个层级”，主要是我个人对小说的理解，它并不构成一个普遍性的标准。真正的好小说，它可阐释的层次是非常多的，每个人因为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受教育的程度不同等等外在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对文学的欣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好小说的标准，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顶端文学：您首创“第七代批评家”的概念，通过对话24位青年批评家完成了《第七代批评家》这部访谈集。从早期对话“70后”“80后”批评家到提出“第七代”，这一概念的演变背后，体现了您对文学批评代际转型的哪些观察？有评论指出，第七代批评家的显著特征是“不是对前代之功的简单承袭，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随”，而是一群试图“突围的读书人”。在您看来，第七代批评家最独特的群体气质是什么？
周明全：4月中旬，在昆明一个研讨会上，《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副主编何同彬发言时讲，第二届“《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收到了260多篇稿子，几乎都是偏向文学史研究的，对当下的文学现场少有关注的。《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面向35周岁以内年龄段，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目的是助力青年文学研究力量的成长和繁荣，激励获奖的青年研究人才融入时代洪流、勇攀学术高峰。从何同彬这个发言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研究者，博士期间或者日常关注的重点，还是文学史或已经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作品。我自己关注批评家较多，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年轻一代批评家理论功底好，视野也更开阔，但研究却始终将重点放在文学史和经典作家作品上，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缺乏必要的关注热情。我不在高校工作，不知道是不是高配的培养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年轻批评家不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似乎总是有缺憾的。
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虽然面对的都是文学、作家和作品，但文学研究关注已定型，已经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则主要关注当下文学现场，对当下发声。
第七代批评家出道至今，几乎都很关注当代作家作品，尤其是对同代作家的创作倾注了关注热情，形成了一起成长，共同进步的成长模式。这或许是第七代批评家最重要的特征。如杨庆祥对新南方写作、北京作家群从理论上的阐释，黄平对新东北写作的鼓与呼，曾攀对新南方写作、新大众文艺、AI时代的写作等的持续评介，都是直面当下文学现场，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做出的回应。
顶端文学：最近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你的新书《成为批评家》，新书关注度很高，为何取名《成为批评家》，书名的内在深意是什么？在今天的时代，你认为，要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
周明全：《成为批评家》这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是在梳理和讨论批评史，偏向学理与历史；第二辑是两篇学术自传，以及几篇围绕“什么是批评”“如何理解批评史”的访谈与对话，更偏向个人经验与方法反思；第三辑则是於可训老师、张元珂老师等人对我的评论，带有某种外部视角的回看。还有好友霍俊明兄十年前在《长江文艺评论》“青骑士”栏目做我专辑时给我写的印象记《批评家的“爱”与“怕”》，这次出版，准备拿来做序言，认真的俊明兄在十年前的文章基础上，几乎重新写了一遍。
我在《成为批评家》的“代后记”《在学术研究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中说道，“成为批评家”可能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方法与路径有很多种，但对我来说，认真地阅读，整理资料以期回到历史现场和与同时代人对话，是我的方式。为这本书取过好几个名字，但最终还是决定用《成为批评家》这个书名，或许也冥冥之中包含我自己对自我的期许。
周明全，男，汉族，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沾益。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多篇。著有《中国小说的文与脉》《第七代批评家》《成为批评家》等七部专著；策划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多套大型丛书。获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新批评奖、全国报刊联盟骨干文学编辑奖等。
来源：顶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