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唐宝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唐宝林，男，1939年2月14日生，上海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唐宝林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所著《陈独秀全传》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唐宝林著有《陈独秀年谱》《宋庆龄》《中国托派史》《20世纪中国史纲》《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与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重新认识陈独秀——陈独秀研究文集之三》《陈独秀全传》等。
此外，唐宝林还曾编纂《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陈独秀语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发表论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实》《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中国托派组织历史沿革》《陈独秀与首次国共合作》《一二八前后的陈独秀》《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重拾“老头子”的精神遗产
本文原载于《国际人文历史》，作者 李响
此处转载自“新周说”
“若摈弃党派偏见，不以成败论英雄，应该承认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革命家和改革者。他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抛弃了富裕的家产、高官厚禄和大学教授的地位，选择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并且受尽艰险、屈辱、打击、污蔑、牢狱之灾而不悔。”
在《陈独秀全传》的封底，作者唐宝林写下如上一段话。
给予陈独秀如此评价十分不易，1979年开始陈独秀研究的时候，唐宝林也许不会预料到，他将为还原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花费三十年精力。在全传的序言中，唐宝林回顾了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陈独秀头上每一顶沉重帽子的推翻，都凝结着几代学者的良知和心血。
2008 年，唐宝林写出一百多万字的《陈独秀全传》初稿，没有一家出版社有顺利出版的把握。唐宝林说，当时已经绝望，以为有生之年看不到全传面世，幸而2011年得以在香港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香港引进版权，几经周折，于2013年7月在大陆推出简字体版，共一百万字，比七十万字的港版更加全面。
在书中，唐宝林详细梳理陈独秀思想发展升华的过程，被强加各项罪名的来龙去脉，并结合近年学界研究成果、共产国际解密档案等史料，为陈独秀摘下他头上最后一顶帽子 ：“右倾机会主义”，比党史一卷的结论更进一步。在《陈独秀全传》的学术沙龙上，近代史学者王奇生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委屈，更重要的是，它给全党都带来长期负面影响，那就是从陈独秀受处分开始，形成一种潜在的党内政治文化：“宁左勿右”。澄清陈独秀的历史，不仅是为他个人正名，作为中共党史的起点，陈独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做1949年之后的党史研究，也无法绕过陈独秀而直接进入。
越是禁区 越想探险
从头至尾阅读《陈独秀全传》后，王奇生说，他知道唐宝林为了给陈独秀“翻案”，经历许多曲折坎坷。“看书之前，我担心作者会把多年来压抑的个人情绪带进书里。看完之后，我确信作者是以中立客观的学者态度著书。”
1959年，唐宝林在上海高中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听著名党史专家胡华教授讲课，他第一次知道了陈独秀和他头上的十顶帽子 ：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这些罪名写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当时我的思想是一张白纸，认为党是伟光正的，根本不可能怀疑党对陈独秀的评价有什么问题。”
这种观点在唐宝林头脑中一直持续到1979年。那年唐宝林40岁，从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真正开启了学术生命。研究室的负责人史洛明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老革命，在“文革”中度尽劫波，主动要求调到研究所，为澄清历史真相做些努力。史洛明原籍安徽桐城，与陈独秀是远亲，几十年来听到陈独秀的各种罪名，却没发现证据，心中一直疑惑，她提出唐宝林和她一起做陈独秀的研究。
史洛明前辈
受到思维惯性影响，唐宝林的出发点是寻找证据和资料来证明党的结论是正确的，但看的资料越多，越觉得陈独秀这个人了不起。“他一生酷爱自由，特立独行，他这样的性格提出民主、科学、人权的理念不是偶然的。我也是酷爱自由不喜拘束的。”
基于性情上的欣赏和共鸣，唐宝林对陈独秀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一生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权利而奋斗，受尽打击。我感到这个人的确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觉得在我研究接触到的历史人物中，还没有人像他这么伟大，我不禁成为他的‘粉丝’了。”
这样一个人物却被扣上一堆莫须有的帽子，唐宝林对陈独秀的感情由敬仰发展到打抱不平。为陈独秀打抱不平谈何容易？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老一辈学者，研究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时，客观论述了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因此在“文革”中遭到批斗。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和活动更是不能触碰的禁区。
“人总有好奇心，越是禁止的课题，越是想探险。”唐宝林说。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成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反对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由于托派在1952年被彻底肃清，陈独秀与托派的活动一直是谜团。幸运的是，“文革”刚结束时，各地的档案管理工作还未走上正轨，为唐宝林和史洛明等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收集到陈独秀后半生和中国托派的完整资料。这些资料是1952年“肃托”时全面查抄之后封存的，包括陈独秀从 1929 年被开除出党到 1942 年去世前，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托派从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全面肃清的全部文件等。
唐宝林等联合各地学者，将这些资料编辑成《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1984年即将出版时，因“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夭折。此后，托派的原始档案资料封存，至今未对学者再度开放。1989年，唐宝林与十几位全国各地的学者，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举行七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共同推进为陈独秀正名的工作，后来这个研究会因某部门指示解散。
《陈独秀全传》第一次送审时没有被允许出版，最终能够问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表示，要特别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审稿员。“这名审稿员以学术的眼光、学术的标准、学术的尺度来看待这本书，为这本书顺利出版起到重要作用。”他的审稿结论是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对于陈独秀生平介绍最为全面的一部书，也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部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内对陈独秀研究的水平。该书政治导向基本正确，重大史实基本准确。“就是这两个基本，使这本书有了准生证。”
唐宝林说，这三十年来，关于陈独秀的研究著作及文章出了不少，但由于资料的封闭，研究者只能看到陈独秀文章选集、当时报刊的记载、个人回忆等公开材料，总是在低水平上反复操作。“学术研究一枝独放不算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我当时在比较好的条件下，看到了较全面的资料，谈了我自己的观点，写了这本书。我的观点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别人看了同样的材料会得出什么观点？这是作为学者很关心的问题。但别人现在看不见那些资料，也就没办法对我的观点做出评论。这本书很孤独。”
被忽视的建党伟业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遭到大规模捕杀，这是中国革命史沉痛的伤疤，也是陈独秀个人悲剧的开始。他在白色恐怖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并被迫承担了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长期无法摆脱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
陈独秀
1994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陆续翻译出版，这套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是由俄罗斯和德国的相关研究机构联合编辑的，唐宝林将它的引进形容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些绝密文件使国民革命失败背后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唐宝林等学者对档案进行认真梳理，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怎样迫使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放弃独立革命，强令共产党一步步向国民党屈服，在国民党向共产党挥起屠刀后，共产国际又是怎样将全部责任推给陈独秀。
在《陈独秀全传》中，唐宝林考证并分析了陈独秀为挽救革命失败做出的不懈努力。他先是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命令下同意党内合作方针 ；合作过程中，他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屡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却被共产国际批为左倾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他已明确知道蒋介石要反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比如领导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取得胜利，试图把同情中共的薛岳部队留在上海帮助保护革命果实……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
自大革命开始以来，莫斯科方面将大量武器和资金供给蒋介石，不给中共一枪一弹，还千方百计阻止中共发展工农武装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在中国扶植一个亲苏政府，他们优先选择了实力更强、拥有正规军的国民党，公然声称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充当苦力”。当时的中共刚刚成立不满六年，实力弱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领导人的陈独秀，无论意识如何清醒、态度如何坚决，恐怕都无力阻止中共滑向深渊。
唐宝林写道 ：“在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双重压制下，陈独秀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陈独秀当然知道是徒劳的，不过是再一次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骨头精神！”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初，陈独秀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1921 年 10 月，陈独秀作为“过激党领袖”被逮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重金聘请著名律师将他营救出狱。唐宝林在分析陈独秀的个人弱点时，指出他有时“感情用事”。对马林的感激，一定程度上促使陈独秀转变了对共产国际的态度。
如果陈独秀坚持他最初的观点，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带领中共完全独立自主的发展，是否可以避免后来的悲剧？“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唐宝林说。“没有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中共不可能发展那么快，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没成功。”
王奇生结合他的研究，为分析大革命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判定大革命是失败的，按照这个逻辑，就必然要追究造成失败的责任者。“我把这称为‘失败史观’，戴着失败的有色眼镜，往往只能看到消极的一面。大革命是完全失败的吗？事实上那段时期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王奇生列举数字来证明他的观点 ：从1921到1927年，中共发展党员至5.8万名，团员3.7万，工会会员290万，农会会员900万，童子团15万。“短短六年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到如此规模。对比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同时期的成就不过是办了一本杂志，队伍根本就没有发展起来，始终是一个知识分子小集团。中共革命能够成功，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关键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中共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杂志党’，一群知识分子办个《新青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奇生认为，“陈独秀是被大大低估的”。
唐宝林指出了陈独秀担任领导时期另一个被忽视和遗忘的长处。“陈独秀领导的这七八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在《陈独秀全传》引述的大量文件和回忆中，可以看到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很少称陈独秀为“书记”“先生”，而是叫他“老头子”。唐宝林说，无论背后还是当面，党内同志都是这样称呼他。在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录里，陈独秀的发言前面，直接以一个“老”字代指。这是一种尊敬而亲切的称呼。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他就是青年领袖，德高望重，从年龄上讲，陈独秀比张国焘等中共早期干部大二十几岁，堪称一个老字。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陈独秀领导中共时期，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际上陈独秀这个家长，对干部就像父亲教育孩子一样关心爱护。党员如果与党的思想不统一，允许自由脱党，从来没有使用开除、惩罚、整肃等严厉手段。”
超越时代的预言
“他是党的第一任领导人，是一至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如果陈独秀不能正确评价，整个党史很难书写。”谈到陈独秀研究的意义，唐宝林说，“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至今不过时。”
在《陈独秀全传》研讨会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杨琥总结了陈独秀的四大思想遗产 ：“第一，他将爱祖国与爱政府明确区分 ；第二，他以世界文化的眼光，抓住最先进文化的脉搏，创办《新青年》，引领一场文化运动 ；第三，重视人权 ；第四，持续一生的反思精神，尤其是晚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达到思想的高峰。”杨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相信陈独秀的遗产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和贡献。”
唐宝林说 ：“自1840年以来，在无数人的探索下，中国的强国之路已经走了173年。其实强国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从古罗马到中国的秦代、唐代，任何制度都能实现强国，不容易的是富民和保卫人权。中国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使人民幸福。陈独秀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革命一开始就把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把强国和富民、保卫人权联系起来。”
1914 年 11 月，他第一次以“独秀”这个笔名发表文章，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明确提出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当时袁世凯政府以爱国为口号，攻击革命党人，把反对政府与不爱国等同起来，陈独秀从本质上剖析了什么是国，如何去爱。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富有启示意义。
经历一次次失败和打击之后，陈独秀在晚年思想发生了剧烈转变，胡适评价为“大觉大悟”。他在1940-1941年间，就预言苏联将专制腐败导致溃亡。他写道 ：“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用之杀自己。”
对于发动大清洗的斯大林，陈独秀做出如下评论 ：“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C，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 ；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ZY，这一大串反民Z的独C而发生的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编者按 ：史大林即斯大林）
陈独秀这番民主与专政的见解，使他与托派的同志绝裂，托洛茨基的在华联络员李福仁（本名格莱斯）所说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
唐宝林在全传结尾写道 ：
“这不奇怪，因为，思想家必须拥有超越那个时代芸芸众生的观察与思考。所以，他肯定是‘寂寞’的。但是，他最终又是不寂寞的，他的思想必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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