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度普利策奖揭晓 | 李翊云《万物自然生长》:时间的巨石

问AI · 作品如何隐喻时间与生命的抗争?

    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度普利策奖揭晓。美国华裔女作家李翊云凭借《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斩获本届普利策“回忆录/自传奖”。当生命的失落与万物的规律交织,文学给予了我们怎样的答案?今天,我们特别刊发这篇特邀书评,带您一同走进李翊云笔下那充满悲悯与力量的文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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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与《万物自然生长》



时间的巨石:评李翊云的《万物自然生长》

王凯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时间凝滞,单调、乏味,化作西西弗斯的巨石。人们背负着它从清晨到长夜,假若睡意降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的慰藉。待到晨光再临,一切复从头开始。在哀恸中跋涉、在抑郁中抗争的疲惫,皆源于这永无止境的、背负时间的苦役”。

《万物自然生长》中的这段文字不禁使人想起流传于中国民间的一句老话:“人这辈子生下来,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受罪的。” 对于饱受了人间沧桑的李翊云来说,这绝不仅仅是空谈,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悲与苦,对她来说,是时间抛给她的一块实实在在的巨石,沉重又赋予她写作的动力。生活之于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文森特和詹姆斯,不是天赋,不是本能,而是一种被迫,他们就仿佛三只不谙水性的旱鸭子被推入生命的苦海,向死而生。

文森特和詹姆斯于2017年和2024年相继离开了人世,一对亲兄弟以近乎相同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走的时候仅仅是个高中生,一个去的时候刚刚踏入大学校门不久。文森特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才华横溢、兴趣广泛,他的世界到处绽放着绚烂的形容词和副词,充斥着丰沛的感情和活力。然而,完美主义的代价就是无法忍受一切的不完美,当生活无法满足他对完美的追求时,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也不尽完美时,便将自己视为最大的敌人,最终走向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脱胎于文森特“凭感情活着”的性格,李翊云构思了《理性终结之处》这篇对话体小说,故事里的孩子尼古拉透着一股俏皮,不时与妈妈插科打诨,成为李翊云对文森特永远的纪念。

在写作《万物自然生长》的过程中,詹姆斯的死又勾起了她对文森特的怀念。关于他的死,李翊云如是写道:“文森特是凭感情活着的,他的感情深沉、热烈、汹涌澎湃;他的死也源自这份感情:一份值得活的生活最终证明是不可活的;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散发着艺术气息、敏感脆弱的灵魂或许并不总是握有制胜的法宝。”詹姆斯的性格与哥哥文森特判若云泥。他似乎从妈妈的身上遗传了明理哲思的气质。詹姆斯天赋异禀,从小就对语言、科学、哲学、历史和逻辑学产生巨大的兴趣,至于外在世界和世俗世界,他却鲜有欲求。

与哥哥的热情洋溢不同,隐匿在内心世界里的詹姆斯最擅长的天赋就是不为人所注意,对加缪、维特根斯坦的痴迷,对丹尼尔·塔米特和东田直树的爱都指向他自闭症的倾向。然而,似乎与这一切自相矛盾的是,詹姆斯从小就患有对孤独的恐惧,哥哥的死无疑加剧了他内心的这种恐惧,成为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在哥哥死后的六年里,詹姆斯不曾理发,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哥哥深切的怀念与哀悼。在李翊云看来,詹姆斯短短的一生是“凭思想活着”的,他“苦苦思索,其思想深沉、极富哲学思辨、不屑于向外人道。思考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也许,一份值得活的生活不值得这般劳烦;他暗自断定,一份值得活的生活并非他心之所向。”不同的性格,导致文风的不同,李翊云选择以非虚构的文体来缅怀“凭思想活着的”詹姆斯。于是,就有了《万物自然生长》这本书。

为了与詹姆斯善思明辨的性情相吻合,这本书的写作手法毫无半点矫饰,行文清晰、准确、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惊人的沉着与情感克制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李翊云刻意避免形容词和副词所可能招致的情感堆积,而是将名词放在突出的位置,用名词搭建起了一个建筑在客观事实之上的朴素的生死之屋,把一种隐而不发的内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相当残酷的。当然,这种残酷不是人的残酷,而是时间的残酷。

文森特和詹姆斯以悲剧的收场早早卸下了他们背负的时间的巨石,但李翊云依然在时间的重负下踽踽前行,犹如受到神祗惩罚的西西弗斯。回顾李翊云的写作生涯,她始终都在文字中练习着与自我和解,与悲痛共生。但不管她如何努力,时间的鬼魂就是阴魂不散。李翊云的童年是不幸的。年幼的她受尽了母亲的羞辱与摧残,导致她长大后不止一次迈向死亡的深渊。在她的生命中,母亲,俨然成了纠缠她一生的梦魇,成了时间压在她肩头的一块最重的巨石。在《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这部自传中,李翊云曾经直言:“母亲是家里的暴君,有着难以预测的无情和脆弱。” 在《理性终结之处》这部对话体小说中,李翊云借作品中的母亲之口说:“我小的时候,发脾气是大人专属的自由”。

《万物自然生长》中,据李翊云回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母亲给我俩下的死命令是,不管她什么时候发火,我和妹妹都必须得受着。也不知道那些年她哪儿来的那么多无名之火。……比打我们更厉害的是她骂我们时用的那些扎心的字眼。每当我……为我们受到的虐待顶撞她时,母亲会愈加火冒三丈,骂我是杀人犯,骂我故意想把她气疯、气死。” 李翊云三、四岁的时候,母亲为了惩罚她的自私、任性、懒惰、贪婪和忘恩负义,故意捏造了一个她的双胞胎乖乖女的形象,目的就是让她这个“离经叛道”的女儿永远牢记这些不可饶恕的原罪。在谈到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李翊云认为,母亲就如同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希腊神祗”,变着花样地蹂躏自己。面对这一切,面对女儿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母亲非但不以为意,反美其名曰是“出于对她的爱”。

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在《原生家庭》一书中把父母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教会孩子爱、尊重和独立的父母,另一种则是对孩子过度控制、进行情感敲诈勒索的“有毒父母”。有毒父母对家庭环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们往往把恐惧、愧疚、羞辱和责骂当成规训孩子的工具,以确保子女的绝对顺从。对施加给孩子的失当的教育方式或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而是一口一句“还不是为了你好”或者“谁不是这么过来的”来掩饰自己罪不可赦的荒谬。

最终,对“有毒母亲”的回溯、对童年创伤的追忆都是为了回到当下、回到自己、回到孩子。在李翊云的记忆中,母亲时常问她和妹妹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是死了妈妈好呢,还是有个疯妈妈好呢?”按照母亲的逻辑,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个疯了的妈妈当然比死了妈妈要强得多。然而,李翊云的心里可并不是这么想的,特别是在她饱受抑郁症煎熬、生无可恋,生怕对自己的孩子重蹈母亲的覆辙时就更是如此。在她看来,“假如我正失去对现实生活的把握,滑入虚幻的深渊,我宁愿我的孩子不必与一个丧失理智的妈妈周旋。……让我活着,不是我的孩子应尽的义务;实际上,假如我不能保持神智清醒,那么,保护他们免受我的伤害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 于是,为了换取孩子健康的成长,李翊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她和丈夫精心为孩子编织的保护网终究还是脱了线,没能截住文森特和詹姆斯这对“逃跑艺术家”。

生与死,也许并没有答案。无论是谁,都难逃时间的追捕。唯愿这世界少一些时间的巨石,多一些包容的空间;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残酷,多一些抱团取暖的温存。

编辑:周   茉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