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关系自1979年以来长期敌对，即便曾达成核协议等合作，也未能阻止双方走向战争。
美国拒绝接触伊朗温和派，强化了德黑兰强硬派，导致外交僵局持续。
亲以色列游说力量影响美国中东政策，推动美国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
俄罗斯阻挠美伊和解，视伊朗为竞争对手，战争让美国陷于中东符合其利益。
外部力量试图利用族群问题分裂伊朗，但伊朗内部文化共同点多，独立风险较低。
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袭击伊朗，两个月过去后，紧张对峙仍在持续。战事虽然没有继续升级，但外交突破也看不到迹象。
这场战争，是过去47年轨迹的集中爆发。自1979年以来，美伊之间长期以相互敌视为常态。即便偶尔出现缓和契机，例如2002年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的阿富汗问题上展开合作，或2015年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也没能改变双方走向对撞的路径，更没能建立起更具功能性的关系。
眼下仍有几个关键问题有待回答：究竟是什么主要因素，推动这种恶化到极点的关系，最终走向战争？伊朗战略自主的边界在哪里？它又该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关系？以色列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围绕这些问题，《负责任治国之道》采访了希琳·塔赫马西卜·亨特博士。她在伊朗和中东事务研究中，是少见的独立声音。她曾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担任伊朗外交官，后来在美国建立起卓有成就的学术生涯，先后任职于乔治敦大学穆斯林——基督教理解中心，以及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她著有多部关于伊朗历史、身份认同以及伊朗与南高加索、中亚关系的作品。她的最新著作《大国与伊朗的社会政治演变：一部回忆录》，则总结了她数十年的外交经历与学术研究。
此次对话中，双方谈及当前这场战争、华盛顿为何拒绝认真接触伊朗温和派，以及伊朗面临分裂风险等议题。
《负责任治国之道》：从19世纪俄英“大博弈”到冷战时期，伊朗对西方大国的战略价值，更多在于充当抵御俄罗斯的缓冲地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伊斯兰共和国是否摆脱了这种“缓冲国”角色，还是只是从一种约束换成了另一种约束？
希琳·亨特：没有哪个大国真正把伊朗视为自身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丹尼斯·赖特爵士曾写道，英国从未像看待印度那样，认为伊朗值得殖民。美国也没有把伊朗视为关键盟友，不像它对待土耳其这个北约盟国，或沙特阿拉伯那样。大国一直试图让伊朗保持虚弱和依赖。
即便美国表面上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关系密切，它对伊朗工业化的帮助其实也很有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伊朗第一座钢铁厂还是由苏联建造的。
因此，对所有大国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一直是伊朗政治的一项特征。不过，伊朗内部也始终存在同情外国大国的人。一个重要分歧始终存在：从19世纪到今天，一部分人更倾向俄罗斯或苏联，另一部分人则更倾向西方，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
尽管伊斯兰共和国自称不同于以往，但它并没有真正果断地打破这一格局。伊朗国内依然有支持俄罗斯的人，也有希望与西方建立更成熟关系的人。强硬派对西方过度敌视，已经给伊朗造成了很大伤害。
《负责任治国之道》：你一直同时批评伊斯兰共和国的种种过度做法，也批评华盛顿拒绝认真接触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哈塔米、鲁哈尼和佩泽希齐扬等温和派总统。甚至连伊核协议，也只是被当作军控安排，而不是新时代的开端。华盛顿这种拒绝，是否反而强化了德黑兰的强硬派？
希琳·亨特：1979年革命之后，美伊关系陷入僵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伊朗强硬派在意识形态上敌视美国和西方。第二，是美国坚持要一个本质上服从自己的伊朗。
即便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对他为伊朗设定的雄心也始终心存戒备，尽管他本人是现代化主义者，也亲美。毫无疑问，卡特总统的政策促成了革命的成功。其中包括他与沙特阿拉伯一道压低油价，导致伊朗在1977年陷入经济衰退。
两伊战争结束后，美国拒绝与拉夫桑贾尼这样的温和派打交道，尽管后者曾向美国石油公司康菲提供合同。随后，美国又在1996年通过《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制裁法》。
2001年，哈塔米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帮助了美国，并提出愿意合作，但美国却把伊朗列入“邪恶轴心”。2003年，伊朗还曾致信美国，表示愿意讨论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问题。
这些示好最终都遭到拒绝。毫无疑问，伊朗国内也有人反对这些政策。但如果当时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温和派本可以得到强化，也就更有能力抵御强硬派的反对。
《负责任治国之道》：从你在华盛顿的观察来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如何从单纯“维护以色列”，一步步演变成积极施压美国，试图用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
希琳·亨特：很难准确指出一个具体时间点，但克林顿执政时期尤其偏向以色列，也重用了许多亲以色列人士。比如马丁·因迪克，就被任命到关键外交政策岗位上。
与此同时，许多富有的亲以色列人士，以及一些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人，在美国选举中投入了更多资金。因此，美国在中东的许多外交政策，实际上都反映了以色列的看法和诉求。
到了乔治·沃克·布什执政时期，亲以色列的新保守派推动了包括2003年入侵伊拉克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他们原本准备在那之后立即把矛头转向德黑兰，但最终被伊拉克局势拖住了。
以色列一直在施压美国，要求美国动用自身力量，替它清除对手。现在轮到伊朗了。至于下一个会是谁，没有人说得准。
《负责任治国之道》：到目前为止，伊朗还没有出现内部瓦解的迹象。但如果以色列的目标，是通过经济扼杀、煽动族群或教派紧张等方式，把伊朗变成一个失败国家，那么这种危险未来会不会变得真实？特别是，外部力量是否可能利用泛突厥主义、库尔德分离主义以及其他族群身份认同，来推动伊朗碎片化？
希琳·亨特：那些试图削弱并控制伊朗的人，一直都在夸大伊朗内部的族群和语言差异。但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与英国、西班牙或法国并没有太大不同。所有伊朗人在文化上的共同点，都多于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点。
如果他们脱离伊朗，就只能并入其他国家，而那些国家与他们的共同点反而更少。伊朗的任何少数族群，都不具备建立可持续独立实体的资源。
比如，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一些力量——有时甚至包括最高层官员——一直在鼓吹所谓“南阿塞拜疆”脱离伊朗，也就是伊朗西北部那些土耳其语人口较多的地区。以色列尤其与巴库保持密切关系，试图把这种联系作为按族群线条肢解伊朗的杠杆。
不过，这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并没有引发任何阿塞拜疆族群反对德黑兰的起义。这一设想已经被证明行不通。
但如果美国继续打击伊朗，或者积极试图制造几个“小伊朗”，那么伊朗的领土和政治统一就会面临严重威胁。
《负责任治国之道》：你曾指出，莫斯科一直在积极阻挠美伊和解。俄罗斯的目标，仅仅是让美国继续深陷中东，还是说，俄罗斯本身也把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伊朗视为对其高加索和中亚利益的威胁？
希琳·亨特：俄罗斯不希望美伊和解。尽管双方口头上常说是战略同盟，但在俄罗斯眼中，伊朗更像竞争对手，而不是盟友。伊朗遭到孤立，尤其在能源领域，实际上让俄罗斯受益。
俄罗斯对当前这场战争感到满意，因为战争会在经济上拖累美国，让美国继续陷在中东，同时也能牵制美国对莫斯科采取更激进的政策，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一个强大的伊朗，可能会在高加索和中亚与俄罗斯形成竞争。
不过在这些地区，莫斯科如今其实已经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逐渐失势。
作者：埃尔达尔·马梅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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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America’s hate-hate affair with Iran: A collision course for the 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