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作家。已出版小说《历史的天空》《老街书楼》等。现居北京。
归 来
徐贵祥
一
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因为有一定的保密性，过去一直没有披露。如今相关信息陆续解密，我可以跟你讲一些。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它写成小说，也可以编个电影剧本。
世纪之交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正准备下班，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即刻到马将军办公室。首长兴奋地告诉我们，关于蔡鼎的身世有了新线索，上级希望我们尽快行动，找到蔡鼎的家人。
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蔡鼎同志的基本信息，分发到相关省、市史志办及对应部门，其中包括蔡鼎的大致出生时间、一张有点模糊的八路军合影照、离家的大致时间、离家前已婚并有一个孩子，以及蔡氏家族有可能家境殷实的背景等。至于蔡鼎的出生地，资料上显示为“闵德或周边地区”。最重要的是，长征路上，蔡鼎同志曾经亲口跟马将军说过，他家有一把祖传的飞龙宝剑，是他曾祖辈在贵州做官时，在“南岭平叛”中，手下士兵缴获的。
第二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乘飞机抵达闵德市，同市史志办主任陈程及其助手陈珂会面。
在汽车上，陈程向我们简要介绍——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当地政府先后三次召开老干部、文史工作者座谈会，从八十多条信息里反复分析比较，首先把目标锁定在礁城县蔡家。蔡家祖上有人做过清朝大官。清末民初，蔡家的洋货生意做得很大，周边三县的有钱人所用的洋货，皆来自蔡家。一九三一年前后，蔡家长门长孙蔡长沙失踪，原因历来说法不一，这也让蔡家在历次运动中遭遇了不少麻烦。直到最近一次座谈会上，原东山岛海山游击队一名老战士的后代，出示了一张发黄的便笺，内容是八个字：货到即送长沙赴沪。
陈程告诉我们，出示便笺的老战士后代，是市政协副主席，他的爷爷当年是海山游击队的军需。爷爷生前跟他讲，这张便笺是闵德地区早期共产党负责人张秉章写的，当时张秉章派遣一个名叫蔡长沙的青年护送一批药品上岛，但是军需并没有见到蔡长沙本人，只是接收了这批药品，保管了这张便笺。
我明白了，首长布置任务时提及的蔡鼎身世新线索，主要依据就是这张便笺。蔡长沙从东山岛转道上海的时间，同蔡鼎到上海是一个时间段。蔡长沙能够被委以护送药品上岛的任务，说明他至少是一个进步青年，甚至可能已经加入组织，这同蔡鼎到了上海就被选拔到特科无线电班，逻辑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寻访烈士家人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显而易见，一旦确认并经政府权威部门认可，不仅能提高政治待遇，还会补发抚恤金。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寻找过程中曾经走过一些弯路，甚至遇到过冒充烈士后代的情况。当然，这是极其个别的案例。
慎重起见，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张便笺是真的，而不是有人别有用心地造假？
陈程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脸色不太好看。我想，他可能误会了，以为我们不信任他。但他还是耐心地跟我们讲，闵德市红色纪念馆里有张秉章的照片，也有他的诗文，专家鉴定过了，这张便笺是张秉章的笔迹。
说完，他又一字一顿地补充了一句，我拿我的党性保证。
我说，那好，我们就直接去蔡长沙的家。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礁城县城霞飞路32号。
陈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半条街都是蔡家的，后来土改分给了群众。前几年政府进行整治，部分归还给蔡家，主宅由蔡长沙的儿子蔡德林居住。
打量这座坐落在城市中心的旧宅，有点中西合璧的气象，虽然老旧，却不寒酸。在周边林立的高楼中间，它就像一个落魄的贵族，失意而不失态，保持着清贫的尊严。我的心里一动——这里像是养育蔡鼎的地方。
很快，我们就见到了蔡长沙的儿子蔡德林。陈程介绍我们的时候，这个将近七十岁的老汉用他那双不甚清澈的眼睛左顾右盼，仿佛没听清陈程说的是什么。
我问陈程，他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
陈程说，跟他说过，我们要来证实他的父亲蔡长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蔡鼎同志，英雄，革命烈士。但是他……他好像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
我愕然，这怎么可能？
灵机一动，我对陈珂说，你会地方话，再给蔡先生说一遍我们的来意。
陈珂微微一笑，坐到蔡德林的身边，很亲切地叫了声大爷，然后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虽然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是从蔡德林的表情上看，他听懂了，脸上还不时浮现似笑非笑的神情。
从脸型上看，蔡德林同蔡鼎有点相像。对比蔡德林提供的出生日期和蔡鼎同志失踪的时间，均同首长估算的日期大致吻合。
我们同蔡德林的交谈，就好像排戏对台词，我说一段，陈珂翻译一段，蔡德林又说一段，陈珂再向我转述。我发现，每当我说话的时候，蔡德林都是警觉的，耳朵几乎是竖着的。而陈珂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却和颜悦色，偶尔一笑，咧开嘴巴露出黑黄的门牙。
蔡德林坚持认为，他的父亲名字不叫蔡鼎，而是叫蔡长沙。这个不难理解，战争年代，很多同志都隐姓埋名，“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是地下工作的铁律。而蔡鼎同志早期在隐蔽战线战斗，改名换姓更在情理之中。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蔡氏家族成员和旧邻老人召开座谈会。陈程交代陈珂，速记的同时做好录音，一定要把座谈会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为下一步分析推理提供依据。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我简要说明这次行动的宗旨和目标，请大家追溯蔡氏家族历史。
我说完开场白，会场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出现轻微的骚动，大家似乎觉得这件事情离他们比较遥远，有点狗咬刺猬不知道从哪里下口的茫然。我想，可能是我的北方口音跟当地人交流起来有障碍，就让陈珂用当地方言再发动一次。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陈珂刚刚硕士毕业不久，对于党史、军史都有兴趣，主动报名到史志办工作，目前还在试用期。
不久我就发现，这个女孩悟性很高，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把我们的任务使命掌握得八九不离十，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也知道当地人急于了解什么，再加上语言优势，她很快就把会场气氛调动起来了。人们七嘴八舌，话题主要围绕蔡长沙展开。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蔡长沙的堂弟蔡厝和儿子蔡德林，其他人都没有见过蔡长沙，至于蔡鼎何许人也，更是一头雾水。
他们讲的是蔡长沙，我脑子里想的却是蔡鼎。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气氛由被动到主动。一旦出现冷场，总是陈珂说东道西，把话题拉回到蔡长沙的身上。这女孩很有驾驭会场的能力，就像一个富有经验的导游，不管队伍走到哪里，都能让人回到正轨。会后我翻看她整理的记录稿，重点、要点和亮点几乎一字不落。我庆幸任务刚一开始，就有陈程和陈珂这样的伙伴。
从座谈成果看，尽管大家的说法有些矛盾，但是总的来说，蔡长沙的情况同蔡鼎的情况比较接近，比如读过私塾，并且在闵德国立中学读过高中，以及结婚时间等。
到目前为止，调查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是我们牢记首长的交代——找到那把飞龙宝剑，这是证明蔡长沙就是蔡鼎同志的核心依据。
经过再三启发，蔡厝总算想起来了，他小时候见过一把宝剑，剑柄的一面镶有红黄蓝三颗宝石。大炼钢铁那年，他祖父也就是蔡长沙的祖父把宝剑用油纸包裹，再进行蜡封，藏在了井壁里，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蔡厝讲的这个情况让我热血沸腾，如果能找到那把剑，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激动地对陈程说，感谢你们啊，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要不是你们的努力，我们还在大海捞针。
陈程谦虚地说，哪里啊，还是首长提供的线索精准。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找到飞龙宝剑，才能做最后的结论。
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等待。等到天亮，我们将同蔡厝和蔡德林一起，到蔡氏祠堂后院，将那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填埋的老井挖开，让那把能证明蔡鼎同志身世的飞龙宝剑重见天日。
调查工作如此顺利，简直是神助，也许是蔡鼎同志在天之灵帮助了我们。再等几个小时，一个重大的新闻就会公之于众。
在等待的过程中，年近七旬的蔡德林被安排在招待所，座谈会后就回房间睡觉了，很快就传来了他的呼噜声。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作为调查小组的组长，我有太多的感想。前半夜，我想象着那位名叫蔡鼎的英雄，感觉他好像又活了过来，在暗中注视着我们。后半夜，我憧憬着即将展开的挖掘行动，想象尘封多年的秘密将在眼前揭开，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亢奋。我对着满天繁星说，蔡鼎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故乡和血脉，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眺望夜空，我听到树叶哗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风里传来一个声音。说的是什么，我无法破译，因为我不是蔡鼎。
天快亮时，有人敲门，陈程领来一个人，是蔡德林。他站在我的门口，似乎有点犹豫，还有点愧疚。
我说，快进来，反正我们也睡不着了，来聊聊。
蔡德林迟疑了一下，还是进来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我们听不清楚。这时候，调查小组的另外两名同志也来到我的房间。
陈程对我说，他问，你们到礁城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坐下来，我们慢慢说。
陈程张罗着要喊陈珂过来记录，我说，不用了，那孩子整理录音，恐怕忙了半夜，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大家落座后，我们告诉蔡德林，蔡鼎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是红军最早的无线电台创建人之一，是侦听和破译敌人情报的专家，还是我军无线电通信的杰出教育家。长征路上，他多次截获敌人的情报，使我军化险为夷，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抗战初期，他截获并破译了日军合围我抗大分校的计划，及时向总部报告，我军将计就计，诱敌深入，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歼敌七百多人。蔡鼎同志因此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彰，被誉为“抗日战场的风神”……
我注意到，在我讲述蔡鼎故事的时候，蔡德林的神情不断变化。有时候，他和我们一样兴奋，眼睛瞪得老大，望着漆黑的夜晚，仿佛在凝视天上的星星……不，仿佛他看到了那个在抗日战场上呼风唤雨的身影。还有些时候，他把目光投向我们，甚至低垂眼皮，微微摇头，很迷茫的样子，好像在问，你们说的那个人是谁，跟我有关系吗？
陈程说，他们事前也跟蔡德林讲了蔡鼎同志的故事，说蔡鼎同志很有可能就是他父亲蔡长沙，但是蔡德林一直不相信。他母亲生前告诉他，父亲蔡长沙是个败家子，因为赌博欠债，才丢下他们娘俩逃离家乡，还把家里最值钱的宝贝偷去卖了。在他爷爷和奶奶口中，父亲更是“家贼”。蔡德林成年之后，他们家因为蔡长沙下落不明，多次遇到麻烦，有人说蔡长沙当了国民党，也有人说他成了土匪……
显然，童年记忆在蔡德林的心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难把我们描述的“红军战神”同他的父亲联系起来。这不要紧，战争给他留下的创伤，我们会用事实帮他愈合。
插图 / 孙 瑜
二
早餐时，陈程告诉我们，市里对我们的调查很重视，副市长雷杨正在前往礁城途中，为了防止挖掘过程对文物造成损毁，区里还调来了专业施工队。此外，市电视台和报社也派出了记者，见证宝剑重见天日的重要时刻。
当地如此兴师动众不难理解，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现在，我再向你透露一个情况。
寻找蔡鼎故里和家人，最早是我的顶头上司马槐林将军发起的。红军时期，蔡鼎的第一个助手就是马槐林，后来抽调侦听破译人员组建“三山局”，蔡鼎担任局长，马槐林是副局长，二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长征路上的松林山战役中，三山局破译了敌人在黄崖岭部署重兵的电报并向上级报告。总指挥调整部署，迂回到千尺渡，出其不意地渡河，取得了突围的胜利。这一次，三山局一共截获破译敌人十一份电报，蔡鼎向总指挥报告，马槐林破译的情报，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且自己身体不好，建议由马槐林担任局长，自己改任副局长。当然，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就是那次，在千尺渡的河岸上，两人散步闲聊，聊到了嘉陵江，聊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的故事。蔡鼎说，他的曾祖曾经在清朝做官，参与了平息“南岭叛乱”，对方一名首领的佩剑，从此就落在了蔡鼎祖上手中。讲到高兴处，蔡鼎还捡起一截树枝，表演了一段剑术，给马槐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段时间，马槐林一直在和蔡鼎并肩战斗。直到忻洪战役前的一次战斗，蔡鼎因为积劳成疾，并被敌军炮弹炸伤，送往后方医院，不久便与世长辞。当时，马槐林并不在蔡鼎身边，而是在一二九师前线。半个月后战役结束，马槐林回到三山局，找到了蔡鼎的墓地。从那时起，马槐林就有一个心愿，等战争结束了，把蔡鼎的遗骸迁回家乡，让英雄魂归故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除了同蔡鼎共事的经历，马槐林对他早年的情况知之甚少。
二十世纪最后的五年里，马将军先后写了七十多封信，收信人当中，有当年同蔡鼎一起在上海参加无线电培训班的战友，有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电台科的战友，有长征路上三山局的战友，还有后来到地方工作的战友。
这些信件发出去后，陆续收到一百多封回信，除了缅怀蔡鼎的功绩、赞扬他料敌如神的电报破译能力，还提供了许多关于他的事迹，甚至由此确定了蔡鼎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这仍属于保密范围，我不能跟你讲，除非找到蔡鼎的故里和家人。
我接着给你讲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
马槐林将军退休之后，觉得时机成熟了，写了一份《关于寻找蔡鼎烈士故里》的报告，呈交给当年的总指挥。总指挥会商军队有关部门，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由五位退休将军组成，马将军牵头，下设调查小组具体落实任务——这就是此次闵德之行的由来。
我们三人调查小组是临时机构，归五人委员会领导，任务很明确，什么时候找到了蔡鼎故里，就什么时候解散。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作业想定，关键词是：故乡，闵德或周边地区；出生时间，一九一〇年或一九一二年。其他条件：蔡鼎同志祖上做官，家境富裕，读过私塾和国立中学，有妻子和一个孩子（未知男女）。
马将军还特别向我们调查小组强调，要找到那把飞龙宝剑。
没错，闵德地区那么大的范围，姓蔡的不止一家——而且蔡鼎同志还不一定姓蔡，蔡鼎可能只是个化名——说大海捞针有点夸张，说沙里淘金比较贴切，所以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要做长期寻找的打算。
没想到，第一站就看见了曙光，我和我的同事既兴奋，又有点忐忑。马将军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蔡鼎故里，一定是迷雾重重，中间不知道有多少暗礁，怎么会突然如此顺利呢？一旦找到了飞龙宝剑，证实蔡鼎故里就是此地，那就太缺乏悬念了。这样简单的任务，还需要一个上校和两个中校来完成吗？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飞龙宝剑的故事。
同蔡德林和蔡厝见面的第二天上午八点十分，我们徒步来到蔡氏祠堂后院。院子里已经挤了三十多人，陈程引领我们，介绍了雷杨副市长和区委领导。
一名干部低声说，这么多人，会不会影响施工啊？
我说，人多一点好，我们一起见证这个重要时刻，更有仪式感。
雷杨说，是的，没准蔡鼎同志也希望人多一点。
陈程插嘴道，还有他的那些战友，那些牺牲的烈士，没准这会儿都集合起来了。
天是个好天，阳光明媚，远处的海浪声很快就被轻型挖掘机的轰鸣掩盖了。按照施工方案，先由机器挖出一米深的开口，再由人工用木铲一点一点地进行试探性挖掘。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竭力控制情绪，故意不看施工现场，而是把目光投向远处，穿过树林的缝隙，去看鳞次栉比的楼房。突然，一道光线从对面的楼房飞奔而来，接着又是一道。恍惚间，好像有很多闪电交织在一起，在春天的阳光下又编织出另一个太阳，在树林的上空滚动，并且长出一双翅膀。
我吃了一惊，定定神，看看周围，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人还是那些人。我很想问问雷杨副市长和其他人，刚才有没有看见树林上空多出一个太阳，但是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些飞奔而来的不是什么闪电，而是楼群里的玻璃反射出来的二手阳光，或许是过于激动和紧张，我出现了幻觉。
渐渐地，被埋住的井壁清理出来了。几名工人一块一块地卸下砖头，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找到了，在这里。
我的心狂跳起来，跟着雷杨走到井壁前，果然看见一个木头匣子的一角。
雷杨指挥无关人员后退，只留下一个人，放下木铲，用手扒土。
我盯着那双扒土的手，也盯着扒下来的每一寸土，仿佛那个木匣子是冰块做的，一不小心就会化掉。在那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的内衣都湿透了，紧张让我不知所措，紧张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突然高喊一声，停下，停下，马上把土盖回去，再埋上。
雷杨吃惊地看着我，问，怎么啦？
我磕磕巴巴地说，氧化……防止氧化。
雷杨沉思片刻说，不会吧？那可是飞龙宝剑啊，再说，时间又不是太久，应该不会有氧化问题。
我说，不行，我们不能冒险，万一呢，万一氧化了，飞龙宝剑变成粉末，我们怎么交代？怎么对得起蔡鼎同志的英灵啊？
见我说得情真意切，雷杨也踌躇起来。他想了想，摸出手机，打了一阵电话，然后跟我讲，请教了考古专家，专家回复，连木头匣子都没有氧化，飞龙宝剑更不会有问题。
雷杨这么一说，我才回过神来，看来我确实紧张过度、神经过敏了。
很快，木头匣子从井壁里完整地取了出来，有半尺宽、一尺多长，一看就像是装宝剑的。
我暗自庆幸，几十年前这口井被填死了，否则的话，井水常涌，木头匣子早就沤烂了，飞龙宝剑恐怕也会锈迹斑斑。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蔡鼎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故乡，可以告慰你的英灵了。慢一点，小心一点……你很快就能见到小时候玩过的那把飞龙宝剑了……
我用手机向马将军汇报了情况。马将军指示，立即打开木头匣子，确认是飞龙宝剑后，严加保护，运往北京。
院子里挤满了人。雷杨指挥工人把祠堂里的一张八仙桌搬到院子中央，然后把木头匣子放上去。
记者蜂拥而上，又被警察拦住，隔着五到十米的距离，照相机举起了十多架。
待我和雷杨一边一个站定，当地的一个文物专家开始研究开启木头匣子的方法，很快就搞定了。伴随专家的动作，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终于，匣子被打开了，专家戴上雪白的手套，捧出一个圆柱形的蜡封物件。
专家用眼神请示雷杨，雷杨看了我一眼说，乔上校，要不你亲自打开？
我几乎来不及回答，只嗯了一声，便上前一步，从专家手里接过蜡包。
专家在我身边不断地提醒，戴手套，戴手套……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拆封蜡包。里面有轻微的金属碰撞声，这个声音让我产生一丝疑惑，宝剑是一个整体，怎么会丁零当啷响呢。
果然，蜡包拆开之后，我们全都傻眼了——哪里是什么宝剑，原来是一筒银圆。我不甘心，把银圆倒出来，察看木匣的底部和两壁，那些朽木很快就变成了碎末。
三
后来的情况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的第一次寻找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我们把蔡厝叫来，好一顿盘问。
蔡厝捶胸顿足地发誓，他没有撒谎。蔡厝说他记得，大炼钢铁的年代，有一天祖父把几个孙子叫到一起，郑重其事地跟他们讲，家里有一把飞龙宝剑，应该值一些钱，我把它藏起来，防止家贼又把它卖了。将来如果遇到饥荒，拿去换点粮食，各家均分，不得独吞。
我算了一下，蔡厝比蔡长沙小二十岁，大炼钢铁时期应该二十多岁了，记忆应该是靠谱的。
蔡厝说，爷爷嘴里的“家贼”就是蔡长沙。一九三二年蔡长沙离家出走，偷走了宝剑卖到城里。幸好那时候我们家有钱，又花了四百块银圆赎了回来。爷爷去世后，我向母亲打听宝剑下落，母亲跟我讲，藏在井壁里了，至于为什么变成了三十块银圆，我也不知道。
我们把情况报告给马将军，首长说，剑是重要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根据蔡氏家族的情况分析，仍然不能排除蔡鼎同志就是蔡长沙的可能。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没有找到宝剑，但从蔡德林和蔡厝的表现看，他们不像是为了私利冒充蔡鼎家人，尤其是蔡德林，好像还不太情愿承认蔡鼎就是他父亲蔡长沙。据说“文革”时期，有人举报蔡长沙当年逃赌债投奔了国民党军队，蔡家还受到过不小的冲击。这些往事，蔡德林至今记忆犹新。
在同蔡德林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可能有轻微的抑郁症，应该同家族遭遇有关。他有一次跟我讲，父亲不是蔡鼎，也不是蔡长沙，不管他是谁，我都恨他。
我不太明白蔡德林的意思，问陈程，陈程也是一头雾水。倒是陈珂在一旁低声说了一句，也许他心里有创伤。蔡长沙当年出走的原因，蔡家一直认为是因为偿还不起赌债，才抛妻别子。他们娘儿俩后来一定受了很多苦。
我觉得陈珂言之有理，到底是女孩子，感情比我们细腻。
这以后，我们请闵德市政府协助做两件事。一是继续了解礁城蔡氏情况，最好能找到那把飞龙宝剑。首长认为，没能从井壁里挖出宝剑，不代表宝剑不存在，也许能从别的地方发现线索。二是扩大调查范围，发布消息——某老干部为牺牲的战友寻找故乡，若家族有早期参加革命、后来失去联系的亲人，请向组织反映。
除了之前公布的关于蔡鼎同志的简要信息，我们还在后来的“寻人启事”里特意说明，这个人参加革命时可能隐姓埋名，可能被误认为失踪，家里可能有祖传飞龙宝剑，宝剑也可能失传等等。
消息通过报纸和电视在闵德地区滚动传播了一个多星期。突然有一天，接到陈程的电话，说邺皎县有个名叫黄运泰的老人给电视台写信，声称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的弟弟黄佰仟。
陈程讲，前两天，他和陈珂赶到邺皎县流霞村了解了基本情况，黄佰仟参加红军的时间，同蔡鼎同志离家出走的时间非常接近，而且黄佰仟曾经在上海做过“神秘工作”。
黄运泰说，黄佰仟的妻子生下女儿后，老父亲让他留意寻找黄佰仟。有一次，他到上海给做生意的闵德老乡林老板送货，恰巧在林老板的店铺门口遇到黄佰仟。他上前打招呼，黄佰仟瞪了他一眼，本来准备进店铺的身子突然转向，朝巷口急急地走了。他追上去喊，佰仟，你老婆给你生了个闺女。但是黄佰仟压根儿不理睬，步子更快了，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巷尾。
陈程分析，老人讲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正是蔡鼎同志在上海学习无线电的时间，估计是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
我很快向马将军做了汇报。马将军听完后说，蔡鼎同志在上海学习无线电的经历他知道，但是具体遭遇不清楚。现在要证实一个情况，黄运泰在上海见到的那个人是像他的弟弟黄佰仟，还是肯定就是黄佰仟。
我说，这个我问了，黄运泰一口咬定，他见到的那个人就是黄佰仟。
马将军说，这是一个重要线索。蔡鼎有一次跟我聊起，闵德礁城有一个老地下党员，算他的远房姑父，名叫张秉章，他在闵德发展了一批骨干，其中有四名同志后来到了上海，只有蔡鼎考进了特科无线电班，其他三名同志都在红队做特工。
我理了一下思路，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甄别蔡鼎到底是蔡长沙，还是黄佰仟。
四
按照首长指示，我们调查小组再次进入闵德，这一次的重点是了解黄佰仟同张秉章的关系。
在陈程和陈珂的配合下，我们得到一个信息，黄佰仟确实是张秉章发展的地下党员，也是由他引荐送往上海的。最重要的是，黄佰仟的妻子是张秉章的内侄女，黄佰仟也称张秉章为姑父。
在邺皎县城，我们见到了黄运泰。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不聋，只是视力稍微差点。因为老人语速较快，加上方言，再加上口齿不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要由陈珂翻译。
我们把马将军保存的一张合影拿出来，让老人辨认。因为年代已久，照片有些模糊，而且照片上的人都穿着八路军服装，老人一会儿说这个像，一会儿说那个像。我们特意把蔡鼎的头像指给他看，他看了很久才说，有点像，不过比我弟弟瘦一点。
显然，这个结果不能证明黄运泰的弟弟黄佰仟就是蔡鼎。
在邺皎期间，有天夜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六十年前，黄运泰在上海遇到的那个人，应该同闵德老乡林老板有联系，也应该不是第一次到林老板的店铺……一道火花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再次前往黄运泰家，在陈珂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吃力而又充满期待的交谈。
黄运泰说，他后来去找林老板，打听那个人是不是老乡，林老板说是的，那是他老婆的娘家侄子。
我问黄运泰，林老板老婆姓什么？
老人家奇怪地看着我说，我怎么知道他老婆姓什么。
我正感到泄气，不料黄运泰又嘟囔了一句，林老板和他老婆（某某某）早就死了。
我紧紧盯着老人的嘴巴，生怕漏掉一个字、一个音节、一缕语气。我捕捉到了，在“老婆”和“早就死了”之间，还有三个稍纵即逝的音节。我本能地意识到，这三个音节可能是一个人的姓名。
这时候我注意到陈珂正在看着我，她好像也察觉到了我的注意。我对陈珂说，你听清老人家刚才那句话了吗？
陈珂没有马上回答，想了一下，对老人家说，爷爷，您刚才说林老板和他的老婆……他夫人叫什么名字？您能慢点再说一遍吗？
黄运泰看看陈珂，很慈祥地笑了一下，毫不含糊地说，林老板和他老婆（某某某）早就死了。
这次我听清楚了，老人嘴里的“某某某”听起来像是“冷彩喜”，我要的当然不是这个结果。
我问陈珂，老人家说的林老板的老婆是不是名叫“冷彩喜”？
陈珂想了一会儿说，不是，他说的应该是“林蔡氏”。
我呼啦一下站起来，盯着黄运泰问，老人家，你说什么，他老婆叫林蔡氏？
黄运泰被我吓住了，伸长脖子瞅着我，嘴巴动了动，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明白。
我说，老人家，你刚才是不是说，林老板的老婆叫林蔡氏？
经过陈珂解释，黄运泰怔了一下，眯起老眼想了很久，突然坚决地摇头说，不，我记不得了。
我蒙了，不明白老人为什么出尔反尔。
陈程见我表情不好，替我问道，老人家，你们家祖上有没有人当过大官？
陈珂如此这般翻译过去，老人像是吃了一惊，啊？做过大官？这是哪里的事啊……我们家祖上……往上三代的事情，我就说不清楚啦。
我本来想问飞龙宝剑的事，可是眼见老人已经开始打哈欠，还不停地东张西望，感觉已经很不耐烦了，于是没问。我的内心充满了失望。
可以想象，那一天我的脑子有多乱。回来后，我召集大家开会，分析黄运泰老人的怪异表现。
我说，明明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找的蔡鼎祖上是做过大官的，老人家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既然他家祖上没有做过大官，为什么还要给电视台写信，说他的弟弟黄佰仟是蔡鼎？
陈程说，乔上校有所不知，老人家都快九十岁了，在他的认知里，祖上做过大官并不值得炫耀，在特殊年代里反而可能因此遭殃，所以他才含糊其词。礁城蔡家的蔡德林，可能也有这种心态。
我说，我分明听他说林老板的老婆叫林蔡氏，可他为什么后来又说记不得了？
陈程说，可能他已经意识到黄佰仟不是蔡鼎，怕我们追究他冒名顶替，所以……
我问陈程，你觉得黄佰仟是蔡鼎吗？
陈程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我说，那我们明天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他们家有没有一把祖传的飞龙宝剑。
陈程说，我已经问过了，他说有。
我怔住了，几乎喊了起来，啊？还有这事？宝剑在哪里？
陈程苦笑一下说，他说他家不光有飞龙宝剑，还有青龙偃月刀和迫击炮，大炼钢铁的时候都交给公家炼铁了。一听就是胡说。
那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很久，得出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既不能排除黄佰仟就是蔡鼎的可能，同样也不能排除他不是蔡鼎的可能。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无法入睡，感觉寻找蔡鼎故里的工作越来越复杂。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各种历史和社会原因，所有的线索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中，各种信息扑朔迷离。
当然，我们不会放弃。不管黄佰仟是不是蔡鼎，从黄运泰嘴里说出来的关于林老板的老婆名叫林蔡氏的那句话，还是让我一直放不下——林老板的老婆是不是同样姓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林老板的老婆不姓林，那么“林蔡氏”中的“蔡”，应该就是她的姓。而林老板对黄运泰说过，黄运泰在他店铺门前见到的那个人是“老婆的娘家侄子”，自然也姓蔡……进而推理，会不会是黄佰仟到了上海之后，为了方便在隐秘战线的工作，借用林老板妻子的姓，化名“蔡鼎”呢？这个可能性同样不能排除。
自然，我还得向首长汇报这个想法。马将军听完后，沉吟了一阵问我，黄佰仟后来的情况，他家里人知道吗？
我说，黄佰仟同蔡长沙的情况一样，当年都是失踪人员，出走的原因也是参加革命，当地史志办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消息。
马将军又问，黄佰仟的妻子不是生了个闺女吗？他的闺女现在在哪里？
我说，据陈程了解，那闺女早就不在人世了，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
马将军问，有照片吗？
我回答，没有发现。
电话那头，马将军哦了一声，沉默了一阵说，山西省一名老同志给他写信，讲述了一件往事——一九四二年，他在忻洪地区铎县抗日政府工作，一次，县抗日政府遭到敌人偷袭，八路军派出一个连掩护县政府机关突围。战斗后期，带队的副营长和担负殿后任务的十几名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全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掩埋了烈士，并根据他们内衣上的标签做了标注，比如“衡水张”“金华余”“六安窦”等，而那位副营长坟头的木牌上，标注的是“闵德黄”。这个“闵德黄”，会不会就是黄佰仟呢？
听了首长的话，我的血好像凝固了，又在凝固中燃烧起来。就算我们没有为蔡鼎找到家人，但若能为“闵德黄”找到家人，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陈程。
陈程说，是的，前几年铎县曾经派人来寻访过，我们也找到了黄佰仟的家人，那时候他的母亲还健在，但是矢口否认。
我问，为什么？
陈程说，当年，黄佰仟离家之后，先是国民党军队把黄家抄了个底朝天，还把黄佰仟的父亲吊起来打，说他支持儿子当“共匪”；后来，黄家又被划成地主，东西再次被抄；六十年代初，村里派人监视黄家，还把黄运泰抓去审问，说他弟弟是国民党特务……三番五次的折腾，黄家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谁都不敢相信。
我纳闷地问陈程，可是，黄运泰为什么还要写那封信，坚持说蔡鼎就是他弟弟黄佰仟？
陈程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似乎有些犹豫，最后还是说了，好吧，乔上校，我就实话实说吧，黄运泰的那封信，是我策划的。
我无比震惊，你？陈主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程说，我们家和黄家是一个村的，黄运泰的父亲是我爷爷的私塾先生。小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没有黄家从地下挖出银圆，到黄岩岛上换粮接济大家，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全村人都感激黄家。
我有点明白了，但还不全明白。我说，如此说来，黄家在旧社会确实是大户，他的祖上有做过大官的吗？
陈程说，黄佰仟往上三代以上的事情，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家里过去很有钱，否则黄佰仟不可能到城里读书。北伐时期，他的伯父还当过省政府的参议。
我的心跳又加快了，接着问，那他们家有没有祖传的飞龙宝剑？记得你说过，黄运泰说他们家不光有飞龙宝剑，还有青龙偃月刀，都被大炼钢铁给炼了。
陈程说，黄运泰已经进入暮年，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他的话不能当真。
我问，那么，依你看，黄佰仟是不是蔡鼎？
陈程没有马上回答，五秒钟后，他抬起头，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不是。
我冲口而出，为什么？
陈程说，因为我知道，黄佰仟右手食指残疾，是小时候被猪咬的，他不可能成为无线电专家——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尽管我心里升腾起一股愤怒之火，但还是克制住了，平静地问陈程，那么，你为什么要策划黄家这场闹剧？是想把水搅浑，还是想为黄家谋取什么？
陈程并不意外，语气缓慢地说，黄家什么都不会要，但是我要替他们要，要一个清白，要一个公正。依靠我的力量，那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知道，借助你们的力量，完全有可能。乔上校，请原谅，我这不算假公济私吧？
我没好气地说，你这个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你至少耽误了我们寻找蔡鼎家人的进度。
陈程看着我，狡黠一笑说，乔上校，难道你们只打算为蔡鼎寻找家人吗？如果黄佰仟是革命烈士，为他找到家人，不也是功德之举吗？
平心而论，陈程的话有道理。
接下来的一天，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向马将军汇报，怎么恰到好处地结束对邺皎黄家的调查。
五
故事讲到这里，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对蔡鼎同志牺牲的时间和地点保密了吧——这个情况只有马将军掌握，不管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线索，我们的调查对象多么像蔡鼎，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要同蔡鼎的牺牲时间和地点吻合，这也是确认蔡鼎身世的一个重要砝码。
很快，马将军把电话打了过来，没想到，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经过闵德和忻洪两地政府和史志办的努力，确认邺皎黄佰仟不是蔡鼎，而是安葬在铎县的八路军英雄营长“闵德黄”，双方达成一致，正在协商制订烈士遗骸迁葬仪式的方案。
我把首长的电话内容告诉了陈程，陈程热泪长流。
黄佰仟的遗骸迁葬仪式我没有参加，只是听陈程说了大致情况，很隆重。当地干部群众一千多人到场，黄运泰老人还代表黄佰仟家属讲了话，口齿非常清楚，除了感谢党和政府，还特别感谢了蔡鼎同志——是蔡鼎英灵不灭，为调查组带路，才找到了黄佰仟的遗骸。
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黄运泰的原话，也许是陈程借老人家之口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这也是当地群众共同的情感。
黄佰仟魂归故里，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推动了一场“寻找无名英雄”的群众性运动。
我们后来知道的情况是，一直参与寻找工作的陈珂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扩大寻找范围，将乡村也纳入其中，对凡是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同家人失去联系的人员进行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史志部门、政协文史部门以及退休干部服务部门联合成立甄别小组，进行海量数据分析。
这个举措很快见效了。一个月后，陈程告诉我们，目前，闵德地区上报的上述时期失踪人员，比历次统计在册的多了十六名。
坦率地说，这份厚厚的名单和相关资料汇集送到我手上时，我的内心是震动的。
我们调查小组很快就回到了闵德，这时候才发现，史志办已经更新了电脑设备，陈珂通过互联网同军事科学研究部门、各地战争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单位进行远程协作，开展大数据分析。
可喜的是，那些失踪人员当中，一多半找到了下落。虽然排除了他们是蔡鼎的可能，但是他们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表现，还是令人肃然起敬。其中有一名建置籍青年，参加红军后成为医生，长征路上身负重伤，他把血输给血型相同的战友，自己却长眠在了雪山。还有一位百春籍的同志，最后一个职务是连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阳明堡战斗中，带领连队狙击日军援兵，掩护兄弟连队袭击日军机场，最后壮烈牺牲……
拿着这份最新资料，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向马将军汇报。首长高度评价了我们的工作，他说，我们要寻找蔡鼎，但是蔡鼎不是一个人，蔡鼎的家人，也不止一家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英雄和英雄的家族。
是的，就像你说的，寻找蔡鼎只是一个支点，让我们撬动了覆盖英雄真相的冰山。因此，无论最后能不能找到蔡鼎的故里和家人，这项工作都要继续下去。首长就是这么交代我们的。
现在，我们回到闵德，再来讲讲寻找蔡鼎的故事。
自从有了互联网，再加上我们有一个陈珂，这项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都大大提高了。经过分析对比，在最新统计的名单里，同蔡鼎同志早年经历相近、相似的有三人，他们的家境、婚姻子女情况、离家时间、在沪活动时间等都大致相同。其中的曹云、林向南，当地民政部门顺藤摸瓜找到证据，一个是张秉章时期发展的地下党员，一个是红军海山游击队的老战士，二人后来均下落不明。还有一个人，也是那个时期到的上海，但是资料显示，这个人到上海时才十五岁，先是在利群中学读书，然后加入国民党青干班，当了军统特务，在解放战争前夕参与刺杀我军高级将领，最后死在了安阳。
这个名叫胡丛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不可能是蔡鼎，不仅因为他是国民党特务，更因为蔡鼎在他离世前十年就牺牲了。
我们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胡丛林，首先选择林向南作为下一步调查的重点对象。
林向南一九〇七年出生在闵德祥云县一个官僚世家，读过中学，祖上做过贵州某地知府。一九三二年秋天，他离家出走，后来在上海参加革命，组织过学潮，再后来成为特科成员。红四方面军一过草地的时候，他担任补充团团长，此后情况不详。
情况报给马将军，电话那头照例沉默了一阵，然后我听见首长说，马上到祥云县，进一步了解情况。
尽管首长声音不大，但我还是听出了兴奋。为什么要我们马上到祥云县？不言而喻，首长是要我们去找那把飞龙宝剑，还要看看林向南的后代，最好能找到林向南的照片。
我不明白的是，蔡鼎是个无线电专家，怎么会当过红军补充团团长呢？也许只有马将军才能解释。其实我知道，马将军也不一定能够解释清楚，因为他同蔡鼎一起工作，已经是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很快赶到祥云县，在一个古镇的边上找到了林氏老宅的原址，自然又是破败凋零的景象。一座二层木楼坍塌了一半，另一半空着，里面结满了蜘蛛网。
我问陈程，不是说这家人当过大官吗？怎么只有这么个破楼？
陈程笑笑说，大官的房子等不到你我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砖头就被扒光盖学校了。
我又问，你不是说他们家还有人在吗？
陈程说，是的，这是故居的一部分。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他的新家，林向南的侄子和侄孙在等我们。
半个小时后，陈程把我们带到一座小山的半山坡上，眼前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正房是一幢粉墙黛瓦的小楼，还算洋气。院子大门开着，我看看陈程，陈程伸手一指，请——
我有点恍惚，但还是迈开了腿，大步跨了进去，一直走到正房门口，刚要进去，又停住了——正房正中的供桌上面挂着一张画像，仔细一看，是一个人身着红军装束，站在一艘渔船上举枪向一艘军舰射击。军舰的船舷上画着青天白日旗。
一个身穿西服、五十多岁的汉子站在画像下方，向我们鞠躬，口中念念有词：感谢解放军，感谢党和政府，帮我找到了大爷爷。
我更纳闷了，板着脸看着陈程。
陈程似乎也有点糊涂，看着汉子，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汉子嘿嘿一笑说，我昨天回来的，叔叔跟我讲，我大爷爷是蔡鼎。这下好了，我爷爷是小英雄，我大爷爷是大英雄，我们家有两个英雄。
我问陈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给我们下套啊？
陈程有点尴尬，笑笑说，不是下套，这一家的情况有点复杂。
说完，他又问汉子，林二虎，你叔叔呢？
林二虎说，我叔叔不会说话，知道你们要来，正在犯愁呢，我就回来了。他啊，他到萱花厝喝喜酒去了。
陈程说，你看看这个老林，都这时候了，还去喝什么喜酒啊。
林二虎说，啥时候喝喜酒都是大事啊。
见他们二人一唱一和，演双簧似的，我有点不高兴。看看两位同事，再看看陈珂，大家的脸上都挂着莫名其妙的微笑。
我说，陈主任，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不能开玩笑啊。
陈程说，我没有开玩笑，我们这次关注的重点是林向南，但是我觉得，也可以顺便把林江潮的情况了解一下，万一呢？
我吃了一惊，瞪着陈程问，你是说，他们兄弟二人都有可能是蔡鼎？
陈程说，不排除这种可能。首长说过，战争年代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
陈程看出了我的不满，对林二虎说，今天就到这里，跟你叔叔讲，我们过两天再来。
离开山坡小院，陈程跟我讲，林向南有个弟弟，名叫林江潮，就是林家堂屋画像上打国民党军舰的那位，已经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了，但是……
我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一家同蔡鼎的关系，特别是林向南。
陈程一脸的自信，笑笑说，我知道你们的主要目标是林向南，可是，你怎么知道林江潮就没有可能是蔡鼎？除非我们能拿出证据证明他不是。
我被陈程问住了，是啊，这确实是个问题，在闵德转了几圈，我们接触了不少无名英雄，他们身上都有蔡鼎的影子。我转过头问陈珂，你了解林江潮的情况吗？
陈珂看了陈程一眼，怯怯地说，知道一些，林江潮当过红军海山游击队的排长，在那次渔船打军舰的战斗中，他中弹落水，牺牲了。
陈程纠正说，不是中弹牺牲了，而是中弹后“被牺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战友证明，被认定为烈士。正因为如此，他们家一直在享受政府的抚恤。
我说，既然他在海山游击队时期就被认定为烈士，怎么可能成为蔡鼎？他在上海学过无线电吗？担任过红军二局的局长吗？参加过千尺渡战役吗？
陈程说，乔上校，请注意一个细节。在海山游击队时期，林江潮只是中弹落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很难说他就真的牺牲了。万一他没有死，后来到了上海，改名换姓学习无线电，并参加了长征，参加了你说的千尺渡战役，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啊。只要没有人拿出林江潮在海山游击队时期身亡的确凿证据，我就有理由认为他可能是蔡鼎。
六
唉，你听明白了吧？从头到尾，我都觉得陈程的表现有些令人费解。说他不配合吧，他是那么积极，提供了那么多信息。说他配合吧，他又总是给我们弄出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当然，黄佰仟的事情除外。我甚至怀疑，陈程是在利用我们寻找蔡鼎家人这件事情，做他自己的文章。毕竟，他是闵德市史志办的主任，接触过不少英烈的事迹，每个人的事迹都会刻在他的心里。
离开那面山坡，我对陈程说，那好，我们还是先了解林向南的情况，能不能从他们家找到那把飞龙宝剑？
陈程说，不能，我反复问过，林二虎的叔叔林增田跟我讲，他听都没有听过。
我说，那还了解什么？压根儿就没有影子的事情。撤，我们再找新的线索。
陈程说，我亲耳听你说过，首长交代，飞龙宝剑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
我无奈。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到海里问问？大海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你知道那场海上小木船打军舰的战斗吗？你见到过那个负伤落水的林江潮吗？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牺牲吗？是不是去了上海学习了无线电？是不是后来在鄂豫皖组建了电台队？是不是后来在长征路上成为侦听系统的“战神”？是不是后来在抗日战争的一次著名战役中牺牲了？
见我絮絮叨叨，陈程有点惶惑，想了想说，乔上校，你不要着急，我同意先从林向南的情况入手，我今天下午就找林增田做一次深谈。
我说，你一个人去？
陈程说，是的，我一个人。你们都去，人多他紧张。我同他熟悉，一个人跟他谈，他能放松些。
我思考片刻，坚决地对陈程说，可以一个人跟他谈，但不是你去，让陈珂跟他谈。
陈程听了这话，愕然地看着我，表情急剧变化，眼神也黯淡下来了，说，怎么，你不相信我？
我说，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陈珂，这孩子善于同老年人，特别是有心理障碍的老年人打交道，而且需要她做速记。
听我这么一说，陈程的脸色才由阴转晴，朝我勉强一笑说，也是，乔上校言之有理。
我转过头问陈珂，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陈珂收敛笑容，郑重其事地说，报告首长，坚决完成任务！
吃过中饭，在镇政府一位女干部的陪同下，陈珂再次前往那个山坡小院。
躺在锦绣镇临时腾出来的单身干部宿舍里，我的脑海一直旋转，这会儿工夫，我想得最多的是配合我们工作的两名地方同志——二陈。
说真的，对于陈程，我真的有过一点不信任，他是当地人，跟我们的调查对象难免沾亲带故。但是，很快我就否定了这个看法，觉得自己有点小人之心。陈程是个很有热情的干部，还当过副县长，对于寻找烈士亲人这样重大的任务，不可能夹杂个人私心。陈珂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在几次交往中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孩子干干净净的，热情而不失稳重，机智又好学。特别是同老年人打交道，礼貌中带着亲切，话说得得体，问题问得到位。有趣的是，不管是蔡厝、蔡德林，还是黄运泰、林二虎，同陈珂交谈的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好像这孩子就是他们的孙女或者女儿。这也是我提议让陈珂采访林增田的原因。
中午休息之后，陈程带领我们到祥云县锦绣镇逛逛。这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古镇，街道两边有成排的榕树，树冠相连，浓密的树荫遮挡住炎炎烈日，为街巷营造出清凉的隧道。
走在石板路上，我突然想，七十年前，林向南或林江潮，应该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都是读书人，都追求自由和理想，他们应该也是自由恋爱吧，他们离家出走，应该能得到恋人的理解和支持吧。
巧合的是，他们两个都是已婚之人，都有一个孩子，林江潮有个儿子林增田，林向南有个女儿……突然，我的脑子僵住了——对，林向南的女儿在哪里？这个问题为什么被我忽略了？如果她还活着，应该同林增田年纪相仿，七十多岁了。而首长给我提供的蔡鼎信息里，有一句“有妻子和一个孩子（未知男女）”，也就是说，蔡鼎的孩子，也许是个女儿。
我停住脚步，问陈程，林向南不是有个女儿吗？她在哪里？
陈程说，林向南的女儿？让我想想，是的，林向南是有一个女儿，叫林溪，我曾经托省会的朋友了解过，她退休前在董岭的邮局工作，现在可能在省会，也可能还在董岭。
我说，马上给你的朋友打电话，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林溪。我们同时做好到省会或者董岭的准备。
陈程擎着手机，开始找号码。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等到了一个老年女性的声音，好在对方口齿还算清楚，思路也比较清晰。
我三言两语说明情况，电话那头一直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那边的老太太说，对不起，我父亲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他就是林向南，不是蔡鼎。
我对着话筒几乎喊了起来，喂，老人家，您听我说完，我们不一定非要找到蔡鼎，我们能知道您父亲……林向南最后的情况也行啊。
电话那头说，我父亲不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那时候他是支队的副官，参加过南岭战斗……对不起，我要休息了。
我知道老人年事已高，但还是急切地说，喂，请不要挂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组织？我们一直以为……以为林向南同志失踪了。
我几乎语无伦次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听筒里传来吱吱啦啦的声音，好像老人家在喘气，在同某种力量做斗争……大约过了半分钟，电话那头说，我父亲有个战友，找了我们家很久，在我四十岁那年，他送来我父亲的遗物，一顶军帽，上面有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帽子里面有我父亲亲笔写的名字：林向南。还有父亲战友后来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八个字。在那个年代，我们搞不清楚这顶军帽意味着什么，从此就再也不提这件事情了。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又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大致算一下，林溪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她四十岁时，应该是七十年代初，那时“文革”还没结束。
我说，喂，喂，老人家，您不知道吗？新四军当时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他是抗日战士！
电话那边说，父亲的战友向家乡政府出具了证明，证明上还说，我父亲是因为保护首长，扑在首长身上，被手榴弹炸死的。家乡政府也派人调查了，但是一年后，来了几个年轻人，说我父亲是假烈士，冒充英雄……说完，只听话筒里传来一阵抽泣，电话挂了。
我攥着手机，手心已经出汗了。平静下来后我问陈程，能不能找到林向南的战友出具的那份证明？
陈程说，民政局的档案我翻了三遍，从来没有见到林溪说的证明，就算有，也可能在那些年被销毁了。
我说，采取行动，最好找到林溪说的父亲遗物，那顶军帽，缀有青天白日的帽徽。
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镇政府，天已经黑了，陈珂还没有回来。
我们等啊等，等得焦躁不安。我老是想着那顶军帽。此刻，我更加理解陈程的心情了，我也像他一样，不再单纯盯着寻找蔡鼎家人的使命，而是要把林向南的情况搞清楚，向组织报告。
七
七点四十六分，陈珂回来了，我让她先吃饭。她吃了半碗米粉，就开始汇报情况。她说，林增田老人中午确实喝喜酒去了，还喝得酩酊大醉。她们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老人家才醒过来，仍有三分醉意，也许是这三分醉意帮了忙，老人家说了很多话，基本上把情况说清了。
以下是陈珂叙述的要点——
关于林向南的情况，不必多说。林增田也谈到了那顶军帽，不必再找了，用林增田的话说，那个年头，天天都在抓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军帽上有青天白日帽徽，那是国民党的东西，谁敢保存啊？躲都来不及，早就烧了。
至于林江潮，林增田的说法，可以说和我们的假设大致吻合。
林江潮在那场小船打军舰的战斗中，负伤落水是事实，但是因为水性好，他并没有死，而是游到邺皎县的流霞镇，找到一家诊所——郑昌业诊所，藏在药房里。当时国民党挨家挨户搜查海山游击队伤员。林江潮伤愈后到了上海，化名曾凡泊，以郑昌业学徒的身份，找到了组织，并且帮助真实身份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郑昌业，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输送经费和物资。后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包围，林江潮跳楼鸣枪，吸引敌人，掩护郑昌业和另外两名同志脱险。林江潮负伤后被敌人抓捕，在审讯中一言不发，没有暴露下线，被折磨致死。
听到这个情况，我已经清楚，林江潮不可能是蔡鼎。但我还是要搞明白，怎么才能证明林江潮没有出卖同志。
陈珂说，据林增田说，他小时候见过郑昌业，当时郑昌业是行署副专员，他给林增田的爷爷写了一个证明，证明林江潮是因为掩护同志牺牲的，让他交给当地民政局。但是林增田的爷爷，也就是林江潮的父亲认为，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林江潮已经被定性为在木船打军舰的战斗中牺牲了，家里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子，还能享受每个月几块钱的抚恤，如今多出了一个上海之行，还蹲过国民党的大牢，生怕“烧香引出鬼”来，所以就没有及时把信交出去。而在此后不久，郑昌业就被打成“叛徒”，那封信就更不敢交了，一把火烧了。
很快，我把情况向马将军做了汇报，首长半个月后回话：一，皖南事变中的南岭战斗战例，军史专家找到了，确实有一个副官因为掩护支队首长牺牲，副官的名字叫林莽，进一步核实，林莽就是林向南。二，通过上海有关部门调查，全面抗战前夕，杨浦区长阳路有一个流霞诊所，老板郑昌业是我党联络站负责人，因叛徒出卖，郑昌业险些被捕，是其手下曾凡泊鸣枪引开敌人，郑昌业得以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昌业任行署副专员，七十年代病逝。专家论证，曾凡泊就是林江潮。
这次行动，可以说上下联动，虽然仍然没有找到蔡鼎下落，但是查明了林向南牺牲的真相，还揭开了林江潮“死而复生”的奥秘，二位英雄九泉之下得到了慰藉，我们的内心为之欢呼。
八
是啊，你说得对，我们调查小组成立一年多了，为寻找蔡鼎家人奔忙，找来找去，为好多同家人失去联系的英雄找到了故里。比如，在小木船打军舰战斗中被打散的一名战士，后来辗转到鄂豫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牺牲在湖北英山，被当地群众掩埋。坟墓里藏有一块砖头，砖头上刻着“海边来的红军神枪手”字样，经过资料对比，确认他是闵德人曹云。再比如，抗战时期牺牲在平型关战役的马苏、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渡江战役的张子豪，以及在西南剿匪中牺牲的董国会……先后有六位忠骨遗落他乡的无名烈士，通过我们调查小组的努力，确认了身份，找到了故乡。
遗憾的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蔡鼎的家人。
马将军指示我们，不急，继续寻找，早晚会找到的。
林向南遗骸迁葬和林江潮烈士被授予英雄称号的仪式同时举行，我没有参加，还是听陈程描述。据说盛况空前，省、市、县三级都来了领导。
陈程在电话里告诉我，陈珂写了一篇文章《寻找英雄的路上》，发表在省报上。文章讲述了在寻找蔡鼎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无名英雄的线索，讲述了黄佰仟、林向南、林江潮、曹云等人的故事，旨在唤醒闵德大地上更多的英雄记忆。
是的，我们不着急，调查小组明确了方向，以寻找蔡鼎家人为主干和抓手，在闵德这块土地上反复耕耘、沙里淘金，不时挖掘出沉睡的英雄。
次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接到陈程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们，闵德市有个退休干部赵嵩，从报纸上看到了陈珂的文章，给他们打了电话，十分肯定地说，我们要找的蔡鼎，就是大他十岁的哥哥赵硕。赵硕在抗战时期的一位战友，临终前给赵嵩写过一封信，说他在长征路上给一个名叫“拐洞勾”的电台队长当过警卫员，并且知道“拐洞勾”真实的姓名叫蔡凤翔，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忻洪战役。
赵嵩还写了一份关于赵硕的详细介绍。
我们认真分析了赵嵩老人写的材料，从出生年月、离家时间、家庭背景、婚姻后嗣、学历等方面来看，几乎都同蔡鼎的情况相吻合。
至于赵硕为什么叫“拐洞勾”，以我的军史常识，很容易理解，战争年代，首长往往不叫首长，而是叫“一号”“二号”，这是同一个道理。至于赵硕为什么姓蔡，赵嵩解释说，赵硕小时候多病，村里大仙指路，让他认姑父蔡乾坤为干爹，所以在赵硕的诸多化名里，有一个“蔡”字，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点，据赵嵩说，赵硕身高一米八，同蔡鼎相仿。
我问陈程，赵嵩有没有说过，他家有一把祖传的飞龙宝剑？
陈程说，问了，他说没有发现。但是他又说，即便有，也不一定在他这一门，和他平辈的兄弟姐妹大都不在人世了，他尽快告知他的子侄辈，让他们全力寻找。
我说，问问赵嵩老人，他们手里有没有赵硕年轻时的照片。
陈程说，有，我对照了，同蔡鼎年轻时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我的天哪，难道……难道老天终于开眼了？
很快，我就向马将军做了汇报。首长指示，迅速赶到闵德，会同史志办同志，协助赵嵩找到飞龙宝剑——哪怕是一把青铜大刀，也送回北京。
我们第十一次赶到闵德。陈程和陈珂接上我们，直接到史志办，详细研究赵硕的资料。
这段时间，二陈做了很多工作，调查了解到，赵硕的祖上不仅在贵州做过知府，还参与了“南岭平叛”战争和对被俘叛军首领的审讯，这同马将军提供的信息几乎完全吻合。
马将军很快就把赵硕的情况向调查委员会做了报告。三天后，马将军打来电话说，经过军史专家调查，长征时期，红军某部确实有一名电台队长，代号“拐洞勾”，参加过溯源战斗、松林山战役、千尺渡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山南峪战役和忻洪战役，忻洪战役后牺牲，当时一千多名八路军官兵参加葬礼，至少有五名高级将领写了挽联。
马将军说，在溯源战斗之前，我还不认识蔡鼎同志，忻洪战役的时候，我同蔡鼎同志分手，我留在三山局，蔡鼎同志坚持要到洞口关前线，所以那场战斗中他的情况我不清楚，包括他牺牲的细节。对比军史专家提供的资料，溯源战斗以后，赵硕同蔡鼎的战斗经历是吻合的。后来蔡鼎去世，我因为在一二九师配合焦作战斗，所以没有参加葬礼，但是我知道他安葬在哪里，暂时还没有必要公开。
首长还说，赵嵩同志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尽快见到他本人，争取发掘更多的线索。
从马将军的语气里，我能听出他对赵硕的情况非常重视。
当天下午，我们去了赵嵩家。一见面，我就觉得赵嵩面熟，接着见到他的儿子，也很面熟。我单刀直入地问，赵老，找到飞龙宝剑了没？
赵老说，飞龙宝剑没有找到，但是堂兄弟的后代找到了一方铜印，一寸见方，阴刻“南岭宣王”四个字。
更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赵老还拿出一个匣子，从里面取出一张蜡封的文献，是那位首领被俘后抄写的两句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这方印章和这张诗抄让我眼前出现一片耀眼的阳光，它们太重要了！即便我们找不到飞龙宝剑，仅凭这两件文物，同样可以证明赵嵩的祖上同“南岭平叛”有交集。
我对陈程说，稳妥起见，我们明天就去北京，请专家鉴定，证明不是伪造。方便的话，请赵老和我们同往北京。
陈程有点犹豫，说，赵老都这么大岁数了，长途奔波合适吗？
我说，我看赵老精神矍铄，腰板硬朗，有我们沿途照顾，应该没有问题。赵老，您说呢？
赵嵩看看我们，哈哈一笑说，怕我不放心？不，我们家世代秉承“天下为公”的家风，一切来自天地，终将归还天地。你们尽管拿走，把它们交给国家吧。
那一刻，我感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从赵嵩的身上，我仿佛直接见到了蔡鼎本人，不仅是长相，还有精气神，尤其是从那双眼睛里透射出来的光芒，有一股慷慨的英雄气。
我说，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现在我们有六个人见证这方印章和这张诗抄，我们一起去北京，行吗？
赵老说，我看行。
这样就说好了。我给赵老写了一张收据，当着他的面将两件宝贝封起来，六个人都在骑缝处签上名，交给陈珂保管。
我对陈程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机场，你们的日常用品，我通知办公室准备。
大家都没有异议。陈程开玩笑说，啊，又是一场军事行动。
后面的事情，我简单地跟你说。
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们调查小组的同志没有回家，二陈也没有住进宾馆，直接去了马将军的办公室。
我们这才知道，“特别调查委员会”五位成员全都到齐了，两位中将，三位少将，全是开国将军。这个阵容本身就表明，寻找蔡鼎家人的工作已经进入决定性的时刻。
我取出赵嵩提供的赵硕青年时代的照片，交给马将军。马将军接过照片，不禁啊了一声。这一声，让我心中的石头扑通一下落下三寸。
在场职务最高的徐中将说，老马，蔡鼎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最长，这张照片像不像，你应该最有发言权。
马将军说，非常像，像我第一眼见到的蔡鼎。但是后来，首长您也知道，蔡鼎瘦得不成样子。
徐中将说，哦，是的，我听说了，他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铁人也被拖垮了啊……开始吧。
我汇报的过程中，将军们安静地聆听，脸上普遍没有表情。没有表情的表情仿佛在说，情况都清楚了，快把宝贝拿出来吧。
陈珂打开密码皮箱，取出蜡封的文物。我像选举投票前展示票箱那样，在将军们的面前一一展示，然后，在大家屏声敛息的注视下，启开蜡封，将印章和诗抄摆放在马将军的办公桌上，闪开身体，请将军们过目。
过程短暂又漫长。将军们看了之后，重新落座，然后讨论，话题还是围绕飞龙宝剑。但内容不是继续调查，而是讨论飞龙宝剑的下落——可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当作普通金属冶炼了，可能是藏得太深至今没有出土，也可能是在样板戏年代被用作道具然后当废铁处理了……总而言之，将军们没有怀疑这两件宝贝的真实性，也没有怀疑它们是蔡鼎身世的象征，因为它们同样来自“南岭平叛”，成了飞龙宝剑的替身。
最后，徐中将总结似的说，啊，蔡鼎同志，我们没有找到你的帽子，但是找到了你的鞋子袜子。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要是不反对，我们就把你从黄土高坡请出来，送你回家。
马将军开玩笑说，蔡鼎同志，你要是反对，今天夜里就给我们托个梦，我们尊重你的所有意见。
会议时间不长，也不沉闷。因为找到了证明蔡鼎身世的证据，气氛甚至还很轻松。
然后马将军命令我把文物封好，又叫来早就等在外面的保密干部，让我把东西交给他们，回去休息。
当夜，我睡得仍然不踏实。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蔡鼎的故乡和血脉，终于可以告慰英烈，让这位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神钥”在九泉之下含笑长眠，我的心情能够平静吗？
这以后，我们的工作就从“寻找”转入到“迎接”。
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部署下，闵德市委、市政府积极筹备“英雄回归”仪式，成立了护送、交通、材料、场地设施等领导小组，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
举行仪式之前，马将军亲自出面，率领我们调查小组再次前往闵德，由一位副市长陪同，检查准备情况。
检查的结果令人满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是没有想到，临门一脚，又出了新的情况。
九
你说对了，问题还是出在那把剑上。
前面我跟你说过，马将军在那次调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开了一个玩笑说，蔡鼎同志，你要是不同意，就给我们托个梦。
哦，你记得不错。你们年轻人记性就是好。下面我接着讲那天马将军在军分区大门前说的话。
将军住在军分区招待所，我们自然也在招待所住。有天晚上，我陪首长散步，发现他长吁短叹，我想，可能是马将军缅怀蔡鼎同志，想起了往事所致。
我很想问问首长，蔡鼎同志到底是怎么牺牲的，是在哪里、哪个时间段牺牲的，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虽然这不算重大军事机密，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调查委员会的五名将军知道。我一个上校，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
马将军说，最近两年啊，你们的每一项工作我都知道，你们呈交的每一份调查报告，我都细看了，有的看了三遍，有的看了四遍，最少也看了两遍。我记住了蔡长沙，记住了黄佰仟，记住了林向南，记住了林江潮。我觉得他们都像蔡鼎同志，尽管他们都不是。寻找烈士，你们功不可没。
我说，谢谢首长鼓励，我们再接再厉。
那晚在军分区院子里转了六圈，最后在大门口的国旗下面，马将军停住脚步，久久凝望星空，声音很轻地问我，小乔，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弄错了？
我吓了一跳，天哪，这么大的事情，弄错？要是真的弄错了，说“该杀”可能夸张，但是，我能负得了责吗？
我吭哧了半天才说，首长，是不是因为没有找到那把剑？
马将军没有回答。
我又愚蠢地说了一句，首长，会不会是蔡鼎同志他……他记忆有误，或者他是开玩笑的？
马将军陡然提高了嗓门，低沉地吼了一声，怎么可能！蔡鼎说一不二，从无戏言！他说他们家有祖传的飞龙宝剑，就一定有，这个我绝对不会怀疑。
我竭力镇定下来说，首长，对不起，是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毕竟，我们没有找到核心证据，那把宝剑，我们……
马将军看出了我的惶惑，笑笑说，我说的“弄错”，不是说你们工作出了差错，而是说，我对赵硕就是蔡鼎，多少还有点怀疑……哎，你别紧张啊，我的意思是，我对这件事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相信，但总有那么一点点，百分之零点一的怀疑，啊，不是怀疑，是担忧。
我能感觉到，首长讲话时也有点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了。
我的头皮唰地紧了起来，甚至在那一刻，我差点就认定我们搞错了，把赵硕认定为蔡鼎，是错的。虽然首长说的是百分之零点一的怀疑，或者说担忧，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万一万一，万分之一都有可能成为百分之百，而百分之零点一就是千分之一，比万一的概率还高出十倍。我无端地认为，这不是概率，而是绝对值。
我想了好一阵才回答，首长，还有十几天，我们明天就到赵硕同志的家乡，走访赵家所有亲属，挖地三尺也要……也要……我不敢说下去了。
马将军微微一笑说，挖地三尺就能找到宝剑了吗？那可不一定，你不要打这个包票。我们谁都没有这个本事。不过呢，确实还有十几天，我们采取“外松内紧”的策略，继续暗中调查。不仅是赵硕那边，包括蔡长沙、黄佰仟、林向南、林江潮的家人，能够联系上的，都要联系，就像你说的，万一呢？
我说，首长，万一这十几天一无所获，我们怎么办？
马将军又抬起头，看看星空说，万一一无所获，那就是蔡鼎同志同意我们的认定，他就是赵硕，赵硕就是他，不是也是。那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
首长这么一说，我反而更不放心了，磕磕巴巴地说，万一赵硕不是蔡鼎，我们……
马将军大手一挥说，万一赵硕不是蔡鼎，他也是英雄，一个英雄替代另一个英雄，一个英雄成为另外一个英雄，我估计他们俩都不会有意见。
那次散步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召开了会议，除了调查小组三名成员和二陈，还有闵德市民政局、政协文史委、文联、共青团的相关同志。
我在会上传达了首长的讲话精神，我们基本认定赵硕就是蔡鼎，但是最好能找到那把飞龙宝剑，哪怕是跟宝剑相似、相近的冷兵器也行。找不到实物，能找到线索也行。首长说，哪怕找到一把青铜大刀，也行。
说实话，那几天我都快疯了。脑子里不停地旋转，那把飞龙宝剑在我的梦中和梦外不停地萦绕，有时候它是一把大刀，有时候它是方天画戟，有时候它甚至是一把玩具匕首。
有一次，我突然想起调查黄佰仟时，黄运泰说他家有青龙偃月刀，尽管陈程说他是胡言乱语，但我还是派了一名同事重返黄运泰家。黄运泰那时候好像清醒了，说他是小时候听鼓书，知道关公用的是青龙偃月刀，当时是他信口胡说的。
马将军一直留在闵德，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安排，他要参加完蔡鼎遗骸回归仪式后再返京。
这中间，我又陪同马将军散了一次步。马将军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方面认为赵硕就是蔡鼎，另一方面呢，又觉得蔡长沙更像。没有什么道理，也许是老年人的毛病，疑神疑鬼。
我无言以对，既不能附和说马将军疑神疑鬼，也不敢反驳。其实，这时候我也变得疑神疑鬼了，而且我还没有马将军那种胸有成竹的风度，我差远了。
眼看两天过去了，从各个方面反馈的消息看，还是没有飞龙宝剑——甚至连青铜大刀、青铜柴刀的线索都没有。
我把新的情况报告给马将军。首长说，就这样吧。蔡鼎同志没有给我托梦，那我就理解为他同意我们的认定，赵硕就是蔡鼎。我们做好准备，迎接蔡鼎同志还乡。
此时我已经知道，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少将，已经动身前往甘肃某地——那里是忻洪战役后蔡鼎同志休养治疗最终牺牲并安葬的地方。这项工作并不费事，马将军提供了具体的位置。同时，闵德这边也做好了迎接准备。
可是……可是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消息，错了，我们又搞错了，赵硕不是蔡鼎。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6年第5期）
原刊责编：胡晓芳
实习编辑：陈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