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晚，悉尼市中心World Square购物中心，23岁中国留学生Zili（Emma）与同伴拍摄短视频时，两名陌生女子突然上前，用充满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她们。当Zili上前质问时，对方瞬间暴怒——一人猛击她的面部和头部，另一人抓住她的头发拖拽，两人持续施暴长达五分钟。一名试图劝阻的保安也遭袭击。医生诊断Zili确诊脑震荡，头部、眼部、手部多处受伤，更严重的是心理创伤：她不敢独自出门，见到年轻人就身体颤抖，夜晚频繁做噩梦。
这并非孤立事件。2025年7月，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市中心，一对中国游客夫妇被两名未成年女子殴打至鲜血直流。2017年3月，悉尼伯伍德区，一名华人女子在交通灯前等候时，被白人男子辱骂“滚出我的国家”并一拳击中面部。澳大利亚“人均水平”智库调查显示，81%的受访者经历了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攻击，61%的事件包含种族主义侮辱。
历史幽灵：“白澳政策”的百年遗毒
要理解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的顽固性，必须回溯其历史根源。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确立“白澳政策”为基本国策——只允许白人移民，其他人种不得移居。虽然该政策1973年被废除，但种族歧视思想根深蒂固。“澳大利亚至今都不存在真正的平等。”
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在司法系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澳大利亚政府下属机构报告显示，土著人、托雷斯岛民等原住民仅占总人口3.3%，但2020年被关押的原住民占全国在押犯人的29%，在北领地的比例高达84%。过去30年间至少474名原住民在羁押期间死亡。莫纳什大学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9年间，至少遭受过一种形式歧视的原住民比例从28.6%大幅上升至52.1%。
政治推手：极右翼势力的“合法化”操作
1997年，保琳·汉森组建极右翼的“一国党”，其纲领与“白澳政策”极其类似。该党多次在联邦议会中取得议席，2018年，澳联邦独立参议员弗雷泽·安宁甚至在国会发言中要求恢复“白澳政策”。
更令人震惊的是，堪培拉存在一个自称为“金刚狼”的反华议员小团体。这些政客为谋取个人政治私利，经常对少数族裔、穆斯林群体发表不负责任言论，误导民众认知，直接导致针对后者的歧视、暴力和恐怖事件增加。
“疫情开始以后，西方有一些政客想甩锅，就把新冠病毒说成是跟种族、民族和国家有关的东西，起到了一种引导作用。社会上总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在整个社会充满正气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太表现出来，但是一旦受到比较极端的政客的鼓动以后，他们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媒体煽风：种族主义的“放大器”
澳大利亚媒体在种族主义问题上扮演了复杂角色。媒体缺乏多元代表性助长了媒体的负面描述，以及对原住民和多元文化社区的有害叙述。近年来媒体无形中为种族主义和歧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
《终结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需将亚洲性纳入其国民身份认同》一文分析指出，澳大利亚有影响力的部分媒体在传播和助长种族主义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市场竞争激烈、政府补贴缺乏，澳大利亚媒体普遍面临财政困境，其竞争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博取消费者的关注。此外，媒体所有权由新闻集团等少数公司集中掌握，进一步限制了多元声音的表达。
澳大利亚学者高林观察到：“社会上每有种族歧视事件发生，都会受到澳大利亚媒体热炒。毫无疑问，任何种族歧视行为都须受到严厉批评和惩处。但媒体的大肆炒作也值得担忧，那会加剧一个多元社会的分裂危险。”
系统性歧视：数据不会说谎
系统性歧视最直接的证据来自就业市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中东姓名应聘者的成功概率仅为英文姓名应聘者的一半。华人群体则面临“竹子天花板”——因不同种族而形成的职场升职障碍。
《2021年新冠疫情种族主义事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正在蔓延至华人以外的其他亚裔社区，非洲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都成为种族歧视受害者。三分之一的少数族裔受访者表示曾被冠以种族主义的名字或侮辱性称谓。“2021澳大利亚穆斯林年度报告”指出，80%的受访者在商场、祈祷室等公共场所遭遇过种族或宗教歧视。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2017年发布报告认为，澳洲公共领域、政治辩论和媒体等领域发生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正“逐渐加剧”。作为该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华裔首当其冲。
深层矛盾：经济依赖与身份焦虑的撕裂
澳大利亚面对一个尴尬现实：经济上高度依赖亚洲特别是中国，心理上却难以接受“亚洲化”。澳大利亚面对经济上被亚洲邻国超越、经济繁荣依赖于非西方的亚洲国家这一事实，心态上很难理解和接受。经济层面对正在崛起的亚洲的依赖，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往往会加剧而非缓解澳大利亚对于“亚洲化”的焦虑和恐惧。
这种矛盾在华人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华人努力打拼的优秀品质及取得的财富和成功，导致部分澳民众的心态失衡，担心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社会对华人群体的政治忠诚存在疑虑。疫情期间“要不要戴口罩”的争议，折射出不同族裔文化的隔阂，也成为澳社会对华人群体产生误解、恐慌乃至歧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