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级别的震荡面前，Manus 这样的小组织，已经很难继续维持技术中立的幻觉。
它所遭遇的，并不是一次普通商业事件，也不只是某种政策压力的外溢，而是共同体在危险临近时，凭借本能作出的一次收缩反应。理性主义者总喜欢把历史解释成利益、规则和制度的排列组合，但真正到了大潮拍岸的时候，最先起作用的往往不是计算，而是归属感、恐惧感和边界感。
个体在这种时刻的挣扎，像是被抛进钱塘江大潮里的人。你当然可以试图站稳，可以辩解，可以规划，可以相信自己仍然拥有选择。但潮水并不关心你的姿态。它只按照地势、月引力和更深处的力量向前推进。
这件事也不只发生在东大。北美同样如此。过去二十年，美元资本制造出一种天下大同的幻觉，好像资本、技术、人才和叙事都可以在同一套秩序里自由流动。可那本来只是帝国上升期的表象。一旦秩序开始回落，所谓开放就会重新长出边界，所谓普世就会重新显露部落性，所谓市场也会重新服从共同体的安全直觉。
历史并没有突然变坏。它只是慢慢摘掉了过去二十年那层温和的面具。
龚海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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