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州晓园北路3-30号的前台osf。南方周末记者朱圆 摄
2026年3月30日，前台osf实体空间在广州晓园北路3-30号的最后一天。
人群在其中流动、聚集。有人在白色圆形货架前细细翻阅出版物，蓝白封面的《电影作者》、关于苗族文化的书籍、版画装帧风格的儿童口述诗集……它们与墙角的小茶几与蓝色塑料箱、电饭煲并置，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去精致化的文艺现场。
更多人围聚在一旁“副本制作”的书摊前互相交谈。那天，职校生亓时（亓，音：qí）几乎整个下午都坐在这里。她见到一个来自广州美术学院做文献研究的女生，挑选了一箱子《44月报》和“副本制作”的书。买完她问，你们能送货吗？有人提议，空间打理人梁健华有电瓶车，就停在门口，让他“车一下”。
另一名打理人万青坐在门口，她将过去几年的活动海报整理出来，摊在桌上，谁想要就领走。她和熟悉的朋友聊起前台的新旧Logo，新的像一个大步向前的小人，保留了旧Logo里磕坏了门牙、憨憨的形象。
“结绳志”编辑曾毓坤从国外回来，他去年在这里做过一场讲座，讲一个没有钱的公众号怎么在五年里做了四百多篇原创。曾毓坤听说有人看见了自己那场活动的海报，但走到海报摊时，已经被别人拿走了，于是拿了另外一张陌生嘉宾的分享活动。
前台的“驻场”人员黄诗狼照例站在水龙头旁边的角落里做奶茶，柠檬现切，红茶现煮，慢悠悠的。2024年1月，她在这里分享了自己在一家奶茶店打工三个月的经历，后来每次练摊和一些分享会，她都来做奶茶，不用像打工时一样喊口播，不用被催。
天还没黑，江萌就走了，她要回香港，继续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前台告别的两天，她特意赶来。最初“上阳台”开的时候，她就来过，快十年了。两年前她才从美国回来，除了在此开设过一门影像训练的通识课，深入的参与不算多，但她记得那些偏日常性的东西，和万青等老友的交流也往往溢出这个场域。
前台osf的名字里，“osf”是“one step forward”（行前一步）的缩写，也带着一种自我调侃：“睇住嚟（粤语：看着动）”，走不了两步，就走一步，走不了大步，就走小步。
这个地方本身是一场意外。最早它不叫前台，叫上阳台。2017年，负责筹备的“找房组”在海珠区附近扫楼，看中了一间一楼的民居，两房一厅，和房东都谈好了。梁健华隔天拿着押金过去，房东说租掉了。几个人紧急重新找，才找到这个铺位，比原来找的两房一厅民居大很多。他们和房东谈只租这一块，自己砌了一面墙。剩下的面积，房东划成了几个铺位出租。梁健华说，唯一保留汗蒸馆“遗址”的也就这里了，地板完全没动，其他店铺一入驻都重新装修了。
上阳台时期，空间由多个小组共同打理，分担管理权和房租。到了2022年，打理人想做一个更面向公众的东西，能做交叉性议题的活动，讲座、工作坊、戏剧，什么都有。于是前台出现了。
从2022年到2026年，前台一共办了两百多场活动。最忙的时候一周至少一两场，集中在周末，周中也有。加上“游动论”在前台做了一系列分享，比较出圈，一下子把场地活络起来。
四年后，前台要关了。几个月前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空间的意义在于能打造公共生活，但环境在变，形态和生存方式也在变。
告别的两日，打理人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接下来做什么？”梁健华说先休息一下，想想下一步。前台会以一个没有空间的方式继续存在。
来到现场的人感受多是相似的，空气中并没有浓重的悲情气息。大家把之前的海报领走，书也卖掉一部分。“把前台的一部分带回家”，曾毓坤感受到，这些部分的情感浓度很高，但那天也有很多理念性和思辨性的东西在流动。
亓时后来和万青他们一起去附近吃饭，路上万青问她，前台的实体空间暂时关了，她感觉怎么样。亓时想了想，说，会难过，但不害怕。
江萌主持的《作为通识课程的影像训练》在边站binn举办。边站binn由前台osf和黄边站于2025年5月联合发起。视觉设计：陈逸飞。受访者供图
推手、游动与一门两百元的影像课
万青参与发起“一起练功”的时间，比前台更早。
2020年疫情，他们把练功搬到室外，召集陌生人来练太极拳，练习松弛身体、相互感知。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叫“推手”。
推手像一个平衡游戏。两个人手臂相触，在简单的规则里感受对方的力道和方向。梁健华也参与其中，“你会很容易跟不同人见面相处，甚至不用说话”。这对于“社恐”来说几乎是福音，提供了一种低能耗的连接方式，可以不表达，可以不展示，只需要伸出手。
亓时在今年年初才比较频繁地参与推手。地点从之前的晓港公园换到了纺织公园。她形容那种感觉：“通过身体性的接触，两个人的手的皮肤贴在一起，去感受对方身体里的情绪或者能量。有的人会硬挡，有的人很灵巧。每个人出力的方式跟TA表现出来的性格很一致。”
推手不为了比赛谁更厉害，只要求参与者在场。这种在场而不竞争的伦理，后来渗透进前台几乎所有活动里。
前台的第一个爆发期，始于一个叫“游动论”的项目。
游动论是两名打理人参与的另一个项目，提倡并践行一种流动的学习方式。每年有一个月，借着某个由头——有时是一个乐队的巡演，有时是一个特定议题——团队会走三四个城市。每到一地，由当地多年的实践者安排活动，带他们去看那些“连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地方”。
梁健华解释：“你老待在一个地方容易把自己思考的问题放大，游动才有机会让你获得更多坐标。”流动结束，当地的空间或机构很多时候会变成朋友，也就有了一起工作的可能。
2023年夏天，游动论在前台做了一系列分享，一下把场子活络起来。梁健华回忆：“游动论进来，大家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共形态，运作起来很灵活，建立在多年工作的共识上面。大家似乎能想象到这里面能做什么、怎么进入。”那之后，许多人主动过来说要用前台的空间，受邀者也排得密集。
万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游动论让前台开始“出圈”。
2025年9月，江萌借助边站线上平台与前台实体空间，发起“作为通识课程的影像训练”。她在美国读完博士，在纽约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教过书。她观察到一种落差：精英学校的学生很听话、很勤奋，但谈论世界时总隔着一层。她一直想接触更普通、更大众的学生。回国后，她在前台找到了这个机会。
课程每两周一节，共五节，收费仅两百多元，全程线下授课。学员什么人都有，影迷、拍纪录片的上班族、设计师，还有一名残障青年。黄诗狼也报名上课，她认为前台“活动收费很低，甚至不收费，这个很重要。知识生产和传播没设立太高的门槛”。
江萌的教学方式是她在美国习惯的研讨班模式，每一次都考验老师当场生成一个小型公共空间的能力。她不传输固定知识，而是带着学生在光谱两端来回跑，一端是影像形式分析，一端是社会历史文化分析。
以前在学院里，江萌的课程设置只能顾到光谱上一个比较小的点，教电影语言就不太会扯到历史文化理论。但她“想做一个很大动作的、两边都顾到的练习”。
效果出得快。第二节课，就有学员开始大胆使用形式分析的词汇去支撑论点。江萌感到满足，“那种有成果的感觉非常快。我现在正在香港大学教的一门课里也开始感觉到有。我也复制了这种每个星期写一段，然后回应集体评价的方法”。
那名残障青年拍了一个关于残障议题的短片，有形式和结构上的考量。江萌发现：“如果放在专业场合，大家基本只会讨论内容，完全忽略形式上的创造力。但在这个课程里，大家会看到机位跟残障身体之间的直接关系，会讨论为什么片子有一分为二的结构——前面是观察式的，后面是访谈式的。”
这个课程后来在边站公号上发了学员的文本细读作业。有学员写道：“手持镜头（手机）呈现的低机位视角，挑战以‘正常人’为主体设定的电影语言，因为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一样，都坐在轮椅上。”江萌觉得，这才是替代性教育（非体制内的教育方式）该有的样子。
黄诗狼准备开始做奶茶，免费分享给大家，梁健华在帮她写“今日招牌”。南方周末记者朱圆 摄
一杯奶茶的伦理位置
前台正式对外开放之前，内部已经有过一些零星的聚集。
黄诗狼记得2022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在前台的空间里放映一部苏联纪录片，讲斯大林的葬礼，片长三个小时。那天来的大多是认识的朋友，片子放了一会儿，大家就开始各干各的，有的聊天，有的席地而睡，有的在角落推手。只有到类似下葬的关键情节，才有人吼一声，大家凑过来看两眼，然后继续散开。
那是黄诗狼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她此前从未去过上阳台，对那个前身一无所知。那场漫长的、几乎沦为背景音的放映，让她隐约感觉到，这个空间允许你不在场，允许你走神，允许你用自己的方式待着。
在奶茶店打工的三个月，她被分到长沙旅游街区最忙的店。队伍从早排到晚，没有停歇。岗位分得很细：点单、泡茶、调饮、打料、出杯。新人往往被分到点单和出杯这两个不用制作、只面对顾客的窗口岗位。
她直言：“无聊，重复，没有意义。做奶茶还能感觉有个产出，另外两个岗位就很废。”
奶茶店的口播让她印象深刻。手上做奶茶，嘴上要喊口号，内容如今已经忘光了，只记得“为喊而喊”。店员戴着小蜜蜂，全店人一起喊，吸引路人注意，显示精气神。不管有没有顾客在，都要喊。不喊扣绩效，店长监督，同事互相监督。
三个月后，她辞职了。回到广州，前台邀请她来做分享。那是2024年1月，她讲打工经历，提前写了两万字的稿。那是她唯一一次在前台做分享。
但后来每次练摊，她都在前台做奶茶。前台组织“一起练摊”，每次大概十个摊主，尽量不重复。黄诗狼从第一次练摊就开始做奶茶，设备越添越齐。 她在前台做奶茶，起初不收钱，大部分时候即便收费，也依然很低。重要的是过程，“不用把无谓的口播念完，不用紧绷着把自己当流水线工人。可以悠哉悠哉地做，就算有人催，也没有人真的像在店里那样命令你”。
有人问她，如果换一个流量更大的市集，会不会去做。她摇头：“就算自己当老板，不用像在奶茶店那么辛苦，那种性质还是不一样。我很享受给朋友做奶茶的过程。”
江萌喝过很多次奶茶店的饮料，每次都有一种复杂的负疚感：“一堆让你上瘾的东西，糖、咖啡因，背后有很多看不到的流水线工人。喝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摆正和奶茶店的关系。”
直到她在前台喝到黄诗狼做的那一杯。
“有她在那，我在现场喝到她非流水线语境下冲出来的奶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面对奶茶店环境的伦理位置。”江萌补充，黄诗狼的存在让她看到，配方、茶底、手法，那些真实的东西就在那里。“她让我真实地去面对，而不是停留在一种抽象的批判里。”
曾毓坤在前台osf做的分享《没钱的自媒体如何在五年内做了400多篇稿》活动海报。海报设计：剑花+秋葵。受访者供图
不依靠熟人圈子支撑起来的空间
亓时第一次路过前台，是偶然。那天她在对面漫画书店看书，晚上七点多出来，看见对面有一大帮人。一个长头发、穿得蛮朋克的女孩在靠外面的地方打碟。室内正在进行“大笨蛋上山寨”的活动，一群来自日本高圆寺的艺术家在带领大家录制“罐头笑声”，说待会活动遇到好笑或低落的时候，就现场播。
亓时挤进去，不认识任何人，直勾勾地盯着感兴趣的人看。被盯的人问她怎么了，她问这里是干什么的，对方解释这是一个艺术空间，各种各样的人来做活动。她们加了微信，后来，亓时成了前台的常客。
亓时在职校读书，专业和人文社科不太相关，学校给不了她想要的知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能有一个这样的实体空间来让我练习各方面的东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很珍惜。它提供了与各方面学者平等交流的机会。”在过去一年，她梳理了自己的成长史与社会脉络两者之间的联系，参与了一些布展工作，探索更多的议题。这些构成了她不舍前台的很大部分原因。
跨圈层是前台从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情。梁健华说：“广州大大小小的空间不少，但的确是分圈层的。前台比较难得的是综合性，各个媒介、背景的人都会出现一下。”万青自己的脉络也很交叉，公益、艺术，什么领域都认识些人。她认为前台之所以被定义为“偏艺术语境的实践空间”，不是因为活动内容，是因为“追求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不是追逐议题”，议题只是这个过程中必然会触及的东西。
来前台分享的人大部分是打理人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早期更是有“雁过拔毛”式的操作，听说谁路过广州，就问要不要来聊一场。后来慢慢开始有不认识的人主动来报名做分享。
曾毓坤在结绳志的分享会上看见，来的有前台的常客，有他自己认识的其他社群的朋友，有人类学学生，也有完全不相干的人。他说前台的活动有一种“节日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既遇到你的老师，也遇到你的亲戚，还有可能遇到你对面的邻居”。
江萌也感受到：“每一次去都会有新面孔。有的人留下来，有的人走，流动性很高。它有熟人的氛围，但并不依靠熟人圈子支撑起来。”
前台的空间形态本身也助长了这种流动性。它和标准的讲座厅不沾边，更像一个通间，还牺牲了许多面积做了一个宽走廊，如万青所言，在广州务实的氛围里，这样的设计颇为激进。它增加了一种缓冲地带，中途不想听讲座了，可以出来透口气，但又没有完全离开。
即便在主空间内，讲座也并非单一焦点。比如最靠里的一块区域，两张白色台子斜靠在黑色桌子旁，上面立着有机玻璃书架，摆满了薄薄的自制小册子或非卖品。不同的事情在同一空间里并行发生，互不干扰。就像结束日那天，万青在门口发海报，黄诗狼在里面做奶茶，亓时坐在书摊前，有人聚在另一边聊天。
曾毓坤形容那种感觉：“同样一个空间有好几个位点。如果永远是同一拨人、同样队形，围成一圈开同样的会，哪怕有意义，给你的感觉也肯定跟这种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的不一样。你没有同时在听，但你能感觉到它在发生。”
前台与其他空间的关系，也延续了这种氛围。黄诗狼观察到，一般的商业逻辑里，空间之间往往是竞争关系，抢观众、抢资源。但前台不是这样。“我感觉我们看别人不是竞争的关系，就是感觉有人在做事就是好的，相互会导流。”她举例说，子津以前就在前台活动，后来去了白云区职校附近，做了一个专门服务职校生的空间“扔石头”，但依然会回来找他们聊做书的经验。曾毓坤也是先在“扔石头”做分享，再来前台。
前台osf “折叠”后，这些关系还在，那些空间还在，人还在流动。
前台打理人在准备2025农历新年的春联。受访者供图
安全感的日常练习
2025年12月，前台做了一场内部放映。片子叫《撤退》，是江萌和万青合作的双屏录像作品，关于在集体合作中经历的创伤和自我反思。亓时参加了那场放映。人不多，大概十几个，都是创作者认识的人。片子很短。看完后，大家围成一圈讨论，聊得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比如没有规章的地方也会“长”出权力，或艺术圈子里传统的工作陋习带来的压力。
因为都是熟人，大家聊得很直接，但不让人感到压力。亓时也讲了自己的故事，在学校里受到的暴力与萌生的退意。很身体性，不学术，语句也不利落。但大家很认真地听，帮她分析个人经历里的架构，帮她反思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人从理性上分析，有人从感性上安慰，握着她的手。
亓时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是2025年我参与最深入的一次讨论。我感觉我的发言很稚嫩，只是在别人的影像作品里聊了一件太私人的事情。”但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安全感，是前台参与者在访谈中不约而同提及的另一个词。这种安全感来自这个空间里的一整套伦理默契。
江萌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学术场合的讨论，参与者会不自觉地比拼谁更懂、谁更聪明，“那个氛围很难压下去”。但前台不一样。她形容：“你一进去可能就感觉到一种包容，没有社会空间里那种被打量的目光，因为什么人都有，美学很杂。大家说话的方式也不太有学院风格。不乏学者、博士生在那儿分享，但大家知道不是在面对自己领域内的人，都会比较第一人称地去分享。”
江萌也参与过别的公共空间的活动，不论在哪，总有碰见挑战型发问者的时候。但在这里，不需要分享人亲自出马，旁边的人会自动形成一个小的讨论空间，和发难的人辩论起来，“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才能有的”。
对于亓时来说，专业名词经常需要拼拼凑凑，以至于在很多活动里她都有“述情障碍”。信息量太大，头疼，无法当下给出反馈。但前台的环境让她感到，“哪怕我状态不好，我的思考还不够成熟，但是我还是可以待在那里，直到我准备好”。
刚开始，亓时好奇和拘谨并存，每次活动她几乎都会提前个把小时到。她喜欢坐在二楼的旋转楼梯上看书，“楼梯小小的，被包裹得很安全”。办公室和仓库在二楼，梁健华时常需要上上下下，“但是当时没有人说过任何一句‘你在这里很碍事’，‘你要不要去别的地方坐’之类的话”。后来，没有活动的时候，亓时也会跑来前台坐着自习。梁健华会和她打招呼，但不干涉或过问她在做什么事情。
当感到自在一些之后，亓时开始协助万青一起布置场地。她除了对活动本身好奇，也想知道一场交流是怎么构成的，需要做哪些工作。活动前，她一边摆放椅子，一边观察万青如何协调工作、调试设备，有无障碍需求者时，也会提前尽量做好能做的设施准备，“最常见的是椅子提前会留出过道，还有空间配备的坡道板”。
万青承担了大部分活动的主持和对接工作。她自评“是一个比较i（内向）的人，能量有限”，每次活动前需要先睡一觉养足精神。她的主持风格是克制的，尽量不让自己成为关注焦点，不说不必要的话，但该说的时候毫不含糊。亓时观察到，“她有时候沉默，突然爆发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评论，很好笑。她不赞同的话也会指出来，但不会让你觉得有压力，保留了一点幽默”。
梁健华发现，活动结束后，大家时常不愿意走。但万青的电量有限，通常到晚上10点、11点就用完。这时候她会先走，后面诸如收椅子、洗杯子的事，参与者会和梁健华一起分担。“都很自觉，”梁健华说，“他们可能会在附近找个糖水店继续下半场，但走之前会帮忙收拾。”
他还注意到一个微妙的区别：“如果是收费场合，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但在这里，大家有一种互助的共识，所以会自然地去洗一洗、收一收。”这是广州这些年各种空间慢慢养成的共识，它变成了一种不需要说破的日常伦理。
前台osf举办活动时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无KPI运营与劳动可见化
前台没有KPI，但没有KPI不等于没有劳动。两百多场活动的背后，是大量细碎的工作。做海报、编推送、对接分享者、控场……这些劳动怎么被看见，是前台运营中核心的伦理问题。
他们的解决办法简单朴素：每张海报50元，每次对接50元。如果干活的人觉得自己付出的远超这个数，可以申请多加50元。钱从活动的门票和打赏里来。日常开支的资金池和房租的池子分开，房租靠资助和月捐，日常开支靠活动收入。月捐不到十个人，但胜在稳定，江萌便是其中的重要支持者。一次性捐助的不少，但大部分金额不高，偶尔有一下捐几千元的。
门票的收费策略一直在调整。最早是自由打赏，后来发现没人打赏了，改成10元到30元自由定价，遇到人特别多的爆款活动，就用固定收费限制人数，比如25元。放映另说，因为多半不是前台主动做的，作者那边有门票需求。自己主动对接的活动，收费尽量低。
活动收入大部分是三四百元，偶尔上千元，前台与分享者对半分。万青会和分享者说：“不用不好意思收，这个是应该的。”有分享者会把钱捐给前台，或者买个实物送过来，比如茶几。
这种模式在当下的文化生产领域并不罕见。曾毓坤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参与主创的人类学公众号“结绳志”，编辑和作者几乎都靠“用爱发电”。他在前台做了一场分享，标题就是《没钱的自媒体如何在五年内做了400多篇稿？》。满足、疲惫、自我怀疑同时存在，他自我拷问：这是自发性还是自我剥削？是关心的本能还是关系的惯性？
曾毓坤在分享中提到，“你想做一些进步的事情，要有人支持，或者经济上达到一个基本盘”。结绳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前台也没有完全解决。但前台把收费这个动作从交易变成了一种伦理实践。他注意到前台后期收费逻辑的演进，“这个转变对我来说启发很大。不是说靠这个赚钱，而是让劳动可见化，在此基础上建立意义感”。他在前台的运营模式里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挣扎和一种不太一样的解法。
前台不追求规模，不追求增长，不追求商业意义上的可持续，但是对劳动的敏感贯穿始终。当梁健华被问到“有没有想做但没做成的事”时，他直接说“没有”。万青倒是有一个，她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搭台儿”项目，请来过前台的主厨聊聊十年来不同空间的体感和变化。没做成的原因是时间精力不够，没有钱。她解释：“为什么需要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支付受访者费用。”
作为前台的打理人，没有人全职，没有人拿工资。梁健华主要从事展览制作，万青艺术创作居多，也零散接拍摄的活儿。大家各自在外工作，用业余时间撑起一个公共空间。
曾毓坤把这种状态总结为“重新发明一套做事的语法”，不是学院里的报销逻辑，不是公司的KPI逻辑，而是一种基于互助、基于劳动可见化、基于有限条件下的语法。
走不了两步，就走一步。走不了大步，就走小步。前台osf名字里包含的那句话，说的不只是空间，也是它怎么活下来的方式。
亓时如今回望，前台清晰地改变了她的生活。从小学到初中，她一直被排挤，高中休过学。大学基本独立行动，小组作业也一人完成，不指望能融入什么地方。但在前台，她的境况发生了变化。“慢慢认识各方各面的人，性格、职业、做的事情都很多面向，相处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有压力的事情。愿意重新去相信别人，哪怕只见过一两面，还是会挂念这个人。”
这种安全感，同样改变了黄诗狼。她以前是个网瘾少女，社恐，内向。她的社交圈最初来自线上，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社牛朋友，通过她，才慢慢认识了万青和其他人。在前台待久了，她发现自己变了。“对比起以前来说，现在算是健谈了。”是这里让她慢慢建立了信心和信任，“不会再自卑。”
来不及回家的时候，亓时曾躺在那间由汗蒸馆改成的屋子里，凑合一晚。她因此知道，前台的门要很用力才能锁上。
门关上了，“背后人与人的联结不会中断，我们不害怕承担同一种紧张”。那个夜晚，亓时回答万青“难过，但不害怕”时，手心里还留着过往锁门的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