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源启湖湘：袁家荣考古论文集》出版

本书为袁家荣研究员高质量学术论文的首次结集，收录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具体涉及湖南及周边地区旧石器文化、旧新石器过渡与稻作农业起源、第四纪哺乳动物考古、历史时期考古与湖南考古四方面内容。文集系统梳理了湖南旧石器时代澧水文化类群与潕水文化类群的分布特征，构建了早中晚期完整文化序列。此外，书中还介绍了湖南考古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包括玉蟾岩、城头山、秦简、马王堆、走马楼在内许多成果的影响已超出湖南，影响到全国和全世界。

袁家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曾担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执行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城乡规划委员会、湖南省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岭南考古中心等机构客座研究员，《人类学学报》编委，湖南大学兼职教授。主持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十余处，其中道县玉蟾岩遗址的重要发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热烈反响，对稻作农业起源、陶器起源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均有重要意义。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了湖南旧石器文化“澧水文化类群”和“潕水文化类群”区域特征等重要学术观点。

本论文集收集了25篇文章，分编为四部分。前两个部分为湖南旧石器考古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这是我考古研究的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七篇文章是研究湖南旧石器文化、埋藏地层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论文，记录了我为填补湖南旧石器考古空白所作的努力。从1977年确立主攻湖南旧石器考古开始，到1987年4月在新晃侗族自治县发现湖南第一件旧石器为止，可说是十年磨一剑。湖南旧石器的发现确属意外。在这之前，华南地区基本上不见红土地层旧石器遗址或地点，仅见李炎贤先生在广西采集的判断可能出自均质红土的一件打制石器。华南红土为酸性土壤，至今未发现动物化石出土。因此它不像华北黄土能保存动物化石与旧石器伴出。华南旧石器考古的目光自然基本上聚焦在岩溶洞穴。湖南周边地区的湖北、贵州、广东、广西旧石器遗址均为洞穴遗址。在华南进行常规考古调查发掘，“网纹红土”是禁区，不在考古的视野中。十年大量的时间在深山洞穴奔波，“踏破铁鞋无觅处”。在一次常规野外考察过程中，我们偶然见到一件嵌在“网纹红土”中又出露地表的石制品。我不经意地捡起石制品，在手上审视的一瞬间，突然产生“生土—网纹红土—打制石片”的联想。当时反复盯着地层，揣摩着石器，一时不敢置信地意识到湖南第一件旧石器就出现在眼前。即时火花点开“芝麻门”，激动之情不言而喻。由此开始，华南“网纹红土”地层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开辟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新局面。这一经历足以让我终身欣慰。

第二部分七篇文章是湖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论文，以玉蟾岩遗址的研究为主。玉蟾岩遗址是时任道县文化馆副馆长的文物专干吴志洪带队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1987年元月第一次到道县考察，从此与玉蟾岩遗址结缘，我将后半生大量精力投入到玉蟾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1988年9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李卫东先生的协助下，我在道县主持主办了“湖南洞穴考古训练班”，在基础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组织来自各地县的文物骨干集中对道县的寿雁、祥林铺、仙子脚、清塘四个区的130多个洞穴进行了普查。这次洞穴调查形成了《湖南道县全新世早期洞穴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论文。调查发现了一批含螺蚌贝壳为特征的文化堆积。这些堆积只含原始的打制石器，不见磨制石器，与岭南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地学界将华南更新世与全新世分界年代定在距今12000年）前后的洞穴文化堆积十分类似。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玉蟾岩、三角岩、白公岩等遗址。从三角岩获得距今12060±120年螺蚌壳C14年代数据初步判断，以玉蟾岩为代表的这批含螺蚌贝壳为特征的洞穴文化堆积可能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探讨湘南地区与毗邻两广地区当时热议的“中石器时代”课题的关系成为发掘玉蟾岩遗址的最初动因。随着发掘的深入，意外的发现大大超出了预期目标。1993年、1995年发掘出土的稻壳实物和测年达距今15000年的陶片让人们耳目一新。2004年、2005年两次中美合作发掘提供了充分精准的玉蟾岩遗存的年代框架。玉蟾岩遗存的年代跨度距今20000年～13000年，陶片最早出现距今18000年前，水稻地层年代数据距今14000年左右（已校正C14测年数据二个：14090～13790年、14040～13650年）。从目前的材料看，玉蟾岩遗存的年代数据均落入传统的旧石器时代时间范围内，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末期。但从文化内涵看，明显具有向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化的过渡特征。过渡特征主要表现有：一、强化生产经济即广谱经济的兴起；二、定居半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三、野生稻的食用及最初的驯化的发生，稻作农业的萌芽；四、陶质容器的起源；五、磨制骨器的出现及磨制技术应用的扩展。这些过渡特征既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兴起和新出现的文化因素，又是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的明确标志，同时也为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动物考古的内容。这是我从事湖南旧石器考古研究过程中衍生扩展的研究课题。中国旧石器考古素以“旧石器文化”“古人类”“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第四纪地质地貌”为主要的传统基础支撑知识结构。中央研究机构设有专门研究人员和分工，而在省级研究人员都无可避免地直接涉及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在湖南发现旧石器之前的十年洞穴调查主要收集的材料多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动物化石的鉴定成为常规修养。随着中国动物考古的发展，很自然地承担湖南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遗址的动物考古课题。《浅谈湖南洞穴动物化石及其意义》是1988年我为主办“湖南洞穴考古训练班”准备的文章，原本是讲稿的一部分内容。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我在1988年之前湖南岩溶洞穴调查成果的小结。《湖南玉蟾岩遗址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动物群》是玉蟾岩遗址中美合作项目中的一篇论文。根据协议，论文以中、英文分别在中美两国发表。论文的执笔者是合作项目美方成员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玛丽（Mary E. Prendergast）。我作为论文的指导者之一，根据中国情况对论文中文稿仅稍作调整。论文中美国流行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可供借鉴，故收入该论文给予推介。

第四部分收集的文章是因日常工作关系应邀之作。其中《湖南考古与研究的回顾》是在201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社会科学志·第七章 考古学研究》拙作基础上补写形成。根据志书统一要求，编写内容的时间限定到1978年底，原文没有涉及1979年及其以后时间段，补写稿扩充到2010年。《中国湖南里耶河谷盆地考古遗迹的保护》是2003年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届世界考古大会提交的论文。原文为英文，收入《承古启今：考古学与文物保护的融合》论文集，由美国盖蒂中心2006年出版。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考古学者，由于能力、学识以及环境等各种客观的或历史的局限，错漏易见。我不求建树完美的情怀，只求增砖添瓦的点滴之劳，所收论文均保持原貌，没做内容修改，任由研究者扬弃。

袁家荣

2025年9月23日  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