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普通的周四工作日。清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美国佐治亚州温泉镇的一座深山山谷里，坐落着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私人别墅，小白宫。
小白宫外的草坪上，罗斯福的亲密朋友们以及一些服务人员，正在为大家准备午餐。这天中午，大家准备吃烧烤和炖小牛肉。
富兰克林·罗斯福（摄于1944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摄于1945年4月11日）
总统在哪里呢，在他最喜爱的壁炉旁的小书桌前。这是一张正方形的木质书桌，书桌下有一把藤椅，用来放置他于三十九岁那年因为患上脊髓灰质炎而瘫痪的下肢。
富兰克林去世前坐过的小书桌
当时，他正坐在椅子上，专注地读着《亚特兰大宪法报》。报纸将他带向了欧洲战场。他读到了美军、英军和苏军向德国首都柏林进军的情况。他知道，那个发动战争的恶棍的末日，就快要降临了。亲自见证那个恶棍自我了结，是他一生莫大的幸福和成就。
突然，他的念头被从万里之外的欧洲战场，拉回了小白宫的厨房。他听见那些准备午餐的朋友们的欢声笑语。“莉齐，你们在那边开心什么呢，给我也说说。”富兰克林扭过头去，朝着为他服务的麦克达菲女士说道。
麦克达菲女士来到富兰克林身边说：“总统先生，您一定不敢想象我们在聊些什么！我们在聊轮回转世。您相信这套东西吗？”富兰克林回答道：“那么，莉齐，告诉我，如果真有这么回事，你来生想做什么？”“一只金丝雀！”麦克达菲女士说道。听罢，富兰克林将报纸向桌子上一扔，仰天大笑。旁边的莉齐不可思议地看着富兰克林，一言未发。
过了一会，罗斯福的远房表亲“黛西”女士、母系亲属德拉诺女士和曾与罗斯福产生过感情的卢瑟福夫人，来到房间里，陪他聊天。
一生仰慕罗斯福的卢瑟福夫人，时不时地就找机会想在他晚年为他多留下来几幅肖像画。在1943年，她就邀请肖像画家绍马托夫为罗斯福作画。这会儿她又来了兴致，邀请这位画家再作一幅。
罗斯福当时已经疲惫不堪，实在没有精力再做这些事情。但他为了让身边这些亲密朋友们高兴，还是强打精神，主动配合着卢瑟福夫人和画家的要求。
绍马托夫女士让罗斯福尽可能地坐直，然后走到他身边，用尺子简单地量了量他的五官尺寸，接着开始作画。
过了一会儿，总统有些坐不住了，他让助理为他拿些报纸放在桌上，接着就专注地读了起来，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坐姿。绍马托夫女士没有提醒罗斯福，而是趁着罗斯福读报的空档，一边凭着画家的想象力和记忆力，补全画作，一边为画作上色。
罗斯福就这样又读了十几分钟报纸，期间还点了一支烟，甚至还和画家开了开玩笑。绍马托夫女士则继续专注地作画。
一点多钟，罗斯福右手捏着报纸，突然缓缓地抬起左手，抚在太阳穴上，轻轻地按压了几下。接着，他的左手顺着太阳穴向后，缓慢地滑到了脖颈后方，也按了按，然后说了一句：“我头痛得厉害”。
随后，他的两只手臂逐渐垂落在椅子扶手边上，头慢慢地朝左边倒过去，身子慢慢向下滑动，然后瘫倒在椅子里。
一旁的工作人员大惊失色，但是并没有慌乱，因为面对富兰克林这两年的身体状态，他们已经多少有了心理准备。他们赶紧呼叫了布鲁恩医生。
布鲁恩从旁边的房子飞速赶来，看见罗斯福瘫在椅子里，赶忙上前准备挪动他。但他身子太重了。此时，罗斯福还没有断气。布鲁恩叫旁边的人过来帮忙，想把罗斯福转移到床上去。就在这一刻，罗斯福的呼吸骤然停止了。
但布鲁恩还不愿放弃。他为罗斯福注射了罂粟碱和硝酸甘油，又向他的心肌注射了肾上腺素，可这也没有把他救过来。
美国东部时间1945年4月12日15时35分，布鲁恩医生宣布，罗斯福总统离开了人世。
这一天傍晚，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丘吉尔的书房里。他默默地听完了这个消息，一个字也不愿意说。
凌晨两点左右，消息传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也一言未发，只是紧握着跑来通知他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双手。
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去世后不久，消息传到了美国白宫。时任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被紧急召到白宫。但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那里见到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后，埃莉诺对他说：“总统刚刚去世了。”杜鲁门当时极为震惊，他对埃莉诺说：“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埃莉诺回答道：“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哈里·杜鲁门的总统就职仪式（摄于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后的几个小时）
杜鲁门的震惊并不仅仅是因为罗斯福去世得这么突然，还因为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肩上会这么快就要扛起巨大的重担。他在第二天对周围人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天塌下来掉在肩膀上的感觉，但当他们告诉我昨天发生的事情时，我的感觉就像全宇宙的行星都砸到我的肩膀上一样。”
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时候，包括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晚年的最后一个重要遗产，美苏合作，不会像他一样随风而去。毕竟，那是一个对于美国、苏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来说，都充满光辉与荣耀的年代。
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杜鲁门政府上台仅仅一年多后，美国和苏联就逐渐走向了对抗呢。这篇文章，我们就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二战结束前的1945年前后，美国和苏联在许多问题上都有重要矛盾和摩擦，比如东欧国家问题。
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将一些东欧国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占领区内，趁机推行苏联政策，建立亲苏政府。
但是由于苏联在进攻德国的过程中，承受了巨大损失，承担了重大责任，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暂时能够容忍苏联的所作所为。
然而，当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欧洲战场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时，西方国家就不可能不考虑战后东欧领土的划分问题了。毕竟他们不可能允许苏联长期占领这些土地和资源。
例如，有关当年东欧战后的领土划分问题中，一个可能最为尖锐的矛盾，就是到底应该如何划分波兰的东部边界。
早在1920年7月，苏俄与波兰就接受了以寇松线为两国边界线的划分方案。但在1920年8月，当波兰在苏波战争中取胜后，他们违反了这一方案，将寇松线向苏俄方向移动了约240公里，占领了苏俄1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让后来的苏联一直耿耿于怀。
上图蓝线是寇松线（The Curzon Line），寇松线旁的枣红色边界线是1947年苏联和波兰的边界线，基本与寇松线重合
因此，1939年9月28日，当苏联与德国在双方签订的《苏德边界与友好条约》中正式瓜分波兰时，苏联就毫不犹豫地将在苏波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又夺了回来，这一局面维持到了二战结束。
二战快结束时，重新划定波兰东部边界的事情自然再次提上议程。此时，斯大林坚持要求仍以寇松线为边界，而西方国家则不愿意。但是罗斯福与丘吉尔等人，通过多次私下协商，还是对苏联做出了让步，在这个决定的形成过程中，罗斯福的意见是极为重要的。
在1945年2月11日正式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中，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让步，在《协定》的第VI部分有关波兰问题的相关条款中写道：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东部边界应该沿着寇松线划定，并在部分地段向波兰方向偏移5至8公里。
同时，罗斯福意图构建和谐的美苏关系这一政策，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欢迎。毕竟美国和苏联的共同敌人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被彻底打倒。
罗斯福的核心决策圈子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都相对支持他的对苏政策。
例如，美国联邦行政体系中支持罗斯福的，就包括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总统参谋长威廉·李海，以及海军上将威廉·莱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等人。
我们以哈里·霍普金斯为例。他是二战期间美国负责与苏联接触的最高级别官员，对苏联中高层的各级官员，包括斯大林本人，都比较熟悉。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向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主要官员，精准地传达罗斯福的政策和想法，他也会将苏联人的想法传达给罗斯福。这一职责，使他成为影响战时美苏外交关系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上图左边第一位是哈里·霍普金斯
当时罗斯福奉行与苏联的合作政策，自然就要选择一位对苏联抱有比较积极和务实态度的人，担任这一要职。霍普金斯就成为了他的理想人选。
霍普金斯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就对后者产生了不错的印象。当时德国的装甲集群正快速地朝着苏联的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南部推进，苏联的局势已经危如累卵。正是在这危急关头，罗斯福派遣霍普金斯前往面见斯大林，询问他都需要哪些帮助。
霍普金斯后来描述了他对斯大林的印象。说斯大林没有半句废话、任何多余的手势和矫揉造作的姿态。他非常坦率地列出了苏联的需要。“我们急需中口径高射炮、机关枪和至少一百万支步枪。如果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苏联的弹药就能直接适配，而且苏联现在并不缺弹药”。说完短期需求后，斯大林又坦率地说出了长期需要：“至于长期作战，我们需要汽油，尤其是铝。给我们高射炮和铝，我们就能再打三到四年”。
斯大林的坦率、自信和坚定，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一印象进而让霍普金斯开始相信，苏联能够抵挡住德国猛烈的攻势。他将自己的这些看法转达给了罗斯福，这对罗斯福援助苏联的决心，也起到了不小作用。
除了美国联邦行政体系，1945年上任的第79届美国国会，也对罗斯福推进对苏合作政策相当有利。
当时的国会参议院共有96个席位。其中，民主党参议员占据57席，共和党参议员占据38席，威斯康星进步党参议员占据1席。
国会众议院共有434个席位。其中，民主党众议员占据242席，共和党众议员占据190席，美国劳工党和维斯康星进步党各占据1席。
由于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占据着多数席位，不少对苏联有利的政策，都在国会顺利地获得了通过。
例如，曾经帮助罗斯福大力推动援助包括苏联在内的同盟国的《租借法案》的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以及在1945年《租借法案》第四议定书通过前、全力支持罗斯福、驳斥部分共和党反对者的汤姆·康纳利，还有在众议院帮助罗斯福延长《租借法案》进行运作的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等人，都在罗斯福推进对苏合作政策期间，给过他相当大的支持。
总之，罗斯福能够相对顺利地推进他的对苏合作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内原因，就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和司法体系内部，有许多卓越、能干的关键人物，支持他的对苏政策。
显然，如果我们想要找寻杜鲁门上台后，美国对苏政策转变的美国国内政治原因，关键就是要了解杜鲁门对苏联的态度，以及他身边的核心决策圈子，都出现了哪些变化。
因为杜鲁门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不是通过民选上台，而是临危受命，所以他在上任之初，不可能立刻就对罗斯福的原班人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上文说过的那些罗斯福身边的关键人物，往往以内阁成员或者关键顾问等身份，辅佐和陪伴罗斯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甚至比杜鲁门本人更熟悉当时的国际形势。
杜鲁门担任罗斯福的副总统期间，不少关键的外交政策，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罗斯福内阁中不少部门级别行政长官都知道的内部信息，杜鲁门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比如，作为副总统，他甚至不知道美国当时已经掌握了核武器。
因而，杜鲁门在上台之初，不得不向罗斯福身边的老助手们，例如美国海军关键人物莱希和福莱斯特等人，询问罗斯福的海军政策。还不得不向当时权力很大、正因为战争而如日中天的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了解曼哈顿工程和战后美国对德国、日本等国的占领计划。
不过，杜鲁门在内心深处，并不打算长期依赖这些罗斯福的老助手们进行决策，他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班子。但是一方面，即最根本的，是杜鲁门缺乏一定的领导能力；另一方面，鉴于罗斯福政府因为领导美国走向战争胜利而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杜鲁门不敢轻易地动这些老资历的人。
他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重用一些既在罗斯福政府中举足轻重、又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人物。很快他就物色到了这一人选，即美国前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战时动员局局长，詹姆斯·贝尔纳斯。
James.F.Byrnes
1930年，贝尔纳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院选举中胜出，并在1931年3月4日上任，一直干到1941年7月8日。杜鲁门则在1935年1月3日到1945年1月17日期间，担任密苏里州参议员。两人在参议院共事了六年半。
杜鲁门进入参议院之初，只是一位相对边缘型的议员，并无太多话语权。而当时的贝尔纳斯，一则因为个人能力很强，尤其精通国会立法程序，二则因为已在参议院里摸爬滚打了近四年，所以地位比杜鲁门高出不少。按理来说，二人不太容易建立个人友谊。
但杜鲁门的性格，给他带来了好运。他不但与贝尔纳斯性情、脾气相投，又愿意谦虚地视之为导师式的人物。这些促使贝尔纳斯愿意亲近杜鲁门。比如，他曾经帮助杜鲁门精通了参议院的运作规则，还在民主党内为杜鲁门提供了不少政治支持。作为回报，杜鲁门一方面在立场上，始终忠于贝尔纳斯，一方面也支持贝尔纳斯的政策，比如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权力、支持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等等。
私交良好、政治理念合拍，加上贝尔纳斯在罗斯福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杜鲁门没有理由不选择与他合作。杜鲁门后来亲自说过，贝尔纳斯是“我唯一真正认识、在政府中具备足够资历、能知晓所有内情并与我共担政治风险的人。”
杜鲁门在4月12日上台后，迅速于月底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专门负责向他本人汇报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外的权力格局变化情况，并将贝尔纳斯纳入进来。很快，贝尔纳斯的意见和思想就在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时，贝尔纳斯对苏联的整体态度还延续着罗斯福时期的合作态度。例如，面对苏联在东欧的一系列带有挑衅意味的政策和行动，他依然决定不与苏联对抗，而是在尽可能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避免与苏联直接冲突。他的这一态度，与他的务实主义外交理念密不可分，毕竟当时日本尚未投降，美国还要与苏联合作对付日本。
杜鲁门上台后面临的另一个比较棘手的美国国内权力格局，就是美国战争部门的全方位影响力，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过了美国传统外交部门的影响力。
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自然是战争。任何国家的战争部门，在战争期间拥有超过和平时期的影响力，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在于，杜鲁门上台后，距离战争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国家回归和平状态，战争部门过大的影响力就不再是加分项，甚至可能变为扣分项。
上文说过，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是当年美国战争部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两位，是美国军方巨大影响力的重要表现。
例如，史汀生是曼哈顿工程真正的主要负责人和掌控者，仅这一点就让他在面对杜鲁门时，多了不少底气。
Henry.L.Stimson
甚至上面说的贝尔纳斯，虽然对罗斯福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依然在不少绝密政策的知情权方面，被排除在外。
例如，罗斯福任命贝尔纳斯担任战时动员办公室主任后，贝尔纳斯完全有权知晓曼哈顿工程，但他并未获准知晓。他只知道当时美国有一项绝密工程，已经投入了接近10亿美元（这在当年对于一项工程来说，是笔巨大投入）。这项工程还能得到美国当时全年生产的碳钢的优先分配权。贝尔纳斯自己估计，这项工程比美国其他所有工业与陆军建设项目所获得的碳钢总量，还要高出20%左右。
所以，他写信给史汀生，让后者说清楚，这些钢材、资金、物资，到底被用来做什么了。为什么自己位于战时动员办公室主任这么关键的位置上，罗斯福和史汀生还要对自己隐瞒这项秘密。
而且，史汀生的影响力还不局限于美国军事领域，他身边有一群能力强悍的助手，这些人的触角，当时早已伸向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少关键领域。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当属美国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罗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以及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等人了。下图中间那位就是麦克罗伊。
从左到右依次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约翰·麦克罗伊和迪安·艾奇逊
麦克罗伊这一角色，在当时美国的定位，大致相当于政府与金融资本的中间人。他是美国跨国金融资本和美国东部建制派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46年担任大通国家银行副总裁，1947年到1949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后来又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
他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秉持的理念，与当时西方许多大资本家及其御用文人们（比如政客、律师、学者等）并无很大区别，概括起来就是：奉行全球自由贸易，鼓励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跨境流动，想方设法确保投资安全。一句话，凡是有利于美国资本增值的事，他基本上都不反对。
二战结束前，他如果想要实现这一理念，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取得战争胜利。因而他与美国许多务实派一样，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认同苏联，但是为了打败德国和日本，他也支持与苏联合作甚至援助苏联。
至于二战结束后，他对美国金融资本的走向也有着自己的打算。二战后的第一笔大生意，无疑就是重建，尤其是西欧国家、东欧国家和日本的重建。美国金融资本无论如何也要抢下这笔大单。当时唯一能够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就是苏联。
很快，麦克罗伊的这层担忧，就由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证实了。
1945年4月杜鲁门上台后不久，哈里曼从苏联返回美国。他对杜鲁门直言不讳，说苏联想要掌控东欧，甚至想要渗透进西欧。如果不阻止，那用不了多久，东欧国家就能被苏联渗透得千疮百孔。
不过哈里曼也并不认为，一定要在战争结束前就对苏联展现强硬姿态。这也体现出他务实的外交理念。他建议杜鲁门可以考虑以援助苏联战后建设为交易筹码，阻止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渗透。
William Averell Harriman
杜鲁门部分地听取了哈里曼的建议。例如，他曾警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苏联在战争结束后，务必要遵守战争期间签订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对东欧国家的渗透，以及撤出伊朗，等等。
不过鉴于战争还没结束，美国采取的这些强硬态度，并没有影响美苏关系大局。
随着美国对日本动用核武器，日本已经绝无抵抗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事实上已经结束了。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和苏联合作的背景和动力开始逐渐消失。既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邪恶势力已经被打倒，美国和苏联还有什么理由称兄道弟呢。
因而，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初，仅仅五个月的时间，苏联自身的政策和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而迅速的变化。
这种变化，几乎同步地在美国联邦行政体系和立法体系中，表现了出来。
例如，美国国务院中，与苏联展开竞争甚至对抗的声音越来越大。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乔治·凯南、查理斯·波伦、罗伊·亨德森和埃尔布里奇·德布罗等人的意见。
George F Kennan
乔治·凯南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精通俄语，学术素养很高，曾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担任过美国驻苏联外交官，又在1944年到1946年担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在苏联长达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使他对苏联的体制运作有着系统、周密和相对彻底的理解。
1946年2月22日，凯南向美国华盛顿发送了一份著名电报，史称长电报。他在这份措辞谨慎、行文考究的电报中，融入了自己对苏联长期研究的成果和心得，和自己作为美国外交官，长期在苏联一线工作的经验和思考。这份电报在当时的价值很高，成为推动和见证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由合作转向警惕的一份关键文件。我们下面节选一些内容稍作分析。
电报原文：苏联仍然活在与“资本主义包围”的对立之中，从长远来看，二者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同样充满危险，但是仍为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机遇。
在这份电报一开始，凯南就为美国和苏联未来的关系，定下了他自己的基调。即，从长远来看，苏联和美国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共处。既然如此，与苏联竞争和对抗，就成了美国的唯一选择。
他还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也有冲突。这种冲突显然会给苏联的发展带来机遇。凯南这里主要就指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潜在冲突。
凯南接着论述了他认为苏联会在二战结束后采取的国际政策：
电报原文：苏联必定会尽一切努力，提升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实力。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从集体和个体层面，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苏联及其海外盟友的行动，必定会聚焦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最终升级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苏联则必定会促使这些战争能够影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格局。
凯南认为苏联不可能在战后保持与美国的合作政策，而是必定采取扩张政策，不断在其能力范围内扩大国土面积，或者至少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实际影响力。
在扩张自身势力范围的同时，苏联还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和战争，趁机壮大自身，削弱对手。接着，凯南写道：
电报原文：苏联这一路线，并不代表俄罗斯民众的真实观点。俄罗斯民众对外界抱有善意，渴望……过上平静的生活、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苏联这一路线，仅仅表明上面的态度，是上面在持续地向公众灌输这些思想。
而且，苏联这一路线所依据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完全可能和平共处。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坚持这一路线，原因在于，苏联人的本能中拥有一种不安全感，当苏联人与组织程度更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接触后，这种不安全感加剧了。
如果大家稍微了解冷战或美苏争霸后来几十年的发展脉络，就会明白凯南这段电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预言了后来美国的对苏政策。即，一边分化苏联上层与民众，一边争取苏联民众。
凯南将苏联即将采取强势政策的原因，全部甩给苏联的不安全感，认为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其与西方国家竞争。鉴于这是凯南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他未必会在其中说出他本人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猜测，如果这是（也就是将苏联的强势政策完全归因于其不安全感）他的真实想法，那么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了。因为美国和苏联双方的不安全感，才是冷战的重要原因之一，绝不能将原因仅仅归结为苏联单方面。
另一方面，凯南完全甩锅给苏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华盛顿对苏联政策转向的心理压力、道德压力和舆论压力。反正都是苏联的错，美国是不得已才对苏联强硬的，所以美国并没有错。
如果上面美国对苏联的这些观察，还不足以促使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发生比较快速的转向，那么苏联在1946年的一系列行动，就成为美国这么做的绝佳理由了。
1946年1月，在亲苏的恩维尔·霍查领导下，阿尔巴尼亚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为苏联阵营的一员。2月到3月，苏联通过操控选举等一系列手段，逐渐在波兰确立了优势地位。1946年全年，苏联都在通过各种手段，逐渐扩大其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影响力，挤压了西方阵营在这两个国家的势力。5月，苏联采用切香肠战术，大大增加了在匈牙利的影响力。
另一件加剧美国对苏联担忧的事件，是伊朗撤军。英国和苏联曾在战争期间的1942年商定，二战结束后的六个月内，所有盟军必须从伊朗撤军，苏联当时表示认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二战结束。按照商定，盟军必须在1946年3月之前，完成撤军。
然而到了三月，苏联却拒绝撤军。伊朗境内的亲苏势力还在试图影响伊朗未来的走向，甚至掌控伊朗。苏联红军也继续驻扎在与苏联接壤的伊朗阿塞拜疆省。苏联特工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大肆传播亲苏言论，宣传亲苏意识形态。
正是上面这些因素的合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加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