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编者按】文学名刊是时代精神的坐标，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顶端文学推出“文学名刊主编访谈”系列策划，旨在对话全国名刊文学掌门人，打捞办刊理念，追问文学当下价值，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场的深度思考。本期我们走进《北京文学》，与主编师力斌展开对话。
师力斌
《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六年来，始终与时代同频、与大众共振。
从老舍先生开创的大众文艺传统，到如今“新大众文艺”栏目的推出，师力斌始终强调，《北京文学》选稿不降标准，只拓来源，让来自第一现场的烟火气得以呈现。与此同时，“新北京作家群”以多元、流动、包容的姿态，延续京味文学血脉，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微观真实；而“到世界去”栏目则折射出中国人从仰视到平视的心态转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刊物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刊格局。
谈及00后诗歌的代际特征、好作品的“终极瞬间”，以及学院式“悬空写作”与大众“生活写作”的互补，师力斌坦言：语言与情感是基石，而那个让编辑心里一动的细节，正是文学不可量化的魅力所在。访谈最后，面对“如果见到老舍先生”的时光隧道之问，他说：“精品文学，永远是民族精神的高楼与桥。”
《北京文学》2026年4月封面
从老舍到“新大众文艺”
顶端文学：《北京文学》1950年创刊，在你看来，这份刊物76年来贯穿始终的精神血脉是什么？当前我们强调“新大众文艺”，与老舍先生那一代开创的大众文艺传统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传承与激活？
师力斌：《北京文学》首任主编是老舍，赵树理、汪曾祺、浩然等先生都曾在此工作，历史深厚。其核心传统正在于大众文艺——老舍和赵树理都是典型代表。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我们最近专门推出了“新大众文艺”栏目，已办五期，作者包括皮村文学小组、做国际皮货贸易的经纪人、打工诗人、炒股经纪人等。我们的核心主张是：不降低文学标准，而是让文学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元，让来自第一现场、带着泥土和烟火气的画面得以呈现。这跟“降低标准博流量”的庸俗大众化有本质区别——我们坚持文学性，只是拓宽了作者的来源。让每一个热爱写作的普通人都有机会被认可，从而真正实现拥有“规模宏大的文艺队伍”的目标。
顶端文学：从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到朱玉《天堂上的云朵》，再到韩毓海的《大地上的学问》、陈建功的《我们脏的时候》、冯骥才的《清流》，我发现《北京文学》刊登的报告文学正从“事件记录”走向“文化关照和人的精神史”。
师力斌：这个观察很敏锐。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文学栏目叫“现实中国”，长期关注国计民生和重大历史节点，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抗战胜利80周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80周年、奥运会、冬奥会等，均设专题约稿。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话题也发了大量文章。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作品的内涵不断深化。比如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写肾病透析医疗状况，获鲁迅文学奖；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8万字记录汶川抗震救灾，反响很大。此外，C919大飞机、“蛟龙”号深潜探测、雪龙号北极科考等科技题材均为首发。2025年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年选共选12部(含长篇)，其中5部来自《北京文学》，比重很大，是对我们的肯定。
另外，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学术含量和社会关怀也在不断拓展。比如韩毓海的《大地上的学问》《大雨落幽燕》(写北京城水系，从金元到明清并扩至全国)。冯骥才先生的《清流》是他的第五部传记文学，从儿童时代写到当下，跨度大、文笔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单行本。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拓展了我对报告文学的认识，思想性和文学性越来越强。
顶端文学：从余华、王安忆到今天的90后、00后作者，《北京文学》的“新人自荐”栏目坚持了数十年。你们判断一个素人作者是否“值得推”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师力斌：我们有“好看小说”和“新人自荐”两个栏目。推新人是我们的传统，余华、王安忆、浩然等作家的处女作发在《北京文学》，后来的石一枫、彭敏也是如此。我们的标准既重名家，也重新人。判断一个新人，主要看作品本身是否有文学潜力，而不看作者的名气。
顶端文学：“名家开篇”栏目有意打破“名家只发小说”的惯例，是否意味着《北京文学》试图重新定义“文学刊物”的边界？
师力斌：这个栏目打破了名家只发小说的格局，意在加强思想性和社会关注度。比如陈平原先生论教育，莫言先生论小说与戏剧。还有赵冬梅教授写独生子女家长教育，以及谢冕先生与高昌先生关于百年新诗旧诗“和解”的对话——提出新诗与旧体诗应相互学习，打破五四以来分庭抗礼的格局。这些文章首发后反响很大，多家新媒体第一时间转载。
从京味到“新北京”
顶端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栏目2023年开辟，短短两年多已推出近50位作家，一些作品甚至成为高校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个“新”与老舍笔下的“京味文学”之间，最核心的延续是什么？
师力斌：“新北京作家群”体现首都文学特色，重点发现在北京写作的作家——不论是原住民、北漂，还是迁徙中的写作者，包容性很强。从2023年至今，我们已推出近50位作家，早期每篇配三篇评论。2025年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了11位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文起京华》，刘恒先生作序题字，开了研讨会，销量和反响都很好。目前研究该现象的学者和机构很多，北师大北京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同代人沙龙等都有涉及，有学者申请专项课题，还有博士生以此作为论文方向。新北京作家群的出现，既延续了京味文学关注北京生活的传统，又突破了地域和身份的局限——它的“新”在于多元、流动和包容，这正是与老舍时代最大的不同。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大量有活力的中青年作家，以整体面貌呈现他们的成就，是呈现当代文学创作丰富面貌的好举措。
顶端文学：倪学礼的《赛罕乌拉夜话》、刘汀的《富贵如云》与石一枫的《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新北京写作的三种精神向度：草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你是否认同这种观察？
师力斌：今年我们推出了倪学礼(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著名影视编剧，多次获飞天奖、金鹰奖等)的小说。他转向小说创作后，我们第四期发了短篇小说《赛罕乌拉夜话》，写草原，研讨会学者认为可与艾特马托夫、契诃夫的草原文学相媲美，语言和思想艺术都很出色。去年刘汀的《富贵如云》写一个热心但有性格缺陷的老北京人，人物鲜活，入选2025年中国当代小说学会等多个排行榜的中篇小说年度榜首。石一枫的《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也入选了多个排行榜。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代首都生活和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也展现了北京作家的创作活力。我认为，新北京作家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意义在于他们用鲜活的个体叙事，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复杂处境与精神变迁，这种微观真实是宏观数据无法替代的。
顶端文学：“到世界去”栏目的创设，源自徐则臣《玛雅人面具》在拉美被翻译、研讨的跨文化事件。这与20世纪初鲁迅、老舍等人“出国求学”的经历相比，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姿态发生了怎样的根本转变？
师力斌：这个问题触及了本质。“到世界去”栏目源于徐则臣的《玛雅人面具》被译成西班牙文，在拉美引发关注并召开了线上研讨会。该作品与《紫晶洞》一起收入他的《域外故事集》，《玛雅人面具》还获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这说明中国人到世界去写作已成为新现象——从100年来“拿来主义”式膜拜西方、学习西方、到80年代后“走出去”，到新时代以来作家们在哪里写，世界就在哪里。这种转变的核心是心态，不再仰视或焦虑，而是平视和从容。之后我们请张翎写了5篇非洲肯尼亚游记，近10万字，作家出版社很快出书；又约了禹风写巴黎，孟小书写约旦，藤曼写美国，苏沧桑写南美等。这些华人经验完全改变了，甚至重构了我们原先对中西方关系的认知。总体来说，“新北京作家群”立足北京，“现实中国”面向全国，“到世界去”放眼世界，构成了我们办刊的三大格局。
用精品文学筑起精神的桥
顶端文学：《北京文学》连续四期推出“00后诗歌大展”，从四百多位作者中遴选110位。从编辑视角看，00后诗人的精神图景与70后、80后相比，最值得关注的代际特征是什么？
师力斌：很多年轻作者都是从诗歌起步的。2023—2024年我们设立栏目快速推出90后、00后诗人，一年推出200多人次。2025年第七至十期连续办了“00后诗歌大展”，邀请全国近10家刊物的诗歌编辑帮忙约稿，从四百位00后中选出110位，连续4期推出，篇幅大、速度快，影响很大。后来我们还做了两期微信，请其中20位年轻诗人谈创作，发现00后诗歌与以往代际确实有显著不同，也有延续性。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更少受到流派和运动的裹挟，更倾向于从个人经验、碎片化的日常和内心想象出发，呈现出一种更自由、更个性化、更去中心化的精神图景。这对诗歌的未来意味着一种可能性——诗歌可能回归到更本真的情感表达，而非观念先行的写作。
顶端文学：你提出“好作品”的两条标准：语言和情感。但在实际审稿中，有没有一个无法被量化的“终极瞬间”，比如一个细节、一种语调、一处留白，会让你立刻确认“这就是我们要的”？
师力斌：你问得很深刻。我们的标准就是“好作品”。第一是语言，语言所表达的经验、形象要艺术化，包括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借鉴。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除此无他。语言是否精炼准确、是否独特极端要紧。叙述是否熟练，成熟作者和新手一眼能看出。第二是情感和经验：是否与当下社会、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相关。不一定要写当下题材，写古代也可以，但出发点和着眼点须是当代的情感和问题。至于您说的那个“终极瞬间”，确实存在——有时候就是一个细节的准确、一种语气的独特、一处留白的恰到好处，会让你心里一动。这个直觉背后，既有个人的文学教养，也有长期阅读积累形成的时代感知，很难完全量化，但编辑们心里都有那杆秤。
顶端文学：你敏锐地区分了学院式的“悬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的“生活写作”。在当前鼓励“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政策背景下，这两种写作路径是互补关系，还存在某种内在张力。对于那些有才华但阅历有限的年轻作者，您的建议是“走向生活”还是“深耕经典”。
师力斌：现在确实有两种倾向。一种来自高校文学专业，对经典和技巧掌握较好，语言雕琢，但有时不接地气，缺乏生活根基，我们称之为“悬空写作”。另一种来自新大众文艺，如范雨素、王计兵、余秀华，他们的写作从生活出发。这两种路径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关系。我的建议是：年轻人应相互借鉴——保持想象力、文学修养和语言基本功，同时更多关注时代、关注中国问题，作品一定要有文化感和历史感。也就是说，“走向生活”和“深耕经典”并不矛盾，关键是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是需要警惕的情况。
顶端文学：《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出台，作为纯文学期刊的主编，你对10年后的《北京文学》持怎样的预期？你提到《东方少年》44年来对儿童文学的坚守，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在主动“从娃娃抓起”，为未来的文学人口蓄力？
师力斌：文学期刊是精品文学的载体。从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时期，文学承担着改造国民性、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功能。80年代文学期刊更是独领风骚。新媒体时代传播力虽受限，但作品质量依然可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法规形式推动，是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一个民族不仅要有高楼大桥，精神上也需要“高楼的视野”和“精神的桥”，精品文学正是这种精神高度和文化宽度的体现。
我们也在用各种办法推动全民阅读，希望各界关注《北京文学》和《东方少年》《北京纪事》。《东方少年》创刊44年，儿童文学非常重要——孩子是一张白纸，好的文学、好的插画、好的人物形象可能影响一生。所以，我们确实在“从娃娃抓起”，为未来的文学人口蓄力。10年后的《北京文学》，我相信不会退化为小众精英读物，而是会在精品化的同时，通过新大众文艺、数字化传播等方式，不断拓宽与时代共振的新路径。
顶端文学：最后一个问题，带有温度和敬意。如果有时光隧道，你能见到老舍先生，除了向他汇报《北京文学》76年的坚守与创新之外，最想向他请教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师力斌：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了。我经常觉得老舍先生、汪曾祺先生在看着我们办刊。我想对他说的是：老舍先生，我们《北京文学》对得住您。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对大众的关注、对文学的尊严和精致要求、对文学艺术的敬重和认真的态度，请您放心。我们热爱您、敬重您。至于向他请教的问题，我想问：您当年设想的“大众文艺”，在今天这个短视频、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不过我相信，他会支持我们现在的探索。
师力斌（1970年4月-），笔名晋力，男，汉族，山西长子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诗人，评论家。现任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东方少年》执行主编。
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等学术专著，诗集《大风福利》《狂奔》等。
来源：顶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