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娶了一位只读过小学二年级的妻子。 他们的情书，不是洋洋洒洒的文字，而是一幅幅笨拙又可爱的简笔画。 这个男人叫莫言，他的妻子叫杜勤兰。
1973年，18岁的莫言在高密县第五棉油加工厂当合同工。 厂里有个叫杜勤兰的女工，话不多，干活利索。 莫言对她一见钟情，但因为家境贫寒，性格内向，整整三年都没敢开口。 他只能偷偷看她，打个招呼就脸红心跳地跑开。
转机出现在1976年。 莫言收到了入伍通知书。 他觉得，如果再不说，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在一个雪后的下午，他鼓起勇气把杜勤兰约到厂外的空地。 雪地上，两人走了很久，脚印凌乱。 莫言紧张得语无伦次，杜勤兰等得不耐烦，转身要走。 情急之下，莫言终于喊出了那句憋了三年的话：“杜勤兰，你知道不？ 我一直喜欢你！ ”杜勤兰的脸一下子红了，她低下头，轻声说：“那你赶快托媒人上俺家提亲啊。 ”
莫言去了部队，两人开始了异地恋。 杜勤兰只上到小学二年级，识字不到500个，不会写信。 她想出了一个办法：画画。 她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胖胖的男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正大口啃着白面馒头，右下角写了一个小小的“兰”字。 这封“画信”的意思是：你在外面要吃饱穿暖，照顾好自己。
莫言收到信，心领神会。 他也用画回信：画上一男一女对坐在热炕上吃饺子，窗外鞭炮齐鸣。 他在告诉杜勤兰：等我过年回家，咱们一起吃饺子。 一来一往的“画信”，成了他们之间最质朴又最浪漫的情书。
1979年7月，莫言请假回家，和杜勤兰结婚了。 按照当时的风俗，聘礼要有“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 莫言家里穷，只买得起自行车和缝纫机，买不起手表。 杜勤兰没有一句怨言，她说：“只要以后对俺好就行。 ”
婚后，莫言回到部队，杜勤兰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去工厂的工作，回到农村老家。 她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照顾年迈的公婆，操持繁重的农活。 后来女儿管笑笑出生，她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莫言在部队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杜勤兰听说后，漫山遍野去采草药，把药汁揉进高粱面里，做成“爱心煎饼”寄到部队。 那是莫言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味道。
1987年，电影《红高粱》火遍全国，莫言一举成名。 名气带来了光环，也带来了诱惑。 曾有女读者找到莫言，直言不讳地说：“你和你妻子学识、地位差距太大，不是一路人。 我比她更适合你。 ”莫言的回答很干脆：“爱情和学识、地位无关。 我早已认定，和我朝夕相处的妻子，就是我要相伴一生的人。 ”
莫言心里对妻子一直有份深深的歉疚。 上世纪80年代，杜勤兰怀了二胎。 当时莫言刚在部队提干，怕违反政策影响前途，他回家劝说妻子放弃这个孩子。 杜勤兰沉默了很久，最终依了他。 这件事成了莫言心里的一根刺。 多年后，他把这份愧疚写进了小说《蛙》里。 他说，这部作品包含着对作为母亲的妻子的一种歉疚。
1995年，杜勤兰带着女儿搬到北京，和莫言团聚。 她依然是莫言最坚实的后盾。 莫言写作时，她就在隔壁房间安静地做家务，从不打扰。 她会把莫言新写的小说念出来，问他“顺不顺”、“好不好懂”。 她的意见，常常给莫言带来新的灵感。
时间来到201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 莫言身着黑色燕尾服，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 台下，他的妻子杜勤兰和女儿管笑笑身着盛装，静静注视着这荣耀的一刻。 颁奖礼后，莫言在人群中紧紧拥抱了妻子。 有记者问他获奖感受，这位山东汉子说：“诺贝尔文学奖，有妻子一半的功劳。 ”他还说过另一句话：“我最大的成功，不是得了诺贝尔奖，而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
成名后的莫言，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 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长期挤在部队分的一套91平方米的房子里。 获得诺贝尔奖后，记者问750万奖金打算怎么用。 莫言说，想在北京买套大点的房子。 妻子杜勤兰解释，就是想一家人住得宽松点。
如今，莫言和杜勤兰都已年过花甲。 莫言喜欢穿布鞋，杜勤兰就每年亲手给他做两双。 他爱吃家乡的高粱面，她就变着法子做。 夏天，莫言喜欢光着膀子在院子里踱步构思，杜勤兰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她允许他做最真实的自己。 而莫言，也从未要求妻子去改变什么。 他尊重她的一切，包括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这个事实。 他说，她只是和他走了不同的路，但他们的终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