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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与父母同住的概率几乎是女性的两倍。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这一趋势对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影响尤为明显——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相比，他们更难保住工作。
随着全美房租飙升，越来越多男性选择搬回父母家中，而许多人在搬回老家后便不再工作。事实上，目前六分之一（16%）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与父母同住，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8%。美国男孩与男性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en）研究生研究员加布里埃尔·彭罗斯在一篇最新工作论文中，通过梳理长达六十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明确指出住房成本上涨与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彭罗斯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确实存在一些非常现实的经济因素，正在压缩美国未受过大学教育男性的选择空间。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本质上是这一群体对一个将其生活成本挤压到难以负担的体系所做出的理性反应。”
自1960年以来，美国实际房租上涨了150%。同一时期，受自动化、全球化和制造业崩溃的影响，未受过大学教育男性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彭罗斯在论文中指出，随着房租上涨，越来越多美国人被迫搬回父母家中居住。男性搬回父母家的比例几乎是女性的两倍。而数据显示，那些回到父母家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高级研究员、机会与社会流动中心主任斯科特·温希普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更令人担忧，是因为如今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所面临的劣势，比起彭罗斯研究的时间起点20世纪60年代更为严峻。
温希普对《财富》杂志表示：“如今，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人数比上一代少得多，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对这一群体给予高度关注。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的劣势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如今年轻人中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已经上升到约40%，而过去这一比例要低得多。这一点令我深感忧虑。”
房租上涨迫使人们搬回父母家中
当某一地区房租上涨10%时，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搬回父母家的概率会上升1.1个百分点。彭罗斯在论文中采用了山脉、海岸线和湖泊等地理因素作为研究工具，她发现在地形限制建筑开发、压缩住房供给的地区，住房成本上涨与当地工资水平或就业前景完全无关。
她解释称：“在某些地区，住房成本更高，并不是因为人们收入更高从而推高了价格，而是因为湖泊、海岸线等地理因素限制了房屋供给。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更难建设，所以房价更高。”
温希普指出：“如果在住房成本高昂的城市中，没有出现更多男性与父母同住的现象，那才令人意外，毕竟顾名思义，这些城市的住房可负担性本就更低。”他长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男性收入变化趋势。
论文指出，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婴儿潮一代父母拥有大量住房资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接纳成年子女同住。彭罗斯表示：“当成年子女因房价过高被‘挤出’住房市场时，父母为他们提供支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一种‘正常商品’——也就是说，人们越富有，在这方面的支出就越多。父母赚得更多，而子女的收入却在缩水。”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NAR）会员与消费者调查研究主管布兰迪·斯诺登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她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谈及NAR发布的《2026年代际趋势报告》（2026 Generation Trends）时指出：“婴儿潮一代仍是近期购房的主力军。”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婴儿潮一代近期购买了多代同堂住房。“这让他们既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或亲属，也能接纳搬回家中或从未离开的成年子女。”
在25至45岁的男性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翻倍，从7%上升至目前的12%。女性的这一比例同样有所上升，但基本维持在7%。至于为何这一现象对男性影响更大，关键在于子女因素。彭罗斯单独分析那些没有子女且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后，发现她们的行为模式与男性几乎完全一致。
她表示：“我将没有大学学历且没有子女的女性单独拿出来分析后发现，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以及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变得与这些男性非常接近。差异主要在于是否有年幼子女。”
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与父母同住后便不再工作
彭罗斯这篇论文中最关键的发现，是男性搬回父母家之后的状态变化。与独立居住者相比，与父母同住的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低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房租每上涨10%，劳动力参与率就会下降0.5个百分点。初步估算显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群体总就业下降，约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住房成本上升。
温希普在评价这一发现时表示：“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通过观察那些二三十岁仍住在父母家的成年人，你会发现他们往往是同龄人中处境最不利的群体。因此，他们在找工作、保住工作方面本就面临更多障碍，也更有可能最终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30岁出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中，有五分之一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在40岁左右仍然较高，约为14%。在既住在父母家、又不工作的男性群体中，有四分之一从未有过任何工作经历，而这一比例在1980年约为五分之一。
彭罗斯指出：“有些人反驳说，也许这些男性只是把父母家当作奋斗的跳板。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那些住在父母家的男性，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劳动力市场。”
分区限制和建筑开发限制不仅推高了城市住房成本，也在无意中压低了最无力承担高住房成本的男性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彭罗斯在报告中写道：“限制住房建设的政策，抬高了‘独立生活成本’，在无意中削弱了劳动力参与。”
她表示：“我们在讨论住房政策时，往往只关注‘可负担性’，但其实更关键的是要让人们具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如果纽约等城市的政策能够降低住房成本，应该会提高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
温希普也认同彭罗斯的观点。他指出，纽约、旧金山等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往往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存在房租高企这把“双刃剑”。
温希普表示：“这其实指向了问题的一个真正‘根源’，那就是土地使用规定和分区制度对住房建设的限制。遗憾的是，恰恰是那些经济最活跃、配套资源丰富、更有利于实现阶层上升的城市，反而更容易受到这些分区问题的制约。因此，这个领域绝对值得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
婚姻：被忽视的关键因素
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数，有史以来第三次超过男性。而随着女性收入超过男性，她们在家庭中的付出也在增加。温希普呼应了此前的一些研究观点，认为传统婚姻观念的弱化，是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温希普表示：“我认为，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其实是结婚率的下降。过去，许多年轻男性和工薪阶层男性会结婚，因此他们可以与伴侣共同承担更高的住房成本，而不必搬回父母家。但如今，随着结婚率大幅下降，单身男性显著增多，尤其是在年轻人和工薪阶层中更为明显。在住房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他们比过去更难承受这种经济压力。我认为，这一点是这篇论文很多发现背后的重要原因。”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男性，面对这种现状，你可能看不到未来承担家庭责任的必要。在这样一个不再由男性担任主要家庭经济支柱的新环境中，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这会让他们更倾向于减少工作投入，甚至选择继续和父母同住。我认为，婚姻问题才是真正被忽视的关键。”（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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