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80岁）人群是卒中的高发群体，且发病风险随年龄增长呈显著上升趋势。数据显示，全球约75%的卒中发生在年龄≥65岁，5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10岁，卒中发病风险便会增加1倍[1]。《柳叶刀》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1990-2019年中国高龄卒中发病率上升比例超30%，患病率上升比例高达63.1%[2]。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高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15亿[3]。庞大的人口基数叠加高发的卒中风险，无疑对我国卒中诊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日益严峻的高龄卒中防控形势，及时规范诊疗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卒中救治的核心是“时间就是大脑”：脑血管堵塞后，每延迟1分钟，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死亡[4]，及时恢复脑部血流是挽救患者生命、减轻后遗症的关键。静脉溶栓通过药物溶解血栓、恢复血流，能够在发病4.5小时内挽救尚未完全坏死的脑组织，是国际公认的有效治疗手段。
然而，在临床实践中，这一有效手段在高龄人群中的应用却明显不足。临床数据显示，我国80岁以上卒中患者溶栓率仅35.7%[5]。一边是明确有效的治疗手段，一边是偏低的应用比例，这种落差引发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高龄卒中患者究竟能否溶栓？又该如何合理选择溶栓药物？这些问题，正成为临床医生在诊疗中绕不开的现实课题，也是当前卒中领域亟待探索的重要方向。
穿越年龄迷雾，
循证医学给出了答案
高龄老人发生卒中，情况往往比年轻人复杂得多。高龄老人的身体基础更薄弱，通常同时存在多种合并症。多重合并症定义为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慢性病，在老年人中是一种常态，并且在卒中患者中非常普遍，估计65岁以上存在多重合并症的卒中患者达89%[2]。这意味着高龄卒中的治疗，从来不是单一的卒中救治，而是需要兼顾多种基础病的复杂系统工程，这也让不少医生在溶栓治疗的选择上心存顾虑。
然而，对于高龄患者来说，不溶栓的结局可能更令人担忧。一项Meta分析显示：高龄卒中患者未接受溶栓治疗，良好预后比例仅13.1%[11]。换言之，近九成的高龄患者在发病后无法实现理想的神经功能恢复，将面临不同程度的残疾甚至死亡。严峻的临床现状不断促使医学界探索着更优的答案。2010年大型登记研究分析（SITS-ISTR&VISTA）[6]结论指出在高龄患者中溶栓治疗与更好的结局相关，年龄不应成为溶栓治疗的阻碍。2012年IST-3研究[7]也指出静脉溶栓治疗所带来的获益在高龄患者中并未下降。
基于丰富的循证证据，国内外权威指南形成了共识：《2019 美国AHA/ASA 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管理指南》《2021 欧洲 ESO 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指南》《2023中国脑血管病临床管理指南（第二版）》均明确，发病时间在 4.5 小时内的高龄卒中患者，推荐进行溶栓治疗[8-10]。
2024年10月，中国国家药监局（NMPA）正式批复，去除了阿替普酶说明书中关于80岁以上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用药禁忌。这意味着，高龄溶栓的临床路径，在政策层面被彻底打开。
权威指南推荐的底气，
全球共识下的药物选择
当决定为高龄卒中患者溶栓后，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用什么药？对于高龄患者，药物的选择需要格外审慎，应优先考虑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循证证据充足的药物。
原研阿替普酶在这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其在临床上应用超过30年，历经超 10000 项研究验证（PubMed检索日期截至2025年9月18日），其中包括 770项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3200 项临床试验以及 8084项项病例报告与综述，充分探索了其在不同急性缺血性卒中人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安全性方面，一项纳入了7项阿替普酶与安慰剂随机试验及欧洲 SITS-UTMOST 注册数据库中患者数据的Meta分析表明，在高龄患者中，使用原研阿替普酶静脉溶栓，症状性颅内出血（sICH）发生率仅1.4%[11]。
有效性方面，系列真实世界研究为原研阿替普酶的临床价值提供了坚实支撑。一项旨在评估中国80岁以上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阿替普酶使用趋势、临床特征及治疗结局的真实世界研究[12]显示，在30 902例符合溶栓条件的80岁以上患者中，8673例接受了阿替普酶治疗。接受阿替普酶治疗的患者表现出短期功能结局改善：mRS评分为0-2（aOR 1.12, 95%CI 1.06-1.18, p<0.001）、mRS评分为0-1（aOR 1.14, 95%CI 1.08-1.19, p<0.001）及出院时独立行走能力（aOR 1.14, 95%CI 1.08-1.20, p<0.001）。此外，未观察到住院死亡风险的显著增加（aOR 1.12, 95%CI 0.93-1.35, p=0.23）。
另一项真实世界研究[13]比较了在症状发作4.5小时内接受静脉阿替普酶治疗与未接受再灌注治疗的80岁以上中国AIS患者一年后的良好临床结局。结果显示，与未接受再灌注治疗组相比，静脉溶栓组有更高比例的AIS患者达到了更好的临床结局（mRS 0-1）（27.7% vs. 23.8%；p＜0.001），获得功能独立性（mRS 0-2分）的患者比例也更高（37.3% vs. 33.7%；p＜0.001）。两组间住院期间颅内出血、住院期间全因死亡率和1年全因死亡率均无显著差异。
除了疗效和安全性，对于高龄患者而言，治疗过程中的“可控性”也至关重要。阿替普酶的给药方式是先静脉推注10%，剩余剂量在1小时内持续滴注。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一旦患者在输注过程中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或病情变化，医生可以立即停止输注，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凭借扎实的临床应用经验与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原研阿替普酶已成为高龄患者溶栓治疗的安全之选，并获得《2024中国卒中学会急性缺血性卒中再灌注治疗指南》《2023中国脑血管病临床管理指南（第二版）》《2021ESO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指南》《2019美国AHA/ASA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管理指南》等国内外权威指南一致推荐。
患者姜XX，女，89岁，因“左侧肢体无力伴语笨3.5小时”于2026年2月20日就诊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既往高血压病史10年（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可），吸烟史30年，饮酒史约2年。
入院查体：构音障碍，左侧肢体肌力1级，NIHSS 10分。急诊CT提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疏松。
入院后予阿替普酶静脉溶阿替普酶3.6mg静脉推注、32.4mg静脉泵入栓，同时给予改善循环、强化调脂稳定斑块治疗，溶栓结束时患者构音障碍明显好转，肢体无力同前（NIHSS 9分）。
次日完善其他检查：DWI提示右侧基底节区、右侧脑室旁新发脑梗死；MRA提示右侧大脑中动脉M2段及左侧大脑中、后动脉局部狭窄；同型半胱氨酸为44µmmol/L。
急诊CT
复查CT
DWI检查
MRA检查
溶栓后24 h复查头部CT未见出血，启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双抗治疗，余对症治疗。
患者入院第三日病情明显好转，左侧肢体肌力3级（NIHSS 4分），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康复治疗。
专家点评
汤颖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卒中病房主任，卒中中心神经内科负责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卒中协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神经遗传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
中国衰老生物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临床研究与质量评价专业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黑龙江省医学会卒中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重症专业委员会常委
黑龙江省卒中学会常务理事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百万成残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神经重症专业委员会常委
主要从事脑血管病，帕金森氏病的临床基础研究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两项，省部级课题五项
卒中救治的深层思考：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不该被年龄叫停
上述诊疗经验中的患者为89岁高龄女性，结合其症状及体征，左侧肢体无力定位于皮质脊髓束，构音障碍定位于皮质延髓束，综合定位于右侧基底节区，定性为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史、吸烟饮酒史，均为脑血管病的明确危险因素。
患者入院时NIHSS 10分，左侧肢体肌力仅1级，属明确致残性卒中，静脉溶栓指征明确。患者虽为89岁高龄，但无其他溶栓禁忌，遂予规范溶栓治疗。溶栓后患者神经功能改善显著——入院第三日左侧肢体肌力由1级恢复至3级，NIHSS评分由10分降至4分。这一诊疗过程表明：高龄不是溶栓的“拦路虎”，关键在于个体化评估，需结合患者基础状态、危险因素及病情严重程度综合判断。
静脉溶栓是急性缺血性卒中救治的关键手段，面对高龄患者，医生需要权衡的不是“溶不溶”，而是“怎么溶”——在治疗风险与生命威胁之间，找到那个最优解。该例中，尽管患者高龄、低体重（40kg）、合并多重危险因素，但通过严格把握适应证、精准计算剂量、密切监测病情，最终实现了安全有效的再通治疗。
高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能从静脉溶栓中获益是毋庸置疑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研究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未使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相比，80岁以上患者使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出院时功能结局有所改善，尽管症状性颅内出血的风险较高但住院死亡率没有增加[5]。该研究结果与领域内大型登记研究分析（SITS-ISTR&VISTA） [6]结果一致，进一步佐证了高龄患者溶栓治疗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高龄卒中的救治挑战仍将持续，但医学界对年龄禁区的突破，对溶栓治疗的不断探索，正在为更多高龄老人撑起一把生命的“保护伞”。而这背后，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进步，更是医疗理念的升级：让每一位卒中患者，无论年龄多大，都能获得平等的救治机会，都能拥有被挽救的可能。
审批编号：PC-CN-105841
制作日期：2026年4月20日
有效期至：2027年4月20日
仅供医药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排版：张晶
编辑：宋箐
审核：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