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来，已有100名美国前国会议员卸任后为外国政府效力，其中85%服务于被评定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的政府。
前议员利用其在国会的人脉，为沙特、阿联酋等国家游说，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军售及贸易，甚至推动军事干预。
前议员诺姆·科尔曼隐瞒其沙特说客身份，在美国防部长提名听证会上作证；埃德·罗伊斯卸任数周后即成为沙特游说机构政策总监。
国会内部已出现跨党派共识，提出多项法案试图禁止或限制前议员转任说客，但尚未有法案正式通过成为法律。
外国政府通过雇佣前议员获取丰厚政治回报，如前参议员托里切利为其客户“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收取了270万美元游说费。
就在皮特·海格塞斯为获得国防部长提名确认而艰难苦战时，一位经验丰富的政客赶来为他四处拉票。此人正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诺姆·科尔曼。
科尔曼带着海格塞斯在国会山四处拜访，并积极游说自己的昔日同僚。随后，他甚至亲自在海格塞斯的听证会上作证。
在证词中，科尔曼不仅对这位被提名人赞赏有加，还指责拜登政府未能有效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航运通道的威胁。他公开表示：“皮特·海格塞斯确实是一位打破常规的候选人，而我认为现在正是打破常规的时候。”
然而，科尔曼在证词中刻意隐瞒了一个事实：他本人正是沙特政府花钱雇佣的说客。
他目前就职于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该机构仅在过去一年就从沙特大使馆获得了300万美元的丰厚报酬。在《华盛顿邮报》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案以及沙特主导干预也门局势之后，科尔曼在重塑沙特王室国际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无疑是华盛顿“旋转门”效应最极端的体现。一位前联邦参议员，拿着在国防领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外国政府的薪水，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美国国防部长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而这位即将上任的部长，未来将掌控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科尔曼从国会议员摇身一变成为外国代理人的轨迹并非个案。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最新分析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已有整整100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卸任后为外国政府效力。
相关数据图表显示，这些前议员最主要的雇主往往是外界眼中的威权制国家。
这些游说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利比亚、卡塔尔、俄罗斯。
在所有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前国会议员中，高达85%的人曾为被“自由之家”评定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的政府提供服务。在排名前十的海外金主中，仅有韩国地区被该机构列为“自由”级别。
倡导组织“公众公民”的政府事务专家克雷格·霍尔曼对此分析指出，部分国家之所以在游说上投入巨资，是因为它们的诉求往往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存在较大分歧。
梳理那些最为活跃的“议员说客”的客户名单可以发现，许多前议员在任期间都曾供职于负责监督国家安全事务的关键委员会。
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前众议员伊莱亚娜·罗斯-莱赫蒂宁，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前众议员埃德·罗伊斯。这两人在卸任前，都曾担任过举足轻重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数据显示，这些游说业务的最大客户群高度集中在中东和东亚地区。这些国家之所以热衷于雇佣美国前议员，正是看中了他们在美国政府内部无可比拟的人脉网络。
在这些政治掮客的暗中运作下，相关国家得以争取到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和军售合同。而在某些极端案例中，他们甚至能推动美国发起军事干预。
以罗伊斯为例，作为一名业务广泛的外国说客，他曾先后为10个不同国家的海外利益奔走。早在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期间，罗伊斯就对沙特的游说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度。
2017年，在国会辩论是否应终止对沙特主导的也门联军提供支持时，罗伊斯强烈反对撤回支持。令人震惊的是，他当时在会上宣读的发言要点，正是由一家为沙特政府效力的公关公司提前分发的，部分内容甚至一字不差。
2019年，罗伊斯在卸任国会议员仅数周后，便无缝衔接出任布朗斯坦律师事务所的政策总监。这是一家业内顶级的游说机构，仅在那一年就从沙特获得了180万美元的收入。
由于国会规定离任议员在一年内不得直接游说昔日同僚，罗伊斯在初入职时只能从事幕后顾问和咨询工作。然而，一旦这为期一年的“旋转门冷却期”结束，他便立即正式登记为说客，开始明目张胆地为沙特及其铁杆盟友巴林效力。
另一位前议员罗斯-莱赫蒂宁，则成为了海湾地区另一重要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核心说客。在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申报文件中，罗斯-莱赫蒂宁坦承，自己初入国会时曾是阿联酋坚定的“怀疑论者”。
对于这种态度的大转弯，她给出的解释是，自己最终“充分认识到了阿联酋对于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不可替代性”。今年1月，罗斯-莱赫蒂宁甚至在迈阿密亲自主持了一场美阿商业招待会，积极向她昔日的选民推介与阿联酋高级外交官和经贸官员建立联系的所谓“商业契机”。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政治改革倡导组织“第一议题”的政治资金改革项目主任迈克尔·贝克尔向媒体指出，前国会议员之所以成为游说机构竞相争抢的“香饽饽”，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表示，这些人不仅对立法程序了如指掌，具备敏锐的战略洞察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与政府内部的核心权力人物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外国政府显然深谙华盛顿的这一权力游戏规则。贝克尔进一步分析称：“那些渴望在华盛顿政界扩大话语权的外国政府心里很清楚，花重金雇佣前国会议员来充当政治说客，往往能换来极其丰厚的政治投资回报。”
曾担任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及州长的罗德·布拉戈耶维奇，是另一位活跃在“外国代理人”圈子里的重量级政客。布拉戈耶维奇此前曾因严重的腐败指控被定罪入狱，直到2020年才获得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赦免。
如今，重获自由的布拉戈耶维奇正忙于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由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塞族共和国政府充当政治掮客。他甚至以个人名义在《华盛顿时报》和《每日来电》等保守派媒体上发表文章，公开为塞族共和国站台。然而，这两家媒体在刊发文章时，均未向读者披露作者实为拿钱办事的外国说客这一核心利益冲突。
对于部分前议员而言，他们的服务对象甚至延伸到了海外流亡政权。就在上个月，来自新泽西州的前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出席了一场探讨美以对伊政策的会议。在会上，他公开勾勒了推翻现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后建立新政权的政治蓝图。
托里切利在发言中明确力挺“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玛丽亚姆·拉贾维。该组织目前流亡于阿尔巴尼亚，且曾一度被美国政府正式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托里切利在会上公然声称：“由该委员会和拉贾维女士组建的临时政府，正是未来伊朗政权的框架所在。”
履历显示，托里切利在任期间曾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离开政坛后，他创办了一家名为罗斯蒙特联合公司的政府事务咨询机构。数据披露，自2013年以来，该公司已从“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处累计收取了高达27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该委员会在伊朗国内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合法性，但该组织在华盛顿国会山却展现出了与其体量极不相称的巨大政治能量。而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托里切利等人的大力游说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
鉴于前国会议员屡屡为迎合外国势力的利益而试图扭曲美国外交政策，外界要求限制此类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
霍尔曼严厉批评称，立法者将曾经的公职经历转化为谋取私利的筹码，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的行为。他呼吁：“必须出台更严格的禁令，禁止前政府高官转行充当说客。至少应设定一个足够长的冷却期，以彻底切断他们与权力中枢的内部利益输送链条。”
事实上，国会内部已有一些议员开始着手推动相关改革。2019年，美国政坛曾出现过罕见的跨党派共识：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夏威夷州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以及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奇普·罗伊，这几位政治立场迥异的政客在社交媒体上达成一致，共同呼吁对前国会议员实施“终身游说禁令”。
尽管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相关法案获得正式通过，但国会两党已相继提出了多项旨在填补漏洞的立法草案。这其中包括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的《关闭旋转门法案》、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扎卡里·纳恩提出的《禁止议员转任说客法案》，以及由缅因州民主党众议员贾里德·戈尔登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等人共同发起的跨党派法案《打击外国干预法案》。
可以看出，在切断前议员利用公职经历变现的利益链条这一问题上，美国政界并不缺乏跨党派的共识。
现在的关键在于，国会能否拿出足够的政治魄力，推动其中一项法案最终落地生效，从而真正确保美国的国家政策是服务于本国民众，而不是沦为财大气粗的海外威权政权的政治工具。
作者：尼克·克利夫兰-斯托特、本·弗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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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These 100 former US lawmakers have become foreign lobby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