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治国术的“最后一舞” ——克里米亚战争与梅特涅体系的崩塌

一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奥法两国就商定了日后作为停战协议基础的“四点方案”，而战争中也是由奥地利提出各种和平方案以及对俄国的“最后通牒”，奥地利又一次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作为梅特涅主义的传承者，时任奥地利外相的布奥尔-沙温施泰因伯爵在战争期间采取了复杂的“武装中立”政策。一方面，由于担心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损害奥地利的利益和大国地位，布奥尔选择在开战前放弃与俄国基于神圣同盟的纽带，转而倾向于西方盟国（英法），甚至以加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俄国从多瑙河公国撤军。另一方面，布奥尔又以结盟为诱饵，迫使法国在意大利问题（奥地利在南部的核心利益）上让步，通过将奥地利是否介入战争作为筹码，一劳永逸地解决在意大利问题上与法国的分歧，并让法国冲在阻挡俄国的前线。从结果来看，布奥尔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即使是梅特涅也未曾得到的巨大奖赏：“同一位拿破仑家族成员结盟，他（拿破仑三世）将挡住俄国但又不危及奥地利的强国地位。”

表面上看，布奥尔在战争中左右逢源的“外交行为”似乎是对梅特涅“平衡术”的拙劣模仿，是“梅特涅体系”在战后被推翻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往往是基于战后英国人、俄国人对奥地利的愤怒与厌恶，进而选择在1859年意大利问题中反对奥地利的事实所做出的判断。诚然，所有强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都已经不再相信1815年各项条约在道义上的效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奥地利在欧洲的使命。奥地利也在波兰问题和普丹战争后从国际议题的讨论中销声匿迹，而后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彻底丧失掉强国地位的奥地利失去了在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和匈牙利组成二元制帝国。

克里米亚战争，来源：维基百科

然而，无论事后外界对于奥地利在战争中“左右逢源”行为的评价如何，布奥尔在战争中的外交选择非但不是外交失误，而是与梅特涅主义相似，是哈布斯堡治国理念的一贯体现。如果把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与结局，放到19世纪欧洲国际秩序变迁的大框架里来看，就会发现：布奥尔的外交战略，与其说是决策失误，不如说是一种深层的“无力”——“布奥尔的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但他却没有实施这一政策的军事手段。”这种无力，源自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代表的传统帝国治理逻辑在面对国际体系转型时的窘境。而这场转型的核心，正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以财政-军事国家为治理范式的全新模式。传统帝国逐渐难以应对新出现的竞争对手。

二

奥地利并非只在克里米亚战争“左右逢源”，或者说，它的本质是“利用外交手段充当欧洲稳定的调节器”而非单纯外交腾挪，这样的外交战略背后是哈布斯堡传统治理范式的体现。

梅特涅体系是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的产物，会议在维也纳召开，由奥地利外相梅特涅主持。会议的背景是法国败于第六次反法同盟，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旨在处理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格局，恢复旧的王朝秩序（但此时法国战争尚未尘埃落定，会议期间拿破仑复辟，会议结束时滑铁卢战役尚未开打）。从奥地利的视角来看，奥地利的目标在于“维持法国作为一个制衡俄国的因素的地位，重获奥地利失去的缓冲国，并让德意志国家成为维持稳定的因素”。

在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顶住了最严重的压力，是拿破仑的敌人中损失最大的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后怕和对扩张主义对手普鲁士和俄国的警惕，使得奥地利力主召开此次会议。1815年6月9日，英、法、俄、普、奥、瑞典、葡萄牙七国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和奥地利比较有关的条款主要包括：遵循“正统主义”原则，防止革命浪潮；德意志邦联成立；奥地利取得意大利广大区域，重新占领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地区。此外，1815年9月26日，俄、普、奥成立代表旧王朝秩序的“神圣同盟”。

梅特涅的设想与其说是设计某种欧陆秩序，不如说是为身处中欧深受侧翼两强（法俄）和本区域竞争对手（普）所困扰的奥地利设置带有安全缓冲区的某种“安全阀”。意大利、波兰和萨克森是梅特涅体系的三大缓冲锚点。通过四国同盟、德意志邦联和“神圣同盟”限制住了欧陆另外三强法、普、俄，而在欧陆爆发冲突时充当中立第三方和调停者，哈布斯堡治国术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最后一舞”。

具体来说，君主国的治国术包括两点：第一，树立了防御为主的军事观，在尽可能避免介入欧陆的冲突的同时，将自身作为防御联盟的召集人来聚集比自身更多的军事力量；第二，避免与次级威胁发生冲突，以便集中注意力面对更大的威胁，频繁使用先发制人的绥靖手段来安抚对手，这体现在外交层面对联盟的灵活运用。作为哈布斯堡王朝战略治国术的巅峰，梅特涅体系代表着奥地利人灵活程度的顶点，在国际秩序转型中赋予了奥地利许多本不该拥有的霸权特性，同时也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欧洲稳定创造了条件。

三

汤因比认为：“停滞的文明之所以丧失了活动的能力，是由于它们曾经用力过猛的缘故。它们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花的力量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剌激发展和引起失败的边缘。”作为没有走向财政-军事国家转型的传统帝国，奥地利超然地位的背后是成本的节省和军费的一再削减，外交术的高超并没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作为配套。

梅特涅当初对侧翼强国和民族主义的防范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成为了奥地利成功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发酵最终超出了“梅特涅体系”的承受范围，帝国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时不得不陷入 “应对的用力过猛”的境地。

一方面，奥地利地处中欧，实际上，它面临着与后来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模一样的问题—强邻环伺，侧翼的压力无疑是不可忽略的。奥地利天然面临着选择东线还是选择西线的压力。奥地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加大了这样的压力。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管理实际上并没有如梅特涅设想的那样，将其作为奥法之间的高度自治缓冲区，而是纳入了帝国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领土主义对于大国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却也让奥地利开始直面法国的压力，“将维也纳与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绑定在了西部，而且对于这种东西它不能有一点灵活性，这就使得俄国的友善更加重要，也要求奥地利在东部必须灵活”。当初梅特涅人为设置的帝国“缓冲区”终究没能阻止奥地利与欧洲强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

同时，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崛起，奥地利从前倡导的防御性领土主义日益为进攻性领土主义所取代，欧洲的不太平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赖以生存的外交治国术日益显得力不从心，体现出了意愿与能力的张力，包括它自己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纷争也是日趋激烈，而俄国正是奥地利治国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盟友。

另一方面，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奥战争期间，奥地利人口约5000万，其中德意志人约1300万，大部分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民族。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领袖的奥地利，远比作为“德意志地区”领袖的奥地利要更实至名归。在正统主义盛行的欧洲，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概念是很吸引欧洲领导人的，但是在民族主义日益蔓延、膨胀的欧洲，一个多民族的奥地利根本没有资格担任一个体系转型以后“民族主义”的欧洲领袖。加之欧洲的民族主义使得战争形态日益从“有限战争”发展到“全民战争”，作为一个军事实力一般、动员能力也不强的中等国家，奥地利的治国术日益有心无力。它自始至终不是一个财政-军事国家，成本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省下来的。

奥匈帝国（二元制改革后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复杂的民族构成与地缘位置，来源：维基百科

四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革命爆发的起点正是在奥地利管治下的意大利。2月22日，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七月王朝，使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浪潮蔓延到了全欧洲。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高呼“自由、宪法”、“打倒梅特涅”等口号，梅特涅被迫下台。从1848年革命的结果来看，哈布斯堡君主国似乎已经成功经受住了最恶劣的风暴。1848-1849年的起义得到了平息，除了意大利，这一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动乱，意大利也没能在1848年革命中就实现统一。但民族主义带给奥地利的影响是持久且不可逆的，1848年11月21日，施瓦尔岑堡亲王接任奥地利首席部长兼外交大臣。据泰勒的描述，施瓦尔岑堡是影响以后三十年欧洲大局的“现实主义者”中的第一人；他是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原则来作出判断的。

表面上，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革命浪潮已然平息，奥地利还是从前那个悬于空中、拥有超然地位的奥地利；但实际上，自上而下的“现实主义”使得奥地利的国家设定不管是从自身还是从欧洲的角度都日益受到挑战。这种“亲自下场”在奥地利此前选择直接将意大利变为帝国机器的一部分时就已经可以看到端倪，但当时尚不至于成为结构性的问题，而在1848年革命带来的体系日益变革之下，这为梅特涅体系亲自敲响了丧钟。更不要说另一个事件的发生—拿破仑家族的继承人回来了。1848年12月29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就任法国总统，并于三年后称帝，重建了法兰西帝国。

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特罗恩有着“同奥地利结成保守同盟的那种奥尔良派的偏爱”。至于拿破仑三世本人，他是反维也纳体系且反奥的，但他更想“不用唤起革命精神而去完成一项革命的外交政策，不进行一场战争而重造欧洲”。而与其说奥地利的修正主义是因为受到亲近的法国的耳濡目染，不如说还是内外双重驱动的因素。施瓦尔岑堡拒绝同普鲁士结盟反对匈牙利的革命，考虑的是“德意志地区的称霸”，而不是欧洲地位的维持，也造成神圣同盟难以为继。这一决定使得奥俄之间也产生了龃龉，“只有俄国还在希望看到梅特涅体制的恢复”。1851年5月16日，奥普重新结盟，但这种盟约无疑是不确定性很大的，俄国也拒绝加入盟约。奥地利投身于德意志地区的实质是投身于“德意志地区以东”，“向东看”的结果毫无疑问就是，俄奥之间在东方问题上利益分歧巨大。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的1853年9月，俄国沙皇同奥地利皇帝进行了会晤。沙皇在东方问题上对奥地利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愿意把西部巴尔干给奥地利，但沙皇要求染指多瑙河诸侯国的行为引发了奥地利的“惊慌不安”，与此同时普鲁士也宣布中立。布奥尔取代施瓦尔岑堡并没有带来神圣同盟的真正复活。

当然，神圣同盟的分崩离析，同俄奥关系的恶化，依然是两件事。1853年7月，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圣地保护权”问题（俄国认为应该保护巴勒斯坦地区的东正教徒，并且认为土耳其应该允许俄国在巴勒斯坦地区设立保护地，遭土耳其拒绝）为导火索，俄国出兵占领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1853年10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俄国宣战。1854年3月英法联军加入战争。1855年9月联军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俄军战败，被迫求和。1856年3月30日，英、法、俄、普、奥、撒丁王国、奥斯曼帝国签订《巴黎条约》，主要内容包括：黑海中立化；规定和平时期，达达尼尔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均不准外国战舰通过；多瑙河成为国际性河流；俄国收复联军占领的领土，但放弃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承诺国内改革等等。在这场战争中，奥地利名义上中立，实际上狠狠背刺了俄国。

1854年6月3日，奥地利正式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诸侯国，俄国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奥地利会在巴尔干反对他们。7月，特罗恩和布奥尔谈判并达成“四点方案”，包括：俄国对诸侯国的保护为一项欧洲的保证所取代；多瑙河上的航行“解禁”；1841年海峡公约（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从有利于欧洲均势出发加以修改；俄国放弃对土耳其基督教徒行使保护权的要求，代之以土耳其政府向英法俄普奥五强保证基督教徒的安全。从实质的意义上来说，奥地利已经站队西方。1855年1月撒丁王国加入联军这一点使得奥地利在意大利得到了西方的实际安全保障。1855年11月，奥法共同向俄国下达了“最后通牒”。奥地利亲自毁坏俄奥友好关系给梅特涅体系带来的破坏是致命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不仅在亚洲还是在近东都成为了“收复失地主义国家”。在俄国看来，奥地利既是既定秩序 的领导者，又是俄国在克里米亚受辱的设计师。奥地利从此以后在东西两线都完全丧失了政策的灵活性。在意大利战争中，它丢掉了意大利；在普奥战争中，它又丢掉了德意志。它的唯一出路是转向匈牙利，但是“东进”的加剧势必与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冲突愈演愈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把“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名字都丢掉了。

五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与19世纪50年代极为相似的历史转折期。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正在逐步放弃“世界警察”角色而回归西半球，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秩序加速崩塌，现实主义下的大国政治开始回归国际舞台。

虽然19世纪的奥地利在体系转型的压力下逐渐走向衰亡，但是君主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治国术原则仍然在地缘政治层面对当今中国具有借鉴意义。这其中具有借鉴意义的原则之一就是君主国避免与次级对手发生冲突，并频繁使用先发制人的安抚手段来降低与次级威胁发生冲突的风险。

君主国的地缘位置并不理想，处于强敌环绕的地理位置，因此就需要在每一个新的威胁出现时，都能有一套完整的应对举措，这就意味着君主国永远不能在战争前与眼前的死敌决裂，从而丧失了转向应对未来主要威胁的灵活性。与此同时，这也要求君主国在面对次要威胁时妥善处理自己的“绥靖意愿”，要允许降低一个威胁优先级，以便完全专注于当下另一个更关键的威胁。

第一，应该在不断变化的结构中持续关注最主要的威胁，放弃“面面俱到”的追求，因为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被环绕的地缘现实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处理所有事务。

第二，对于次级威胁要懂得妥善使用安抚手段，即使这意味着短期内会面临“面子”上的挑战。奥地利在面对俄国的威胁时，曾不止一次地搁置了与普鲁士的争端，而普鲁士作为德意志霸权的挑战者也不约而同地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与奥地利一道保持中立。双方直到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时才开始处理彼此在德意志地区内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