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蜂蜜的针》“错峰”十年，延后上映。在我看来，无论它的市场反应如何，都是一次理想主义的犟种返照。与同时期的女性主义作品相比，它并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的满足。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命运，都是当下鲜见的文学化处理，女主人公支宁以飞蛾扑火的决绝姿态迎来肉身的陨灭、精神的极大自由。在“飞升涅槃”的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束缚与社会规训随之灰飞烟灭，这是当下绝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品做不到的。
“支宁”的扮演者袁泉，在影片上映后博得满堂喝彩。不过她的演技并非今天要去讨论的重点，实际上，袁泉作为优秀的女性创作者，与市场、受众的关系变化本身也透露着“错位”的端倪——审美与爆款在对抗、拉扯。
银幕内外的骨相之美
电影《蜂蜜的针》首映礼上，演员宁静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她塑造的闺蜜阚天天对于支宁的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真心想带对方飞，接受到爱情的滋润，但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支宁是美女底子，骨相极好，于是又陷入微妙的嫉妒心态，忍不住去打压、羞辱对方。
作为故事里女性形象的对照组，阚天天（其实也包括宁静）在十年前绝对是富贵大丽花的存在。她有着不用掩饰的经济繁荣期的欲望状态，打开、盛开，身体的信号与时代同频，“性感”在此处指的就是一种大开大阖、充盈绽放的美感。
《蜂蜜的针》宁静饰演的阚天天
而袁泉呢，十年前的她有着极好的骨相，却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认为有一些“混血、异国”的感觉。在整个华语影视圈，第一时间就会被划入文艺、小众的审美范围内。在电影《大上海》中，她有一段与周润发“封神”的回眸戏，被称为“一眼万年”，是影迷群体认可的经典镜头；在电影《后会无期》中，她的角色是情爱导师刘莺莺，一语中的将当时文艺青年爱情游戏的“死穴”点出来，“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当然袁泉就是站“克制”这一卦的。
作为演员，袁泉与章子怡、秦海璐等好戏大女主都是中戏96级的同班同学。在一众大花排资论辈，在市场巅峰享受风光无限与高处不胜寒时，她的业务路径就有些像“支宁”，有一种默默搞研究、向内生长的“学究味”。实际上，她的战绩如果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上好好“播”一番，不早就“封神”。大学还没毕业，1999年就凭借《春天的狂想》拿到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同学章子怡是2000年拿到百花奖影后，《我的父亲母亲》；秦海璐是2001年获得金马奖影后，《榴莲飘飘》）。在戏剧领域，袁泉拿遍了金鸡、百花、梅花、金狮等顶级荣誉，2007年她入选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年仅30岁就与老舍、曹禺等大师并列，是最年轻的荣誉获得者之一。袁泉也出过专辑，与姚谦等一流音乐人合作推出过非常有城市质感的歌曲，就不一一枚举。
《大上海》（2012）中的袁泉
但在大众层面，袁泉最初让观众印象深刻、属于“童年记忆”的并不是那些拿奖的电影、话剧，而是一部武侠剧《小鱼儿与花无缺》（2004年），她在剧中扮演苏樱，是小鱼儿诸多红颜知己中外表清冷淡然、内心重情义的那一个。在古装武侠剧集里，袁泉固然有令人怜惜的泪目，但谈不上很突出。
爆款求同的现实处境
这种人气与实力的倒挂，第一次被撕开一道口子，是袁泉在2017年出演根据“师太”亦舒小说改编的都市剧《我的前半生》。她在剧中扮演罗子君闺蜜唐晶，一个衣品好、职位高、说话犀利的都市白领。与原著相比最大的颠覆在于，剧版增加了唐晶、子君与男主角贺涵之间的“三角恋情”。客观说，这个改编会让师太的书迷大呼离谱，但对于更大多数更新换代后的剧集受众来说，反而是稳操胜券的情绪投喂。
袁泉的角色“下沉”得潇洒又漂亮，一方面借唐晶之口吐槽了两性之间的bug，是以胜利者、优越者的姿态出场；但另一方面她不免俗地陷入情场中最通俗的三角关系，又让不少观众感觉“良好”，你看这么优秀、骄傲的女人最后不也得爱上一个男人吗？
从叙事功能上，唐晶很好地辅助了主角子君的成长。不得不说，袁泉的骨相、气质、修养以及扎实的表演能力，缝合了戏剧性的抽风，她有一种让人尊敬不敢轻慢的能量，把唐晶的“失态”通过表演，转变成任何女性都有追求和表达情感的权利。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既然袁泉可以演好唐晶，那么就是为她演支宁埋下了伏笔。
《我的前半生》（2017）中的袁泉与马伊琍
《我的前半生》是爆款剧。除了袁泉，演员马伊琍、雷佳音、吴越等通过这部剧都获得以数据、流量为维度的高认知度。这些演员在出演前都不是无名之辈，甚至可以说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已经积累了不少代表作品。但在互联网文化兴起的2017年，角色和故事的“下沉”是演员能见度、人气、流量的“上升路径”。四年后，同学章子怡出演了第一部古装剧集《上阳赋》，正如她也开始露面在综艺里频繁担任评委一样，底层逻辑无非在互联网的竖屏时代占据更多年轻受众的注意力。“爆款”的价值观就是“求同”，找寻最大公约数。在作品层面首先考量的是，能不能以非常小的成本被看到，一张电影票甚至话剧票显然“有些贵”。
如果说可以透过袁泉个人看到大众流行文化的趋势，那么《我的前半生》也类似一道分水岭。职业的“前半生”主打审美的、不流俗的业务精进，征服论资排辈、严苛的殿堂级大奖评委，低调、克制、谨慎都是加分项。而“审美”本身却是去中心化的，是生命个体孤独的自证。
审美存异的永恒憧憬
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时间线细节值得注意。《蜂蜜的针》是在2016年杀青，《我的前半生》是在2016年下半年开机、2017年杀青、年中播出。也就是前后脚，袁泉从支宁跨入唐晶。
当个体审美还能包容扮丑、杀人、疯狂的支宁的时代渐行渐远，舞台最终还是奔向了大众。彼时，《蜂蜜的针》无论在演员选取还是人物塑造上，都呈现出一种“求异”的追求，而作为当时的头部作品，这部影片也显然对市场反馈怀抱着期待。
而影片能否在10年前掀起风浪，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在那之后再登台的唐晶所展示的全部锋芒，是属于大众意义的：她说话犀利，是因为观众爱看吐槽男性，惩戒“第三者”；她还情陷温柔，与子君产生裂痕，是因为观众不需要看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女性。她与支宁奔向了两个方向。
在《我的前半生》之后，袁泉保持了演技稳定，出现在《庆余年》、《中国机长》、《玫瑰之战》等头部影视作品中。此时她的角色是向爆款逻辑倾斜的，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坚强的，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而这种转变，也在冥冥之中映衬了一种市场逻辑——市场终于接纳了袁泉的“骨相”，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不再象征“脱俗”、不再代表“文艺”。
只是当《蜂蜜的针》延后十年上映，就像宴会上来了不速之客。这位客人告诉大家所有的热闹、繁华并非全部的事实，主角的表演性大于她的丰富性。支宁，这个角色就展示了袁泉作为女性创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就像编剧李樯在不久前接受我采访时提到的，袁泉也是被标签束缚的，一提起她就是文艺、高知等等，她有“大地之母”的能量，可以包容天崩地裂的摇晃、舍生取义的狠绝以及无边无际的黑夜。
《蜂蜜的针》拍摄于10年前
袁泉用一个迟到的角色不仅仅让大众“吓一跳”，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不需要证明女性力量是什么、有什么的时候，所有发生的、存在的就是女性力量。
经过多年发展，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故事已经迭代了多个范式，从小妞电影到搞事业大女主，每个版本或指向觉醒、或指向成长，或多或少都在探寻一种女性价值的定义。现在流行于市面的女性主义作品，最集中的是提供两种主角范式，一种依然是传统牺牲型的“圣母”，无论她如何轻盈或者笃定，但还是要借由“母亲”的身份去迎合主流社会对于牺牲型人格的集体认可；另外一种就是更新的、现代的“战士”，这种人物懂得很多，用先进的知识结构与理论包装自己的大脑与行动，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一类人物往往呈现出简单粗暴的“单向度人格”，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与多元世界背道而驰。
正因如此，当10年前的角色重新出现时，才有必要依然在今天被看见、被留存、被打捞。她存在的价值难以被定义，而是以“炙热的自我”（编剧李樯语）的形态展开，恣意、狼狈、疯狂、贪嗔痴，都是她存在本身的样子。哪怕姿态尴尬，费力不讨好，但价值在于存在。
我以为，像袁泉们这样的女性创作者，可以“下沉”，更应该保留“攀升”、“转身”、“有距离”等姿态的权利。当我们的影视市场不再提供“费力”、“不讨好”的面孔，那么留下来的面孔则更容易被贴上固定化的标签，审美本来的多样性将难以存在，这也会偏离女性主义的追求。当然，费力不讨好永远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源自于包容与理解的土壤。
编辑丨艾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