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张可可
书法之风格，固由人而成，亦深受载体所制。离开了具体的物质依托，笔墨之形态与气息便无从谈起。回望汉代诸类书写与铭刻形态，不同载体所呈现的书法面貌差异显著，亦为我们理解隶书的发展提供了多重路径。
北京大学藏汉代简牍
以简牍而论，其材质多为竹木，形制狭长，书写时往往顺势而行，字距、行距因简而异，呈现出“列有序而行不同”的自然格局。加之其直接以毛笔书写，墨色浓淡、用笔起伏皆可毕现，书写性极强，是观察汉代日常书写状态的重要实物。与之相比，镜铭则依附于铜镜，多为铸刻而成。其制作过程决定了文字必须在范模中预设形态，故结字趋于规整，笔画趋于匀整，整体呈现出一种工整肃穆的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镜铭体”。再看碑刻，其形制、篇幅与书写方式均较简牍发生根本变化。石材坚硬，需经镌刻而成，文字为凹入式，线条转折多见刀意。碑刻往往篇幅宏大，字形统一，章法严整，这种由“写”转“刻”的过程，使得书法风格在力度、结构乃至气势上均发生转变，成为汉隶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莽上大山博局镜
在诸多载体之中，砖文尤为值得关注。汉代砖铭多通过模具压制而成，文字呈凸起状态，与碑刻的凹刻形成鲜明对比。其线条并非直接以刀刻出，而是由砖模压制而成，带有一定的工艺属性，同时又保留了原始书写的痕迹。
砖文笔画之间常见深浅起伏，线条边缘亦不完全规整，既有书写的生动，又带有制作的限制，形成一种介于“写”与“制”之间的独特面貌。正因载体差异，在研究汉隶风格时，拓本成为极为重要的切入点。拓本通过纸墨之间的反复作用，将原器物的高低起伏转化为黑白对比，使原本不易察觉的细节得以强化。尤其对于砖文而言，其凸起文字在拓制后往往呈现为黑底白字或白底黑字的鲜明效果，字形大小、空间分布、线条粗细等因素更为直观，从而为书法分析提供了清晰依据。然而，相较于碑刻拓本，砖拓的制作更具难度。砖面材质疏松，文字高低不一，加之不同纸张、墨色及拓制方法的差异，往往导致拓本效果差别甚大。拓工稍有不慎，便可能掩盖原有笔意，甚至改变我们对书法风格的判断。
图1
图2
例如图一、图二拓本为同一方砖所拓，经不同方式拓制后，其呈现效果可能截然相反：图一拓本墨色不匀，致使字口模糊，仅见粗略轮廓，难以辨识起笔、收笔与提按变化；图二则因拓制得法，字口清晰，线条边缘分明，甚至可见笔画间的轻重节奏，使原有书写意味得以凸显。二者之间的差异，并非原砖之别，而在拓制之工。
图3
图4
再如图三、图四所示，前者若墨色过重，导致铭文淹没于黑色之中，细部不显，甚至出现“满版一色”的现象；后者则使文字凸起部分与背景形成强烈对比，笔画的方圆变化、波磔走势、捺脚收锋等细节皆历历在目。尤其隶书特有的波磔之势，在良好拓本中更显生动，呈现出汉隶特有的节奏与韵律。
由此可见，拓本之优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砖文书法的认识深度。砖文虽为模制，其笔画仍具提按轻重之分，亦有方笔、圆笔等不同形态。若拓制不精，这些细节极易被遮蔽，从而误导对书风的判断；唯有高质量拓本，方能尽可能还原原貌，使研究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基于此，笔者在对汉代浙江地区砖文进行整理与研究时，对于拓本的制作尤为审慎。其一，在材料选择上，多采用旧纸旧墨，以求纸性柔韧、墨色沉稳，更利于表现细部层次；其二，在拓制过程中，强调对铭文起收笔、线条粗细及波磔变化的呈现，通过控制用墨与拍拓力度，使拓本尽量接近原砖状态，如实反映其书法特征。
东汉传送砖拓本
东汉父母吉砖拓本
东汉延光砖拓本
同时亦需注意，砖文虽多为凸文，但仍存在湿刻等不同制作方式，不同类型铭文在拓制方法上亦应有所区别。唯有因材施法，方能最大程度还原其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再与同时期碑刻拓本进行对比研究，方可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避免因材料失真而产生偏差。
书法风格并非孤立生成，而是人与载体、书写与制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汉代砖文作为一种独特的书法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字内容，更在于其所呈现的书写痕迹与工艺特征。透过精良拓本，我们得以重新进入这一历史现场，观察笔画的起伏与节奏，体会汉隶在不同媒介中的多样面貌。当我们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拓本，并不断提升拓制质量之时，砖文书法的细部与神采亦将愈加清晰。由此所展开的书法史研究，或可在既有认识之外，开辟出更为丰富而立体的视野。
东汉富贵祥宜公卿吉语砖六种
砖出宁波。文曰：富贵祥宜侯王并兴乐寿命长，富贵祥宜公卿并兴乐寿无穷，富贵祥乐无穷造者霸师承光，富贵祥宜侯王并兴乐寿命长，富贵祥宜公卿并兴乐寿无穷吉利，富贵祥宜公卿并兴乐寿无穷。砖文前两字皆为合体字，合体字于汉晋砖铭中较为常见，文字通过借用笔画或部首，合二为一，可见古人之巧妙构思。此为汉代吉语，六方砖共计74字，表达了古人对富贵、长寿、高官厚禄的向往之情。砖文结字多取横势，点画平厚温和，用笔沉稳静穆，汉隶之雍容典雅，可见一斑。其铭文大小及点画的粗细则随砖的形制变化而调整，在书法风格与句意上大体一致。
东汉相思砖
砖出绍兴，铭文“去苦怒力相思”六字，隶书反写，尤见匠心。反书之制，既为模印之便，亦使成砖后文字转为正向，于工艺中见思虑周密。其书风平实中见古意，用笔沉着而不事雕饰，起止分明；结字多取横势，扁而不散，章法疏朗有致。线条圆润流畅，转折处含蓄内敛，颇具东汉隶书之典型气息。
就文意而论，“去苦怒力相思”语简而意深，耐人寻味。《嵇康传》所载吕安“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可见古人重情至深，而此砖铭或正寓此类情思之节制与调和。“怒”字或可通“努”，有勉力之义，亦可作情绪之激切解。尤关键者在“力”字，当释为收摄、节制之意，即以理性节情，使相思不致过度。如此，方可“去苦”“去怒”，达于情志之和。又观砖侧饰以凤凰对望，一左一右，姿态相应，寓“鸾凤和鸣”之意。文辞与图像相互发明，一言情志之节，一寓和合之美，合而观之，则不仅为装饰之作，亦为汉人情感观念与审美理想之生动体现。
万岁不败砖
砖出湖州，文曰“万岁不败”，端面刻“吴郡”二字。浙江所见“万岁不败”类砖数量颇丰，尤以湖州地区为多，其形制大小不一，或长或方，厚薄亦有差异，显示出烧造与使用场合之多样性。铭文书风亦随之变化，或质朴平正，或舒展流畅，皆具汉代隶书之典型特征，于方整中见生动之气。
此类砖侧面多见“万岁”字样，与正面“不败”相呼应，构成完整吉语，寓意长久兴盛、基业稳固。《千甓亭古砖图释》中亦录有同类砖例，其侧铭除“万岁”外，尚见“君宜官”“君富贵”“崇高”等语，皆属祝颂词汇，反映汉人重视功名、富贵与长寿之价值取向，亦可窥见当时社会心理之一斑。
本砖尤为可注意者，在于端面所署“吴郡”。汉代设郡县制，吴郡为江南重镇，下辖吴县、乌程、钱塘、余杭等十余县。“吴郡”之铭，当非偶然装饰，而多半指示其烧造或使用之行政归属，具有一定的地域标识意义。综而观之，此砖不仅为吉语载体，亦兼具地理与制度信息，对研究汉代地方行政、砖业生产及书法风格，皆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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