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1904-1995），字彦威。
缪钺先生文史兼擅，成就世人敬仰，其独特的成学路径与治学格局，也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关于王国维与缪钺，有学者已注意到他们在学术观点（特别是词学）上的影响关系。王国维与缪钺平生从未见面通信，但王国维对缪钺影响很深，这种影响不仅在创作、批评、研究上，也在于人生取向层面。缪钺以深厚的文史修养和敏锐的诗人心灵，写作《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极为透辟地分析了王国维的为人才性与思想见解，同时给后人留下了理解他本人的线索。
一、拳拳服膺之意
缪钺对王国维极为推崇，其事颇显，相关言论甚多。如1989年，缪钺写作《要言不烦》，讲述论文写作经验，认为一篇史学论文“在论述本题范围的内容时，还时常能联系到其他方面，有启发性的精言或规律性的警语，如同宝玉明珠、精光四射，能引起读者遐思远想”，可称有“灵光奇气”，学养浅薄、识力拙钝者不易臻此，“读王静安、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文章时，偶尔遇到此种境界”。1990年6月26日，缪钺致信曾大兴，提及：
至于王静安先生，我并未亲炙，只是读其著作。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是我在近代学者中最崇敬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能融贯中西，开拓学术中的新领域、新方法，并提出精辟的创见，对学界有很大启发。
以上所言均可见缪钺于王国维的拳拳服膺之意，可谓至老弗懈。
就现有资料考察，缪钺注意王国维较早。1929年，缪钺发表《诠诗》，所诠之诗，“骚赋词曲，咸括其中”，文中三处引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根据《缪钺先生编年事辑》，1939年12月，缪钺随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都匀，19日致信陈槃：
钺于本月十四日抵此，寄居逆旅。无所事事，日与友人游荡市中。王静安诗云：“出门惘惘知何适，白日昭昭每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颇足写钺近况也。
此信引及王国维之诗《出门》，略有误字，或是缪钺写信时凭记忆而书，恰能说明之前已诵读王诗颇熟。缪钺认为此诗数句颇能反映其近况，可知当时局势动荡，让他有前途难卜之感。王国维《出门》是七律，后四句为：“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值得注意的是，缪钺本年也写有一首《出门》七律，随信寄给陈槃：
出门便有临歧意，观物常存独往情。忧与生来宁自遣，境虽初接似曾更。回潮涤俗怀新世，高鸟鸣秋喜远声。能化天星照灵躅，不辞永夜向君明。
可以推断，缪钺此诗正是受王国维同题诗之影响而写的。但这两首诗的情调大不相同，王诗“感叹人生无常，茫茫然不知何从何去。在短暂的百年中，欢乐少而忧愁多，今日不知明日事，以致诗人把生活看成是‘梦幻泡影’，而寻求解脱之道”（陈永正语），深蕴作者迷惘、痛苦的情思。细味缪钺之诗，虽也略有对“歧路”迷惘之感，但仍存定观生察物的“独往”气概，既然忧患与生命相伴，就只能自我遣除，荡涤俗虑，期待新世，更与友人彼此知心守望。
1941年10月，缪钺发表《论词》一文，集中阐发了他对词这一文学体裁的种种精见。缪钺认为，人皆有情思，抒发为文，但情思之精者，文章的格调词句不能尽达，于是有诗，“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又不能尽之，于是词遂肇兴。缪钺引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一句，从此为缪钺多次征引，是他论词之最高标尺。
在《论词》一文中，缪钺除将王国维“要眇宜修”的词论阐发推扩外，还宕开一笔，提出：“凡真正词人及有词之修养者，其表现于为人及治学，均有特征。”于真正词人之为人品性，缪钺以晏几道、姜夔为例，认为他们都心性纯厚，清高绝俗。而于真正词人之治学表现，则举王国维：
其治学也，必用思灵敏，识解深透，能心知其意，而不滞于迹象。如王国维考据之业，世所推崇，其见解似新奇，实平易，能发千载之秘，而又极合于情理之自然，其运用证据，灵活确切，其文章爽朗澄洁，引人入胜。考证之文，本易沉闷，而吾人读《观堂集林》，则如读小说，娓娓忘倦。
缪钺又以王国维的《蝶恋花》为例，认为王氏是极佳之词人，提出：
王氏用词意治考证，故能深透明洁，卓越一代。今人颇推尊王氏《人间词话》，而能欣赏其《人间词》者已少，能知其用词意治考证者尤少。然王氏考证之作，精思入神，灵光四射，恰为其词才词意在另一方面之表现，不明此旨，无以深解王氏也。（世亦有仅具文学之天才，而不长于理智之思考者，故余非谓词人尽能兼为学者，惟以王氏为例，证明有词人之天才而作学术之研究，自有其超卓之处也。）
《论词》文最后，缪钺再次强调：“生而具精美要眇之情感者，自能与词相悦以解，视为安心立命之地。而此种灵思美感，如再加以深厚之修养，施于为人及治学方面，亦均有卓异之造诣。”可知在他看来，王国维就属于这种以词人之才而治学成功的典范。
细参缪钺之论，其所言王国维“以词意治考证”的内涵大约有两端：其一，“词之所言，既为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那么善作词如王国维者，其内心必先具此种精美幽微的情感；其二，“其表现之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其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称”，就是说需要将幽微情思以相配之精细写作表现。缪钺认为，王国维毫无疑问内有灵心美感，治学除用客观理性外，复能运“词心”观照，穿透所研材料的浅表，抉发其内部幽微精细之处，辅之以精丽的表现方法（“词才”），其治学考证遂至“精思入神，灵光四射”，这与纯恃客观理性之学者所作迥然不同。“用词意治考证”，缪钺认为这是深解王国维的要旨。《论词》后来被夏承焘所注意，其1947年１月８日的日记载：“见《思想与时代》第三期，有缪彦威《论词》一文，谓王静安以词风治朴学，此柔厚芳洁之情，可推之以立业治学。”叶嘉莹研究王国维，曾有与缪钺这一观点接近的意见：“给他的考证治学上投以睿智的灵光，使其不断有惊人之发明和创见的，则是由于他所禀赋的近于诗人的感性和资质，以及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一种理想。”今日看来，这一看法早经缪钺明确点出，而他之所以能敏锐察觉，盖因其本人具有良好的诗词修养，推己及人，故能于王氏治学之特色有所深悟。
1944年1月15日，缪钺致函杨联陞，提及：
钺近来颇读西洋哲学书，哲学史已读过两种，秋间读叔本华之书，近读斯宾诺莎之书（均英译本）。读西洋哲学书，能训练思想灵活清晰透彻，以前读宋元明学案等书，仅能识其源流风气，于诸大师思想之本身，未能有透彻而有统系之了解，今再读学案，参以程朱之书，颇能见其理趣脉络，与向时不同矣。
1992年1月11日，缪钺写《我的人生观》一文，提及：“因为研究王静安，又略读叔本华之书。”由此可知他阅读叔本华著作就是为了研究王国维。缪钺发现，阅读西洋哲学书对于了解中国理学大师的思想本身颇有帮助。其实，在透彻了解理学大师的思想之前，他就已于阅读叔本华的著作中受益，对王国维的思想及为人有了透彻而有统系的理解，1943年9月他发表的《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即为此番探索的成果。
王国维。
二、痛苦人生的解脱之道
《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开篇即称赞王国维：
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惟汪容甫与王静安差相近。）
“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此句与前文所引缪钺指出的王国维“以词意治考证”之论合观，可知是缪钺最为推崇的学术境界。
缪钺进而于王国维才性亦感兴趣：“吾人读王氏书，非但欣赏并接受其学术上种种贡献，而对于此超特夐异之才性，似亦应加以研究。”王国维受叔本华学说影响，其本人多次明确提到，因此缪钺选择从叔本华哲学的角度观照王国维，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缪钺指出，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并无深刻而成系统的研究，之所以能了解和欣赏叔本华，盖因二人才性相近，所思所感或有“冥符”之处，因此王国维在论文谈艺及对于人生的了解和处事态度上，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缪钺概括叔本华的哲学主张，“人皆有生活之意志，因此即有欲望，有欲望则求得满足，实则欲望永无满足之时，故人生与痛苦相终始，欲免痛苦，惟有否认生活之欲，而求得解脱。”他认为王国维就是以此种观点评论《红楼梦》，诗词中亦蕴“极深之悲观主义，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有痛苦，惟望速求解脱而已”。依叔本华哲学的主张，要寻求解脱，又分暂时、永久二种，暂时之解脱为“艺术之欣赏”，永久之解脱则为“灭绝意欲”。缪钺认为，王国维中年后致力于考证之学，其对象为经史、古文字、古器物，或即为远离现实人生、忘记生活欲望，摆脱痛苦，暂求解脱。
缪钺发现，叔本华哲学虽主张人生痛苦、寻求解脱，但绝不以自杀为然。王国维对西洋哲学并无完整的认识，即使笃好叔本华的学说，也只是于叔氏哲学中“取性之相近者欣赏玩味受用之”，于其全体首尾并无深研。王国维本气质忧郁，常怀厌世之心，又受叔本华哲学中悲观主义的推波助澜，其痛苦矛盾，已极为严重。
依缪钺的理解，叔本华哲学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为“痛苦”，一为“解脱”。由于人生欲望导致痛苦，痛苦与人生纠缠，因此必须寻求解脱。与王国维类似，缪钺内心抱持这一看法也不待阅读叔本华的著作，比如前引《出门》诗“忧与生来宁自遣”一句，就精炼传达了这一层意思。不过，对阅读叔本华著作、了解王国维的心境愈深，缪钺想必也如王国维对于叔本华一般，“于是对自己以前所思所感者，亦增坚强之自信，而有理论上之根据”。
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缪钺指出王国维之所以欣赏接受叔本华学说，是由于二人才性相近，大约可以这么说，缪钺与王国维，同样颇有才性相近之处。缪钺曾交代自己喜欢、接受叔本华之学说，是在文学、文艺理论方面，主要就是认同文学艺术是痛苦人生中的解脱之道，再以之回参《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可明缪钺的一层深意。
缪钺指出王国维以“词意”治考证，成绩卓绝，认为他研治考证之学，是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选择。王国维《浣溪沙》词云：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经忧患转冥顽。偶听鹈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缪钺敏锐发现此词是王国维深心之流露。当时王国维身处较为安定的环境，但他偶有愁怨，即无所聊赖，不知如何排遣度日，“随例”机械地以“弄丹铅”式的校勘考证工作消磨岁月，虽因如此“闲愁无分”，但也无所清欢，可见王氏治学生涯的枯燥寂寞。然而，“治考证果能使静安忘忧烦而得解脱乎？”不能。“非但不能，并增加其内心之冲突而更痛苦。”
缪钺后来同样治史学、重考证，他曾在交代材料中谈及：
我治历史是“发思古之幽情”，我作考证是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完全脱离实际，逃避现实。
看来，缪钺也认可研治远离人生的古代史可以暂离生活之欲。那么王国维何以仍感痛苦乃至最终自我毁灭？在缪钺看来，至少有一原因是王氏并没有洞悉、接受并践行叔本华学说的全部（尤其是对文学艺术为人生暂时解脱之道的见解），转治考证后渐弃文学故业。王国维本是一多愁善感之人，如果从事文学，感情可以藉此发抒，反而能得到愉悦。舍弃文学而专治考证，“疲精殚力于博览深研，其对象繁赜枯燥”，纯粹运用理智思考，会压抑情感，造成深心隐微的冲突。生活宁定之时，王氏或能甘心于苦寂的学术生涯，一遇特殊刺激，就缺乏抵抗勇气。缪钺指出，王国维能合文学与学术两重天才，在学术史上是极为难能之事，但就人生而论，“此种收获，非尽静安之幸也”，治考证之学精勤卓越，仅是“畸形之收获”而非“完美之安慰”。
《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末尾，缪钺感叹王国维天才卓异，但于西学沾溉终究有限，假若王国维能继续深研西洋学术，转而治中国之“文哲之学”，未必不能创获新知、建树风气。注意，缪钺在此特别提出的是“文哲之学”，不包括史学（这里的史学，依据缪钺的认识，是偏重于考证、客观的研究），其意味颇深。
于此，我们可以理解在缪钺的观念中，文学创作绝不是简单的消遣，而是人生痛苦的解脱之道。王东杰教授曾指出，缪钺进入浙江大学后，其学术条件变得比较优越，因此治学方向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此前他的著作几乎全部集中于文学领域，自1940年代开始，其研治范围极大扩展，从文学转向文史并重。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缪钺学术理路内在的发展结果，一方面则是他本人的史学意识本来就很强。缪钺形成文史并重的学术格局，当然是有意识的，而在他此种意识的形成与强化进程中，王国维这一正反典范也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缪钺提炼王国维的治学特点是“以词意治考证”，王氏的成功必然也鼓舞才性相近的缪钺，增强他研治史学的信心；另一方面，王国维转治考证，渐弃文学，缪钺认为这压抑了王国维的情感，使他的痛苦无所排遣，他必然也会引以为鉴。因此缪钺认可并接受叔本华的文学艺术观念，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除了治史学、作考证，仍保持诗词的研究、赏析与创作。
三、惟余自缚成孤茧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将举办关于王国维学术的研讨会，缪钺得知后，“甚为欢慰”，他感慨王国维近年来“声尘寂蔑”，积极响应征稿，撰写了《王静安诗词述评》一文。其实，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已论及王国维的诗词，不过所谈较少，点到即止，主要观点是王国维诗词受叔本华学说的影响，因此富有哲学气味。两文对读可以发现，对于王国维的才性与处世，缪钺依然抱持《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的基本观点，只是《王静安诗词述评》一文偏重诗词赏析，因此畅论王国维的哲理诗，认为这是王氏诗的特长与成就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缪钺在两篇文章中都引用了王国维的《蚕》诗：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瘏，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端端索其偶，如马遭鞭棰。呴嚅视遗卵，恬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㒩㒩长孙子。茫茫千万载，展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缪钺体会此诗是发抒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用鲜明的意象描写蚕的一生，受自然所赋予的生活之欲（即饮食生活之欲）的支配，穷悴终生，尽归幻灭，借以比喻人生亦有与此相似者”。通过这首诗，读者可以理解王国维对于人生的基本看法。人生既属徒劳，惟有抵抗生活之欲以寻求解脱，然而解脱之道亦难求得。缪钺举王国维《端居》《偶成（第一）》《来日（第二）》《平生》《书古书中故纸》诸诗来展示王国维内心矛盾之深重，最终彷徨无所归宿以至悲观厌世。王国维此诗关于蚕的书写，与他的思想、人生可谓贴合。
1943年8月，缪钺发表《论李义山诗》，指出：“欲论李义山诗，须先明李义山之为人。李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曩哲，极似屈原。”缪钺没有直接分析李商隐，而是先将中国诗人分为两类：
昔之论诗者，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出于《骚》者为正，出于《庄》者为变。斯言颇有所见。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而同为深于哀乐者，而又有两种特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庄子持论，虽忘物我、齐是非，然其心并非槁木死灰，其书中如“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又如：“山林与，皋壤与，是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诸语忧乐无端，百感交集，在先秦诸子中最富诗意。惟庄子虽深于哀乐，而不滞于哀乐，虽善感而能自遣。屈原则不然，其用情专一，沉绵深曲，生平忠君爱国，当遭谗被放之后，犹悱恻思君，潺湲流涕，忧伤悼痛，不能自已。“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最足以况其心境之郁结，不能排遣，故卒至于自沉。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而其分配之比例又因人而异，遂有种种不同之方式，而以近于屈者为多，如曹植、阮籍、谢灵运、谢朓、张九龄、杜甫、柳宗元等皆是，故论者谓吾国诗以出于《骚》者为正。
缪钺因此指出，李商隐是中国文学史上正宗诗人。李商隐之于令狐绹，与屈原之于楚王，情事虽殊，所感相似，李之于令狐，“深怨沉忧，如春蚕自缚，牢固而不可解”。所以李商隐是极近于屈原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李商隐自道之辞，也是屈原的心理状态。缪钺这篇《论李义山诗》发表时间略早于《王静安与叔本华》，文中没有提及王国维。但从他对屈原、李商隐之用情描写来看，可知在两种诗人类型中，王国维显然也是近于屈原这一类型的，“春蚕作茧，愈缚愈紧”，以之形容王国维，亦贴切至极。
缪钺对“蚕”这一意象似乎颇为注意，以之形容屈原及近于屈原如李商隐等一系列诗人，认为这一系诗人的特点是灵心善感，用情深而难以自遣，如春蚕作茧自缚。1946年7月，缪钺填《蝶恋花》词：
哀乐深时难自辨，赢得凄迷，陡觉人生倦。拂面飞荧光一闪，回头已向花荫远。 欲向高山醒睡面，天地悠悠，怆涕无人见。吐尽柔丝空绚烂，惟余自缚成孤茧。
作此词时，缪钺欲北归保定而道阻不通，欲回杭州又因物价腾贵无法安居，已决定结束浙江大学七年的教学工作，应华西大学之聘前往四川成都。大约因为要前往陌生之地，缪钺对前途不免茫然，此词中流露出哀怨、孤独的情绪，最后两句以“蚕”为意象，表达了一种与屈原、李商隐相似的心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茧自缚，“愈缚愈紧”。
众所周知，缪钺所用室名最为人所知者就是“冰茧庵”，行用颇早，据缪元朗先生推断大约在1929年之前。所用之典故今人亦多能晓，据缪钺所引《拾遗记》：“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烧。”1981年，缪钺作《古意》诗，此诗与王国维《蚕》诗皆二十八句，云：
冰蚕长七寸，生于员峤山。结茧霜雪下，弱质凌风寒。织成五彩锦，水火不能干。事出《拾遗记》，其语颇荒谩。吾独爱其义，取名书室焉。奇情寄壮采，抗节期贞坚。有客赏我趣，恻然鸣心弦。贻我绝妙辞，美如金琅玕。灵均求佚女，乘龙翔九天。陈思赋洛神，绵邈区中缘。岂若赠诗者，悟赏在世间。远海通微波，呼吸生芳兰。古人不足慕，托想徒空言。吾愿宝真契，试写《古意》篇。
反复体味这篇《古意》，是缪钺向一位海外友人吐露平生志趣。1981年5月13日，缪钺致信叶嘉莹：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肺腑之言，敢尘清听。钺少读古书，缅怀千载，有独往之愿，有难解之情，常思得一兼有才学识三长而又能心心相印之人，结为永契，共勉大业。而数十年中，上下求索，终成梦幻。自与嘉莹相遇，如接神光，灵台之中，顿生异感。窃以为嘉莹有难能可贵者三端……兼具此三端，就钺个人而言，固为旷世难期之奇遇，即纵观茫茫人海，上下千年，有此种遇合者，恐亦未能多觏。然则钺对于此次嘉会珍惜宝爱之情，久而弥笃，又岂无故哉。
将此札与《古意》诗合读，诗中能赏作者之趣的海外“客”，非叶嘉莹教授无以当之。
《古意》前半部分，缪钺讲述以“冰茧庵”作为斋号之因。自“有客赏我趣”以下，是回应叶嘉莹赠诗，他感叹遇到了真正的知音。屈原、曹植寻求知音于幻想，发之以空言，这是不足羡慕的，叶嘉莹教授这位可贵的知音与他同世，虽然山海相隔，却能同气相求，这让他感激难宣，珍惜宝爱这一段“真契”。对着难遇的知音，缪钺以冰蚕为喻，抒发了自己平生少为人解的志趣。虽然员峤山冰蚕只是传说，但他独取其义，具体来说此义就是冰蚕以弱质无畏风寒，在冰雪下结茧，能“抗节期贞坚”，最终“奇情寄壮采”，织就水火不能干的五彩锦绣。
根据现有资料，其实不能确定缪钺“冰茧庵”的命名是受王国维的影响，但即使是巧合，也成就了意味深长的文学意象。缪钺以春蚕理解屈原、李商隐、王国维等诗人，欣赏他们情深一往，但又同情他们“愈缚愈紧”。他则以员峤山之冰蚕自喻，寄托了对人生的坚贞态度，同样是蚕，他承认人生的痛苦与艰难，但仍努力自遣、寻求解脱，最终孕育奇彩。
四、簪花坐赏镜中人
1991年1月16日，缪钺致信马良怀，称自己想写一篇文章阐析二千年中中国士人心中的两个“情结”，他说：“我平日读史学文，很重视二千年来中国士人对于国家民族之重大贡献，亦较深了解他们心中之苦闷与迷惘。”这篇文章在8月发表，即《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此文提出“道与势的矛盾”与“求知之难与感知之切”是困扰中国古代士人的两个情结，掌握这两个情结，就可以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士人的心态。此文虽简短，但内涵丰富，如能结合缪钺的生平与诗文共参，可发现其中夫子自道的意味甚浓，也正是我们深入理解缪钺心态的“钥匙”。在此文中，缪钺也提到了王国维的《虞美人》下阕：“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此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认为这表达了作者求知不得而孤芳自赏的心境。缪钺由王国维的诗词、学术，进而探讨王国维的才性与人生，他不仅崇拜王氏，吸取他的文艺、学术成果，更能理解王国维的心境、同情王国维的遭遇，又以之为镜反观自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缪钺无疑是王国维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