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瑜 | 社会性的终结？——从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式转换说起（下）

白小瑜，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港澳社会生态（相关阅读：社会性的终结？——从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式转换说起（上））。

二、从民族社会到全球社会

当流动范式中的“网络”扩展开来，“流”、“流体”抹平一切界限、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而徜徉在全球世界时，一个“后民族社会”（post-national society）便会端倪初现。这便是民族社会向世界/全球社会的演进。

对于“社会性”的排斥，还在于许多论家认为“社会性”之核心的“社会”与民族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可以等同。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民族国家代表的主权摇摇欲坠，民族国家终结了，由此，社会终结了！厘清社会与民族家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社会性之终结”这一思潮的理据与争议点。

（一）方法论民族主义

第一次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即社会轮廓与民族国家轮廓基本上完全重合。社会学产生初期，作为一种理性的秩序力量，恰好是将社会放置于国家这个容器之中。贝克将这种思潮称为“社会集装箱理论”。这个理论具有三个要点：

第一，根据这一理论，从政治上和理论上，社会都以“国家控制地域”为前提条件。这意味着社会学随时关注民族国家权力和武力的统治权威，由此从定义上表明，社会隶属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社会，社会秩序意味着国家秩序。……

第二，这种模式对外、对内都有效。（各种划分都有民族国家的统一标准，打上民族国家的烙印。）……国家作为一个集装箱首先规定了领土单位，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及社会进程和形势进行系统统计。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自我监督标准成为实证社会学的标准，由此社会学的现实定义证明了官僚主义的现实主义。

第三，随着对内对外疆界分明、有秩序的、按民族国家界定的各种社会形象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现代社会进化的自我形象和自信。现代就是优越的……

在贝克看来，社会和社会学陷入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的“领土陷阱”，可以追溯到古典三大家那里。尽管他们分歧颇大，但都赞成现代社会的领土定义。社会学从一诞生就先天不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除了围绕国家的意象似乎就难以界定自身。

对于这种方法论民族主义，图海纳也深有同感：有时候，“社会性”（the social）这个词语本身并无意义，而“社会”（society）一词只是“国家”一词的等价物。对普通民众而言，社会不过是“祖国”的一个代名词而已。从历史渊源来看，现代社会概念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构成是一个同步过程。关于“社会”的古典观念与民族运动分不开，而集体意识也首先是意识到从属于某一民族国家。人们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的“总体”、“统一”的观念，寻求其对应物，那麽这种社会系统的统一就只能表现在外部，就只能表现为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能把被市场分离、被敌对阶级关系和被理性个人主义原子化的行动者整合起来……”，另一方面，国家必然要有一个政府、一块领土和一个政治集体。这样，抽象的社会观念与具体的民族社会现实联样系起来了，从而牢固了民族国家社会这一模型。

正如埃利亚斯所言，20世纪的许多社会学家在谈及“社会”时，不再会考虑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布尔乔亚社会”或“人类社会”的观念，而是越来越关注有些淡化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形象。比利希认为，民族主义在各个角落撒播，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在其代表作《平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中，比利希指出，“处于社会学自我界定之核心的‘社会’，是在民族国家的意象中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似乎在西方根深蒂固，就连一直致力于研究政治、公共领域的阿伦特，也不无感慨：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与家庭和政治领域对应，政治领域自古代城邦国家的兴起后就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但是社会领域（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公共的）的出现，严格地说，是一种较新的现象，其产生与现代的出现耦合，并在民族国家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形式。

图为《平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书封。[图源：douban.com]

尽管一再指责“社会”是社会学话语中一个普遍未经检验的名词，吉登斯和鲍曼、图海纳等学者一样，仍然认为（古典）社会学的种种观念，以及社会的观念，是以民族国家为典范，因此而被想象为一个系统或总体。

因此，西方社会学界在对“社会”理论化时，如果对这一概念有任何共识的话，一定是将之嵌入于国家主权、民族公民权和社会治理之中，贯穿着“平庸民族主义”。每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具有主权的社会实体，即决定每个成员或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民族国家。这种方法论民族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的一大显著特色。

（二）民族国家社会模型坍塌

全球化这一无法阻挡的力量席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摧毁了古典社会学的民族国家社会模型。

在19世纪，人们生活在民族空间内，自然倾向于将民族与社会同义，然而全球化时代，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文化冲突和公民社会各领域里可感受的日常行为均在去除疆界，伴随着实时性认同与对共同体的寻求，民族与社会的裂缝日渐明晰，从而削弱了我们传统的社会观。

按照图海纳的看法，民族国家主要有三种功能：建立能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的政府官僚机构；对人们道德和情感的引导与控制；从事战争，以建构国家版图或者抵制敌国的攻击。然而，这些功能在全球化背景下都有所弱化。具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命运与如下问题相关：首先，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挑战了国家对民族经济的操控能力。跨国公司、“外在地主现象”（鲍曼语）均游离于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其次，全球风险社会的出现，尤其是涉及到环境方面的风险控制，再也不是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就能解决的。第三，建立在地方或者民族之间的认同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效应，民族国家只不过是整个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最后，新式的恐怖主义以及网络战争带来的威胁也并非单一民族国家可以应付的。 民族国家的权力已经被挖空（hollow out）。

杰索普进一步指出国家权力如何被掏空。首先，国家的去民族化的趋势（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state）。经验上反映在民族国家机构的空洞化上：新老国家的国力都以低民族、民族、超民族和超地区的层次在领土和功能上进行重组。其次，政治系统的去国家化（the de-stat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一方面是治理角色的多元化，政府、准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间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凸现，另一方面，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由纵向式管制转变为横向性治理。最后，政策制度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olicy regimes）。

不满足于仅仅对经验现象的归纳，阿尔布劳用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这一大手笔来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全球时代是一个超越了现代性的历史新纪元，宣布了现代时代（the Modern Age）的结束，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globality）来取代现代性（modemity）。

关于现代时代的研究，阿尔布劳认为社会科学家们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将之“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或与一种抽象的现代性联系起来，把它们各自与社会的关系看作理解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的钥匙。……任何看起来象是表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或现代性之衰落或转变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预示着一个‘后时代’——一个在其中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的时代”。在现代时代，如果说有哪一个方面更具有决定作用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要代理机构就是民族国家的社会。

然而，在一个崭新的全球时代，“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

全球性（the global）的凸现，既挑战“现代的”（modern），又挑战“民族国家”。因为“现代的”首先是一种时间上的称谓，它强调革新，展示的是一种性质，它并没有什么物质性的指涉物件。正因为如此，为了弄清楚它的动因，人们就不得不去研究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组织。这样它与“民族国家”勾连在一起了。民族国家社会理论就是正在逝去的现代规划的优势地位的产物，它把有关国家、人民、社会、政府、民族、文化的观念混为一体，强调它们与领土的耦合关系。与之相反，“全球的”首先是一种空间上的称谓，“是地球在空间的位置的产物，是对生存的具体完整性和完善性的召唤，它不是把人类区分开来而是使人类抱成一团”，整个地球可以作为其物质承载。因此，“全球性的东西（或作为一种抽象的性质的全球性）既超越又占有民族性的东西；此外，它还以一种空间性的关系取代了‘现代的’的时间关系”。

伴随着现代性的被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模型危机四伏。尽管民族国家声称要控制社会性并要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组织，但是当所有国家都采取这种行动时，领土的扩张作为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在精神方面，人们的生活也不再局限于地理临近性的影响，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得“遥远的”不再是“陌生的”，反而可能是熟悉的、亲密的，由此，民族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也被削弱。简言之，国家（或者社会）的根不再是扎在民族之中了，它面向的是全球性。

（三）世界社会？

全球化、全球性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意味着，社会的民族国家框架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社会与一种具有固定领土范围的国家的角色定位渐行渐远。社会和民族国家已相互分家，社会生活都已经被非领土化了（deterritorialized）。这种非领土化有助于消除社会学概念中错误的具体性，而且实际上也许还有助于消除行政概念中误置的具体性。社会从民族国家的地方/地区隐喻过渡到全球/球体的隐喻，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更是类型的差别。全球意味着在本体论上的抽出，而地方则意味着在本体论上的嵌入。地区性已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地区不过是多种世界共存的场所。地方不单纯的是拥有边界的地方，它是全球的地方/地区，反映着全球地方化（glocal）。

一旦边界不存在，民族国家的社会模型丧失合法性，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概念化或者重构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特征？不少全球化或者全球性理论家诉诸于世界社会/全球社会这一模型来处理逐渐浮现的后民族社会秩序。

在这方面，首先不能忽视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在他看来，除了分析者或者行动者的大脑，我们几乎无处可寻“社会”这一东西；社会科学如果抛弃“社会”这个术语的话，就会前进一大步。于是他采用一个世界体系的观念代替相互封闭的各个社会的观念。这个体系中的一切都依据劳动分配原则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个系统是在16世纪的西欧出现、并逐步传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打破了民族经济的界限和国家的框架。到了20世纪，这一系统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商品关系以及累积的趋势，正在将整个世界囊括进全球市场、劳动分工、生产和分配之中。社会科学必须研究这种扩张过程以及这个系统的运作。因此，不能再用国家和民族的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而是将之作为一个在本质上是全球的系统。

显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世界社会的原因和特征都是单一的——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与之类似，罗西瑙（James Rosenau）、吉尔平（Gilpin）、赫尔德等人也是把一个特殊领域和逻辑解释为核心的领域和逻辑。他们从事国际政治研究，一方面通过提高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意义（知识和信息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各种政治—军事因素和立场（权利—政治）从而对民族国家的正统观念提出质疑。罗伯逊、阿帕杜莱、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费瑟斯通、拉什、厄利等理论家则用传统的文化理论进行论证，主张“全球地方化”。

全球与地方的质的差别意味着不能直接将传统民族社会的理论工具直接运用到全球领域，比如说，社会和共同体的显著特征是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认同，这些显然不适用于世界社会。按照阿尔布劳的理解，世界社会绝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合约，而是作为由跨越国界的种种联系产生出来的事物而存在。因此世界社会是作为多领域全球化的后果而存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世界社会中，强调的是对差异的包容，而非排斥。在整合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后，贝克界定了自己的世界社会理论。在贝克那里，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多样性有限的统一体”不同，世界社会是一种非统一体的多样性。它致力于建构的是一个全球公民社会，张扬普遍的人权；这是一种跨国认同，销蚀着民族认同这一民族国家的主要管辖范畴。

贝克认为从民族国家社会到世界社会，其方法论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第一次现代化的产物，后者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结果。为了对应，可以将后者称之为“方法论世界主义”（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不同的）。

（四）厘清社会与民族国家关系

全球化理论家们对社会之终结的逻辑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衰弱了，由此社会也就衰弱了。这两个立论均值得推敲。

1. 社会从来就不是民族国家

确实，社会与民族国家有很大的渊源，二者都有着“地域、领土、界限”的情结。在历史上，社会、民族和国家绞缠在一起。于是，人们就建立了一个假像：社会=民族国家。然而，这种等同论最后仍然没有说明社会到底是怎样与民族系统或者民族国家扯上关系的。即使是主张“全球化引发后民族视角，后民族视角表征后社会视角”的厄里也不得不承认，“很多社会并不是民族的，更不用说是民族国家了，这种非民族国家社会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海外华人”。也许全球化理论家们现在马上会跳出来澄清：他们并不承认二者之间等同；但在古典社会学里，社会就是民族国家社会，因此他们反对的是古典社会观。事实果真如此吗？

（1）古典社会学之“社会”

古典社会学家中确实有人持等同论观点，但这并非主流。在方法论民族主义中，贝克指出这种“领土陷阱”自古典三大家那里就存在。韦伯确实非常关注国家政治学，对现代国家有诸多论述，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国家就是社会，何况“社会”本身在韦伯和齐美尔等学者那里就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在马克思那里，更倾向于用“社会关系”来代替“社会”。“社会”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并将其辩证法进行倒置）的，主要表征“市民社会”，并且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即便是在赋予“社会”异常重要性的涂尔干那里，其社会学也是具有丰富的世界主义面向的。至于其他一些社会学家，虽然研究兴趣各异，但也鲜少有人声称社会就是民族国家。

布赖恩·特纳考查了人们对古典社会学的认识误区。人们通常认为古典社会学不能很好地分析全球化，因为它所预设的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与全球世界难以有所关联。因此，对于世界主义它难以提供规范的辩论，这迫使我们思考超越民族国家的忠诚和认同。对于这种偏见，我们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几点说明：

首先，古典社会学中的“社会性”并不限于民族社会。这一点可以参照涂尔干和帕森斯得出。特纳指出，“社会性”不同于社会，其显著特征是社会团结和稀缺性之间的张力。古典社会学包括对价值、文化模式、信任和规范性设置的研究等，它们构成了表达稀缺性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系统的基础。社会学的弱纲领就是研究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行动的意义。相反，其强纲领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社会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并没有被社会行动者意识和瞭解。在涂尔干和帕森斯的社会学强纲领里面，社会性不是民族社会。在前者那里，社会性是一个突生的力量或者关系，在后者那里，尽管AGIL模型与民族国家有所关联，但是他还分析了交换系统中的货币、各个社会系统构成的系统（主要表现是国际关系）等等。

其次，涂尔干发展了世界主义社会学的观念，以挑战他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特纳指出，涂尔干深受他那个时代一战的影响，认为人们的思想存在道德立场——爱国主义与世界爱国主义（patriotism and world patriotism）。后者即是我们现在所言的世界主义。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一书中，将真正的爱国主义称之为世界主义。

再次，批判性地审视马克思·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以考察作为世界主义必要前提的社会学中的承认理论（recognition theory）的条件。特纳指出，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如何对待他者，这有四个关键步骤：意识到他者、尊重差异、批判性地相互评估、关心他者。而这些都可以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中找到雏形。鉴于此，尽管韦伯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讲有着民族主义情结，但是其社会学方法论和对普世主义伦理的观照都表明他的社会学决不是一种民族社会学。

因此，认为古典社会学将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不过是一些学者自己的主观臆测，为了批判“社会”而树立起来的一个虚假的“靶子”。民族国家式微就是社会终结的预兆，而这又进一步预示社会学必须转型——这种观点同样值得推敲。

（2）“民族”、“社会”、“国家”：谁之问题？

如果社会不等同于民族国家，那么对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主义进程的强调所要批判的对象显然就不应该是“社会”。如果说民族社会是与世界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概念的话，那么显然真正存在问题的不是“社会”，而是“民族”。否则全球化理论家们就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接受“全球社会”或者“世界社会”的提法，而没有将术语中的“社会”剥离掉。麦克勒南语带讽刺地说，我们应该批判的是“民族社会”而不是“民族社会”。

实质上，对“民族”进行批判也是不对的。因为“民族”一词本身表征的是一种文化特征，而非地域界限。首先，“民族”暗含的认同心理，或者民族主义并不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之中。比利希指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心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总是被限定在那些流浪在外的、激情四溢的典范上，而日常的、熟悉的民族主义形式却被遗忘了。这在犹太复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如果民族圈定了行动的疆界的话，也就难以说明“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衰退同时发生的现象”。此外，“当代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多反动性的而较少主动性的，它比较多是文化的而较少政治性，也因此而较多以防卫已经制度化的文化取向而非以建构或防卫一个国家为取向”。所以，“民族”与“民族国家”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后者更多地具有地理疆界的味道。到最后，仿照麦克勒南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全球化理论家要批判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

既不是“民族”，也非“社会”阻碍了全球网络和全球流的展演，而是“国家”（尤指民族国家）框定了范围，划分边界，它才是世界社会的绊脚石。将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虚假的理想化的整合模型，以及平庸的民族主义。

2. 民族国家衰落了吗？

退一步而言，即便我们承认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的衰落本身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此肯定地说“社会或者社会性终结”了的做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迈克尔·曼使用一个能区分地方的、国家的、国家之间的、以及超国家的和全球的互动网络模型（local, national,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and global interaction networks），分析对民族国家的四个“威胁”：全球资本主义、环境恶化、认同政治和后核时代的地缘政治。这四个要素实际上都会对民族国家产生影响，既有弱化也有加强趋势，并且使得国家之间和超国家的网络意义更加重大。因此，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的、矛盾的。资本主义全球蔓延，代表着后工业的、资讯化的、消费主义的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形象，但是其发展与转型轻微地弱化了北半球的民族国家（最明显地表现在欧盟内部），而经济发展则强化了南半球的民族国家。在后核时代的“硬性地缘政治”（hard geopolitic）的衰落弱化了北半球，而非南半球的国家。“软性地缘政治”（soft geopolitics）处处带来国家的新功能，维持了民族国家之间网络的优势。环境恶化带来的全球风险社会尽管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处理能力，但是仍然离不开它们之间的合作。一般认为，“认同政治”和“新社会运动”，使用新的技术，使得不同的地方的、跨国的认同兴起，危害了民族认同以及广泛的阶级认同，而后者都曾是民族国家管辖的范畴。与这种观点相反，认同政治可能是强化了国家的疆域政治。这四个层次的模式变化多样，我们很难直接得出民族国家及其系统到底处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的结论。但是曼非常肯定的是，全球网络的扩张看来更多地削弱了地方（local）互动而非国家互动（national）网络。

因此，曼建议，对于一些全球化的因素，我们需要分清楚：（1）对不同区域的不同国家产生的不同影响；（2）哪些趋势是弱化了民族国家，而另一些则是强化了民族国家；（3）代替国家控制或者国家之间以及跨国网络的是哪些趋势；（4）同时强化民族国家和跨国主义的又有哪些趋势。就此而言，吉登斯、拉什、厄里、卡斯特等学者主张的削弱论无疑有些武断。杰索普面对国家的“空洞化”时，强调民族国家仍然在“多维度调节性治理”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还有许多学者对全球化持有一种复杂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既没有削弱，也没有创造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不过是在重组或者转型罢了。

从事实层面来看，如果民族国家真的“斯宾格勒化”了，那么就难以理解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如中国和美国。显然它们正是借助全球化的过程才能在全球范围施加其影响力。就这个意义而言，与其说全球化弱化了民族国家，不如说二者更多地是一种依存、互构关系。民族国家需要借助全球化来定位自身，决定什么方面该放权，什么地方应该建立边界；另一方面全球过程中的经济运转、政治发展、文化交流合作等都得仰仗民族国家这个重要的载体的配合。

3. 世界社会何以可能？

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尽管构想出了一个美好的人类共同体，但是人们目前的生活空间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将继续是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中最重要的一个。

一些社会学家在宣导世界社会时，认为全球和地方是不同的隐喻，有着不同的逻辑。但是对于全球化到底是一个经验过程，还是一个隐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却是语焉不详的。

最后，即便是很多机构都全球化了，为迈向世界社会铺路，但总有一些事物不可能做出重要的全球转型。特纳就指出了世界社会的一些局限。如“流动的公民权”，这不过是一种政治神话，因为公民权涉及到权利和义务，这决定了它只能从民族国家那里获得。此外，现代国家面临着二难困境，一方面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工、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国家又需要在政治上宣称自己的主权。因此，流动与限制流动持续竞争。

不同要素之间由此就存在着流动差距。从传统的围墙、栅栏到更复杂的隔离系统，如司法的出入境的管理，无一不在对人员、商品、服务的流动颁布“禁令”。厄里提出的“流动的社会学”、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都在为全球化或者全球社会呐喊助威，特纳针锋相对，提出了“飞地社会”（the enclave society），主张一种研究非流动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immobility）。他还归纳出现代社会采用的三种主要阻遏（enclavement）策略：扣押（sequestration）、储存（storage）、隔离（seclusion）。只要“飞地社会”的逻辑还在持续运行，世界社会就是一场黄粱美梦。

另外，全球社会到底是因为全球化而分裂还是因之而整合，也是一个问题。巴特尔森反转了常人的逻辑，质问到，与其追问全球化的过程是否会将我们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系统带到一个无边界的全球社会，还不如问为什么全球社会会在领土上分化为国家系统，这些分化又是如何被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合法化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由此，全球社会的逻辑由“分化—整合”走向了“整合—分化”。虽然巴特尔森假设的前提看似一个先验问题，但却无疑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管是世界社会，还是世界主义社会学，我们既要看到其生机，又要看到其缺陷。

三、从社会范畴到文化范畴

当强调“网络”、“流”等后现代社会学家致力于建构一个动态的“后社会的”（post-societal）世界时，它与世界/全球社会理论是有着选择性亲和关系的。当抛弃了“社会”（society）这一观念时，用以概念化它的一系列社会范畴（“the social”或者“social category”）也就岌岌可危。历史（确切地说是历史的书写）也就由“社会史” （social history）转向了“后社会史”（post-social history）。社会性实体论的衰落，也必然投射到学科范畴的变迁上，即从社会范畴向后社会范畴的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化范畴的兴起。

（一）社会范畴

许多反对“社会性”、“社会”的论家们都认为，社会范畴与唯物主义有着重大勾连。长期以来，大部分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面：社会是由客观结构构成。其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经济关系领域被视为一个自治的领域，即由内部的工作、再生产变迁等机制统治，独立于且并不化约为个体的意向性决定和行动。这样一来，社会性好像就是一个可识别的、可界定的真实存在，超越了体现它的主体，并与之不同。随着建立在劳工运动上的阶级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扩张、福利国家和社会公民权的制度化，社会性兴起；它的盛行也投射在了知识领域，一个主要证据就是卡夫雷拉所言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历史学）的客观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取向的强化和传播。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社会范畴成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主导范式。从社会范畴出发分析问题，就是从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关系、经济地位）的角度看待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这可称之为社会情境界定）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就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因果关联的观念。

这一范式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物质性（the material）和社会性（the social），以及与之相伴的阶级/阶层观念。物质性与社会性构成了实在性，并常常与“经验”、“社会经验”相重合，成为解释的结构变量，并为这种解释提供“经验的证据”。

阶级/阶层观念，则是分析社会位置的有效工具，它首先表征的是经济地位，以“自在的阶级”形式存在，其次，它蕴含着一定的文化/意识认同，将“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通过这几个关键观念，人类行动与社会关系的对应性得到说明。

在史学界，将社会范畴的解释范式之盛行概括为“社会史”（social history）：

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预设在于：社会经济领域构成某种客观结构，这样说有双重意涵，既指它具有某种不可化约的自主性，包含内在的运作机制和变迁机制，也指它承载着本质固有的意义。在社会史学者眼里，个体的主体性，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无非是其社会存在的某种表征或表现，因此，蕴含意义的行动受到物质存在条件的因果决定，受到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的因果决定。

尽管社会范畴曾一度主宰整个社会科学，但是作为社会范畴之核心的“社会性”这一观念从来没有得到过普遍的接受，而且从一开始，那些反对将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在本体论上作分割的人就拒绝社会性这一观念，例如韦伯、齐美尔等人。由于社会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太过于相似，一些学者认为，自马克思主义衰落以后，人们很少谈及社会性，因为这个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阶级关系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学者（如 Joyce, Cabrera）主张要对社会范畴“去魅”，主要路径不外乎有三：检验社会范畴与实在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符合；追溯这些概念是如何出现、被人接受，并转化为实践的规范以及知识工具等；审视人们不再用这些概念去思考社会实在的原因和方式。显然第一种是要撼动传统符合论的地位，后两种则是遵循福柯的路数，对社会性进行认识论考古。实质上，众学者们对社会范畴的主要诟病在于它赋予客观论或物质论的基本要素以重要意义，预设了社会位置与社会行动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剥夺了行动者主观意义方面的相对自主性。近二三十年来，这种批判在整个社会科学广泛存在，并最终由暗流涌现出明显的转向——“文化转向”。

（二）大转型

如何用一种历史大视野看待人类世界的变迁，一直是社会科学追求的目标。在图海纳看来，我们经历的大部分历史可以概念化为几个阶段：宗教社会、政治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全球社会）。每一个阶段所采用的主导范畴都是一种伟大的革新。如果要从中筛选出两个最重大的转型的话，那一定是社会范畴对政治范畴的优胜，以及目前文化范畴对社会范畴的取代。

1. 范畴转换

图海纳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用政治术语来分析和描述社会现实，如“秩序和失序”、“战争与和平”、“政府和国家”、“国王和民族”、“共和国”、“人民”以及“革命”等概念。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等从政治力量中解放出来，并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经济的和社会的范式就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并取代了政治范式。与之相呼应，我们采用的是一系列社会范畴：社会阶级和财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会和罢工、分层和社会流动、不平等和再分配等。显然，在政治社会中，规范和制度是源于国王或者城市的主权所具有的权力，个人被型塑为政治人。而在工业社会中，个人不再仅仅是政治人，个人的身份是工人，其一切活动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生产、投资和创新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整合的原则也不再是强制的政治权力，“社会”本身就作为一种整合系统而存在。

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被资讯社会取代，全球化导致的碰撞更多的是关于文化身份的认同，而非传统的物质利益。人们争取的权利已经由过去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过渡到了文化权利。过去人们用社会范畴来思考自我，现在则应该采用文化术语来思考自我。要理解当今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如对差异的识别、对少数族群的承认、生态问题、女性主义等问题，就必须采用新的范式，即文化范式，其主导的概念是“主体”、“认同”、“文化权利”、“多元文化主义”等。新世界要求新的思考方式，而作为过去一个时代之标志的社会范畴必须在以文化范畴为依托的“主观意义”之强势回归中消隐退出。

图海纳指出，文化权利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社会权利的延伸，因为它总是保护特定的人群，而政治和社会权利是赋予所有的公民的。文化权利要求保护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反对启蒙和政治民主声称的抽象的普遍权利。文化权利建立在特定的“认同”基础上。为什么如今社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就是因为它特定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识别，追求差异的权利的结果；其强有力的号召力源于它是具体的，牵涉到特定人群的，或者说总是在为“少数者”发言。通过诉诸于具体的总体，而不是公民权、阶级这些“大而空”的集合，主体被动员起来了。一系列的运动，不管是妇女运动，还是移民发起的运动，都不满足于反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弱势，而更多地是寻求在文化上的“承认”。当然，文化权利绝不能陷于社群主义，它要求的东西更多。因为后者表征的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文化权利强调主体不仅有加入某一种信仰和实践的权利，而且还有抽身而退的权利。

作为文化权利之基础的“认同”往往会导致一种封闭的“我群”观，而忽视它者，因此极易引起文化冲突。图海纳转而求助于于泰勒的“承认”（recognition）这一观念。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不断激增，相互承认和包容的障碍也难以扫除，于是文化融合（cultural mixing）似乎提供了一个出路。不同文化之间的遭遇，要么使得一方承认另一方，要么是引发一种防御性认同，由此文化间的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图海纳主张多元文化主义或者说多元文化社会，反对认同的政治，并认为这两者是背道而驰的：

多元文化社会的概念，和认同的政治是不相容的，因为它的立足点是在寻求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同一切民主的概念包含着对人们的利益、言论和价值等的多元性的承认是一样的。相反，一提到认同政治，就一定会使人们想到它将必然把社会、文化和政治加以联系，这样一来，它将必然形成一个社群。……

要实行文化间的交流，就必须实现信仰和信念的非社群化和内化，因此也必须实现社会的空间与文化的空间的相互分离——最后的结果是实现世俗化和政教分离。

通过一系列解读，图海纳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对象不再是社会，而是不仅仅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行动者——他们不再由社会属性或者社会关系决定，而是由文化权利界定。

2. 文化研究

文化范畴的兴起，还显著地表现在作为一种派别的文化研究的盛行上。

凯尔纳指出，过去人们要么将文化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类，不加重视，要么就是用一些老的范式，如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等来研究文化。值得注意地是，作为一种跨学科性的文化研究正在凸显，表现为德国批判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英国文化研究（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妇女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种族研究、同性恋研究以及其他诸多后现代理论。

当代对于文化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伯明翰学派。它既承接和扬弃德国批判理论，又带动其他研究转向或者审视后现代文化理论。其领军人物霍尔认为，他们所做的文化研究就是社会学本身应该研究的，然而可惜的是，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后，反而放弃了文化研究。在接受采访时，霍尔指出，文化研究在葛兰西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引入了福柯、女性主义、还有后结构主义，比如德里达、德勒兹等。在此之后影响最大的还是后殖民主义，比如萨义德。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所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都成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走向。伯明翰学派认为他们的文化研究是一个大写的文化研究，例如，雷蒙·威廉斯扩展了文化的涵义，认为应该将文化与社会结合起来；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则雄心勃勃地指出，理论（包括文化理论、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传媒和大众文化研究、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三者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方面，而这些都是社会学难以有效处理的内容。

在史学界，这股文化转向导致了新文化史的盛行。学者们将关注焦点“从社会结构转到文化实践，从‘客观的’‘实在’转到作为领会这种实在的场所与管道的各类范畴，从集体意识转到认知符码，从社会存在转到符号秩序。”（拉斐尔·萨缪尔语），这种转向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渐行渐远，转投入人类学寻求方法、主题、辞汇和概念。

总之，在这种对传统社会范畴的声讨声中，文化研究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持续的文化热潮。结果是社会研究被文化研究所覆盖，社会关系也被解读为文化关系，文学性解释大肆殖民社会学方法。“文化转向”真的预示着一个时代终结，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吗？

（三）孰是孰非?

对社会范畴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家和社会史学家假定社会语境和社会属性给予了大部分西方现代生活可以辨别的意义，所以他们用于研究社会地位和社会干预之效用的时间，远远多于他们质询社会范畴本身的意义或运作的时间”。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认为，社会范畴不是被想像为先验的存在，而是依赖于意识、文化或语言的。因此，文化研究者必须用文化的和语言的范畴代替社会和经济范畴，用“符号”取代“阶级”等。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社会范畴并不像批判者所说的一无是处，而且许多文化研究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因为“社会”、“社会范畴”又以隐性的方式溜了回来。

图海纳主张的实现文化权利的新社会运动，并不是要使经济关系和经济处境实现转型，而是要捍卫个体（不管是单纯的个人，还是集体）的自由和责任，反对赢利和竞争的非人逻辑，也反对划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规范。然而，他自己也承认鲜有社会运动能不涉及到经济目标，虽然在工业社会里，经济目标将阶级矛盾与被尊重的期望混淆了。社会运动常常是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代际的、性别的混合目标之载体，难以分清到底它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运动。正如图海纳自己也哀叹到，妇女运动常常被人视为一个更广泛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前沿地带”，而法国1976年的大罢工失败也被归因为工人阶级话语与学生实际问题的差距。人们的眼光不可能完全从社会的、经济的领域转向表征领域，或者说从位置系统转向体验情境，不管是认为客观结构和个人行动之间有无仲介，不管仲介是符号仲介还是话语仲介，因为社会运动涉及到权力，而权力必然有其物质基础。所以到最后，社会范畴又以伪装的形式实现了复归。

文化研究学派之代表霍尔对社会范畴的反对，显然也是误读了社会解释范式。他在答复社会学人士的指责时说，“我们做的不是你们所理解的社会学。由于社会性植根于情势的关系性中，而你们将所谓的社会分离出来，让它独立存在于这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和做法的其他形式之外，所以我们要做的社会学是一直以来本该做的却没有入做的”。实际上，社会范畴正是在一种“总体社会事实”中发现问题所在，尽管它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物质关系”，但是凡是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客观性特征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面向均可以称之为“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似物但不等于物。社会范畴张扬的社会事实的解释原则和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文化研究所一直强调的“串联”（articulation），——“既考虑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个话语内是如何串联和表述的，也探究它们在特定的关键时刻（conjuncture）是如何跟特定的政治主题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的”。社会范畴就是在意识形态与社会以及文化力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关联性中寻找内在之逻辑。正是遵循着“串联”的“总体社会事实”，涂尔干这位确立社会范畴或者说“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之方法规则”的社会学先驱的《自杀论》一书才被反复传诵为经典之作。

社会范畴虽然未必赞同以话语史学形式存在的“后社会史”，但是它从来就不主张割裂物质领域和表征领域，它强调的正是关系性地思考，即必须将意义系统置于社会范畴的特定框架。

霍尔以及其他主张文化研究等人分析了社会阶级之重要性的衰落、较之社会因素而言文化因素之重要性的增加、以及较之生产领域而言休闲之重要性的增加等等现象，并之供了必要的工具。尽管如此，主流社会学家未必照单全收。拉什认为，在这个正在更具文化性质的社会中，最好的反应当然不是对文化维度置之不理，但较之文化理论，他更倾向于社会理论，并有选择地利用文化分析中的概念。布赖恩·特纳对于社会范畴消解于文化范畴的趋势也非常忧虑，认为文化研究导致华而不实的理论的增长。尤其是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它常常以隐蔽的方式进行一种对文本的文学解读，“用思辨代替对经验证据的细致关注”。按照特纳的看法，文化研究正在堕落：早期的文化研究有一种批判传统，关注共同体的失落和传媒的权力，而如今的文化研究则沉迷于对自己文本传统的自恋式考察，难以体认经验现实。更可怕的是，文化研究沉溺于商业和大众文化等眼前利益，最后演变为“装饰社会学”——权力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的制度化之间的张力均消逝无踪。在与克里斯·瑞杰克合著的《社会与文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一书中，特纳对文化研究深表不满：“文化研究不但把传统上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边缘化，而且也把作为一个通用框架来分析稀缺和团结之类型的韦伯社会边缘化了。……我们把它批判为反政治学的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纵容文化相对主义，从而产生反政治性的后果：

现代社会中文化已经被文化多元主义所分化，所以现代文化形式相互混杂的感觉更加强烈。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权威的和统一的文化，所以我们要保护和尊重不同的文化，特别要保护那些被较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视作具有威胁性或者危险的文化。……结果学生们为该捍卫什么样的伦理价值以及该拥护什么样的政治而疑惑，常见的是，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以乌托邦以及对“一个世界”诫命和身份群体间的“彩虹联合”的虔诚宣告而收场。这些联合在社会学意义上没有说服力，因为它们认为围绕差异身份是有细微差别的，而且并不为推行照顾弱者的原则而寻找强制性基础。

尽管特纳等人狭隘化了文化研究，将之等同于文本分析，但文化研究确实存在着一系列弊病，难以发展出充分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把握时代变化。

对文化维度的重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用文化范畴代替社会范畴却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综上所述，一些社会学家试图通过对流动性、全球社会以及文化范畴的强调，来终结作为学科范畴的“社会性”。虽然我们驳斥了“社会性之终结”这一思潮的各个流派，但并不是对它们进行简单地否定，而是要结合其合理之处，恰当地输入到社会学的血液系统中，保持社会学的活力，惟有此，方能抓住“时代精神”。

〇本文原载于《社会理论学报》，2012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理解当今世界的新范式》（Un nouveau paradigme: pour comprendre le monde d'aujourd'hui）第八版书封。[图源：amazon.co.uk]

〇编辑 / 排版：半冬生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