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康熙的红票》这本书。这可是一本大受读者欢迎的历史书。这本书2024年3月出版，出版当年，几乎包揽所有媒体年度图书奖项，足足获了20个奖，是2024年豆瓣历史榜单上排名第一的历史神作。豆瓣评分高达9.3，足见它内容质量多么硬核。
这本书的作者孙立天，是海外华人独立学者。他在国内历史专业本科毕业以后，到海外深造，读了硕士和博士。他的历史功底很扎实，同时又善于组织材料讲故事，把书写得易读好看。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从当今收藏家争相收藏的康熙的红票说起。
大家首先需要知道，康熙的红票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清朝康熙皇帝向欧洲大批发出的一封公开信，或者说是一份寻人启示。因为印刷时使用了红色的纸，所以被称为红票。现在这种红票，存世的只有十八张，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里。这些红票的背后是有故事的，作者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康熙为什么会发寻人启示？这是因为，他曾在1706年前和1708年，向欧洲派出两批四位使者，去与天主教教皇沟通。但这两批使者都是有去无回，时间已经过了10年。于是1716年康熙皇帝决定，给那些开往欧洲的商船散发红票，为的是广为告知，他在寻人。
康熙是把他要寻找的四位使者，当做钦差大臣看待的，而这几人，恰恰都不是中国人，而是欧洲来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受到康熙皇帝的礼遇、信任和重用，现在又代表康熙皇帝出使欧洲。
那么，这些洋钦差出使欧洲所为何事？其实主要是为了解决中西文化之间的礼仪之争问题。大家可能听说过，明末清朝初，天主教在传教中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这场争论首先是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关于中国传统中自古就有的祭孔、祭祖文化，多明我会等天主教派认为这是异端，禁止中国教徒参与，否则就是违反天主教教规，但是耶稣会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人的祭孔和祭祖只是一种世俗礼仪，不属于宗教崇拜，因而和天主教教规不矛盾。这件事后来闹到康熙皇帝那里，有传教士请康熙评理，康熙表达了倾向于利玛窦和耶稣会的看法。但是其他教派的人势力大，他们直接请示罗马教皇，于是在1704年接到了教皇的禁令：严格禁止中国教民参与祭祖和祭孔活动。
对于教皇的禁令，康熙皇帝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两年以后，他派洋钦差去欧洲，试图说服教皇：祭孔和祭祖自古就是中国的礼仪，中国人行自己的礼仪，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西方传教士来华200年，从来没有闹出过什么矛盾，现在也不必再生是非了。
康熙希望洋钦差把这些话带给罗马教皇，但是没有得到回音。康熙很生气，认为罗马教皇不懂礼貌，竟然不给自己一个答复。他散发红票，实际是给教皇施加压力，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在向罗马教皇讨说法。
这样做有没有效果呢？真有。1720年，教皇派来了特使嘉乐率领的使团，到北京来觐见康熙。嘉乐对教皇的禁令做了8条解说，其实就是对中国人的尊孔和祭祖给与通融，不把这些活动看作是违背天主教规。于是礼仪之争得到了解决。这可以视为康熙在和教皇的较量中，教皇让步和妥协，康熙赢了。
但是好景不长，两年以后，1722年，康熙病逝，雍正即位。雍正登基一年后，就下谕旨全面禁绝基督教，让西方传教士要么回国，要么就去澳门。雍正禁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宫廷内部斗争需要，因为一些传教士和自己的政治对手关系亲密，雍正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就要把他们赶走；另一个原因，在于雍正本人是虔诚佛教徒，他虽然未必会把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异端，但是他和这些传教士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比康熙皇帝疏远得多。
《康熙的红票》以礼仪之争作为线索，实际勾勒出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大家想必知道，以利玛窦、南怀仁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除了传播基督信仰之外，还在传播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识，例如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就属于西方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客观地说，这批传教士，在历史上，对于促进中国科技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康熙皇帝是开明的，他自己潜心向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科学知识，因而他能够看到传教士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对传教士持包容态度，重用和信任。而雍正皇帝，他没有康熙的眼光和气魄，对传教士采用排斥态度，导致中西文化交流因此而受到极大阻碍。所以说，康熙和雍正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不仅仅是容教和禁教这么简单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碰撞中，是保持开放还是闭关锁国、应该怎样面对全球化的问题。传教士走了，把新知识也带走了。结果是，禁了别人的文化传播，同时也就禁了自己的社会发展。雍正的禁教政策直接影响到中国在18、19两个世纪科技文化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有痛切的历史教训的。
所以我们一直说，开放是硬道理。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开放，不可以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这大概也是《康熙的红票》带给我们现代人的一点启示吧。
我上面只是简单归纳一条线索，事实上《康熙的红票》内容很丰富，材料很扎实，故事很好看，值得大家都读一读。
作者简介
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