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以色列刚刚对伊朗发动联合战争，观察人士便开始援引一个熟悉的历史类比：此次中东干预行动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那场影响深远的行动如出一辙。与2003年一样，华盛顿在波斯湾对一个长期对手发动了一场选择性战争，其公开目标是推翻该国政权。但至少在目前，这种相似性仅止于此。
在4月7日宣布停火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主要局限于海空领域。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已经意识到，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更不用说全面的军事占领——将导致美国在海外陷入另一场无休止的纠纷，并在国内引发政治风暴。
如果说华盛顿在中东的屡次失误中有什么教训值得汲取，决策者最好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历史，审视另一场伊拉克战争：1991年初由美国主导的、旨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沙漠风暴”行动。当时，美国取得了现代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之一，最终却陷入了自己一手挖掘的长达十年的陷阱。
华盛顿摧毁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却保留了其政权。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鼓励伊拉克人起义，却未能提供实质性援助。老布什及其继任者比尔·克林顿要求伊拉克拆除核项目，却拒绝考虑与巴格达和解——即便伊拉克顺从了华盛顿的要求。
问题不在于战场上的胜负，而在于政策与战略未能保持一致。在1991年至2003年期间，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与萨达姆政权共存，但他们也没有推翻该政权的切实计划。这导致了长达12年的持续冲突，其间美军充当了地区警察的角色。
整个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遏制伊拉克的强硬手段疏远了盟友和对手，不断削弱国际社会对遏制政策本身的支持。在美国国内，这种僵局引发了两党要求巴格达政权更迭的巨大压力，最终促使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在2003年做出了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灾难性决定。
如今，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面临重蹈覆辙的风险。美国官员已经完全放弃了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言论，这一话语转变已通过新停火协议的条款被正式确立。真正结束这场战争所需的进一步谈判，很可能会达成一个保留现有政权的政治解决方案。
与1991年一样，该政权将被削弱，但依然有能力重新威胁邻国、暴力镇压国内对其统治的挑战，并动员全球舆论反对美国霸道式的遏制。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像20世纪90年代对待伊拉克那样试图遏制伊朗，必将导致反复的对抗，从而牵制美军兵力并损害国际经济，进一步侵蚀国际社会对美国中东政策所剩无几的支持。相反，华盛顿应向德黑兰提供一条实现外交和经济正常化的路径，以此换取伊朗遵守一系列明确要求，包括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限制其导弹项目以及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
老布什和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犯下的关键错误在于，即使萨达姆政权已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他们依然未能与之达成妥协。如果美国想要避免重蹈覆辙，其最大的挑战将不在于如何运用军事力量，而在于学会接受并适应一个保留伊朗现政权的解决方案。
未尽之言
在筹备“沙漠风暴”行动时，老布什及其顾问团队牢记着越南战争的表面教训。为了避免陷入越南式的泥潭，美国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进军巴格达并推翻萨达姆。
相反，其目标是在伊拉克、伊朗以及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之间，重新建立权力平衡。这就要求削弱萨达姆的军事力量，使其不再对邻国构成威胁，但又不能过度削弱，以免引发地区权力真空或导致伊拉克领土分裂。
然而，这种植根于现实主义的战略，与老布什在海湾地区的理想主义目标存在根本矛盾。他不愿接受一个伊拉克人依然掌权的世界。
作为二战老兵，老布什习惯将萨达姆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将入侵科威特与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土扩张相提并论。1990年8月，老布什公开表示：“半个世纪前，世界曾有机会阻止一个无情的侵略者，但却错失了良机。”
“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在这位总统看来，伊拉克问题的利害关系十分明确，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他始终未能明确界定，“沙漠风暴”究竟是一场旨在恢复地区权力平衡的务实战争，还是一场旨在消灭邪恶暴君的正义之战。
老布什似乎在心理上化解了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即便现实并非如此，他认定萨达姆无法在美国施加的屈辱性失败中幸存下来。华盛顿方面希望，摧毁伊拉克的军队和关键基础设施能激发伊拉克人民起义反抗萨达姆，或者促使政权内部出现一个更顺从的人物来取代他。老布什甚至公开呼吁伊拉克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萨达姆·侯赛因下台”。
事实证明，由于相信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伊拉克人确实发动了起义。从1991年3月开始，民众起义席卷了以什叶派为主的南部和库尔德人聚居的北部地区。然而，当萨达姆安全部队的残余势力屠杀3万至6万名什叶派民众和约20000名库尔德人时，美军却袖手旁观。
在援助库尔德人的国内外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老布什牵头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于1991年4月在伊拉克北部领空设立禁飞区。虽然最初设想这只是一项临时措施，旨在为向库尔德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美国人员提供掩护，但该禁飞区最终被永久保留，并于1992年8月扩大到伊拉克南部。
通过无限期地对伊拉克领空进行治安管控，美国承担起了遏制萨达姆却不推翻他的责任——这种做法需要持续的强制执行、周期性的军事升级以及在该地区维持长期的军事存在。原本旨在避免美国更深卷入伊拉克局势的努力，反而让美国深陷其中。
执迷于幻想
“沙漠风暴”行动之后，布什政府制定了一项停火协议，将解除制裁的条件设定为伊拉克必须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起初，伊拉克政府试图隐瞒其非法武器项目。
但萨达姆很快意识到，他无法瞒过联合国核查人员。到1991年底，他已秘密销毁了大部分隐藏的非法武器——这一举动在后来他无法证明自己不再拥有这些武器时，成为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僵局中，并非只有萨达姆负有责任。从一开始，布什政府就没有给伊拉克人提供任何配合联合国核查的动机。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即便伊拉克顺从，也绝不会换来制裁的解除或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正如老布什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1991年春季对欧洲同行所言：“任何人——我重复一遍，任何人——都不应与由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府开展任何正常业务。”如果真如老布什所称，萨达姆是希特勒的化身，美国自然几乎不可能与他进行谈判。
克林顿进一步加码了布什政府的错误路线。在官方层面上，他选择遏制伊拉克。但在非官方层面上，除了政权更迭，他绝不妥协。
这项政策最终被证明是弄巧成拙。与前任老布什一样，克林顿坚持认为，只要萨达姆继续掌权，制裁就不会结束。令人唏嘘的是，伊拉克档案显示，萨达姆最初对新总统的当选抱有期望，认为这或许能提供与美国和解的契机。
1993年1月，萨达姆曾对其顾问表示：“我相信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情况会发生变化。”但克林顿断然拒绝了伊拉克抛出的橄榄枝。
海湾国家在军事实力上远不及周边大国，因此保障地区安全的重任便落在了美国肩上。美国原本在波斯湾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超视距海军存在，后来却演变为在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永久性军事基地。美国在巴林重建了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在卡塔尔修建了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建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地面及空中设施，并在海湾地区维持着几乎不间断的航空母舰部署。
美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存在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弹，这直接导致“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在1996年宣布对美国发动“圣战”。但对华盛顿在海湾地区姿态感到不安的，绝不仅仅是本·拉登及其同伙。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裁已经让伊拉克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并未动摇其政权。食品和药品极度匮乏，而萨达姆及其核心圈子却依然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开始与克林顿日益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政策保持距离。
1996年，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拒绝允许华盛顿从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拉克发动新一轮轰炸。同年晚些时候，法国退出了执行禁飞区任务的联盟。
1998年，当华盛顿和伦敦对伊拉克发动为期四天的密集空袭（即“沙漠之狐”行动）时，欧洲、中东和西半球各地爆发了抗议活动。莫斯科也自二战以来首次召回了驻华盛顿和伦敦的大使。
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依然不计代价地执迷于从外部推动政权更迭的幻想。诚然，萨达姆几乎不值得信任，但对美国而言，仅仅是顺从也远远不够。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在1997年明确表示：“有些国家认为，如果伊拉克履行了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义务，就应该解除制裁，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
她声称，伊拉克需要“证明其和平意图”。除非彻底交出权力，否则巴格达政权根本无法达到这一极高的门槛。
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将政权更迭确立为美国的官方政策。与前任老布什一样，克林顿不愿接受萨达姆继续掌权的事实，却又缺乏将其推翻的可行战略。与此同时，充当伊拉克的警察让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过往未必是序章
1991年之后，历届美国政府都陷入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可以在遏制伊拉克、避免全面军事占领的同时，依然能够推动政权更迭。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脆弱且极不得人心的现状，需要美国进行永久性的治安管控，这在国际舆论场上不断削弱美国的合法性。更具可持续性的做法本应是，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只要伊拉克顺从美国的要求，就能开辟一条通往解除制裁、关系正常化以及实现更持久和平的道路。
如今，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面临着类似的抉择。无论未来几周的谈判进程如何，当前的战争极有可能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削弱但依然完整而告终。外界分析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放弃谈判，寄希望于持续的空袭和经济压力能导致政权更迭，那么很可能会引发老布什在1991年伊拉克问题上面临的破坏性后果，包括民众动乱、领土分裂的风险、暴力镇压以及难民潮。
为了避免这种结局，特朗普政府必须做出20世纪90年代历任总统不愿做出的妥协：找到一种与对手现有政府共存的方式，无论该政权多么令人反感。
最终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很可能在逻辑上类似于1991年达成的妥协：作为解除制裁的交换条件，伊朗将同意拆除其核项目、限制武器研发、停止对代理人的支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需要向美国民众和盟友明确表示，如果伊朗顺从其要求，华盛顿将致力于建立信任，并为德黑兰提供一条走向正常化的路径。诚然，这在政治上将面临巨大阻力。
在20世纪90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曾将自己逼入政治死角。“如果不是受到新闻界的掣肘，我早就拿起电话打给那个混蛋了，”克林顿曾在1998年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坦言，“但在美国，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决定。我不能那么做。”
特朗普将不得不耗费政治和外交资本，去说服国内外那些只有看到政权更迭才会满意的人。如果说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他在认为必要时，往往倾向于采取不受欢迎的立场。这使他在突破政治束缚方面具备优势，而正是这些束缚曾阻碍老布什和克林顿与萨达姆通过谈判寻找外交出路。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美国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即使在冷战后实力的巅峰时期，华盛顿也未能将其对伊拉克具有决定性军事意义的战争，转化为长期的地区和平与稳定。1991年与今天最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美国已不再享有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这个日益被盟友和对手的挑战能力所定义的时代，战后对伊朗进行长期的遏制行动，只会暴露美国实力的局限性。为了避免重蹈对伊拉克错误政策所引发的灾难，特朗普必须做好准备，去做20世纪90年代的领导人们无法做到的事情：即使面对最令人厌恶的敌人，也要学会接受对方的妥协与让步。
作者：丹尼尔·查德尔、塞缪尔·赫尔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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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How a Cease-Fire Can Lead to Dis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