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苇草智酷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转自 | 数字社会发展与研究
洛杉矶的社交媒体成瘾诉讼首次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法律理论：社交媒体平台本质上存在缺陷，应对个人伤害承担责任。
社交媒体正在受审，尽管你可能并不知道。
我从2022年开始批评社交媒体的设计致人成瘾，写了《技术的成瘾设计》一文，发表于当年6月17日的《经济观察报》，后收入《全球开放互联网的歧途》（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
将近四年过去，2026年3月25日，洛杉矶的一个陪审团裁定，Meta以及YouTube所属的Google在一起关于社交媒体成瘾诉讼中存在过失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用户600万美元。平台公司终于被判要对自身的成瘾性设计承担责任，我为此拍手称快。
这是第一批由美国未成年用户、学区和州检察长提起的诉讼中的首个判决，针对Meta Platforms、TikTok、YouTube 以及Snap Inc.，代表约1,600名原告，包括数百个家庭和250个学区。法官从数千起已提起的诉讼中挑选出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试点案件进行审理。这数千起案件中，大多数不会进入正式审判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原告和被告都密切关注最初几起所谓的“风向标审判”（bellwether trials）。
“风向标审判”通常发生在大量原告对同一被告（或多个被告）因同一产品造成的伤害提起诉讼的情况下，目的是让双方评估各自法律主张的力度，以及陪审团可能的反应，包括潜在的赔偿金额。如果科技公司败诉并形成先例，双方可能通过一项全球性和解来解决数千起未决案件。
尽管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判决对反抗科技巨头的运动来说是一次初步胜利，目前尚不清楚上诉结果会如何（Meta和Google的发言人均表示，公司不同意该裁决，并计划提出上诉）。显然，法律程序将旷日持久。不过，虽然前路漫长，这一裁决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首先，原告K.G.M.（来自加州奇科市、现年20岁的女性，鉴于指控的敏感性，法庭为保护她而使用了化名）的胜诉可能为大量类似索赔打开大门。另有八起由个人原告提起的案件预计同样将在洛杉矶开庭审理。与此同时，由各州和学区在加州奥克兰的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一系列联邦案件，计划于今年夏天开始陪审团审理。
在这些案件中，家长及科技政策和儿童安全组织指控社交媒体平台让年轻人沉迷其应用，并造成焦虑、抑郁、饮食失调和自残乃至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学区和各州则计划提出社交媒体构成了公害，它们不得不承担治疗一代因沉迷社交媒体而受害的年轻人的费用。
在另一起由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提起的案件中，该州的一个陪审团3月24日裁定，Meta因未能保护应用程序的用户免受儿童性侵犯者的侵害，违反了州法律，应承担相应责任。陪审团裁定Meta支付3.75亿美元。州检察长表示，他将要求追加赔偿，并要求对该平台的设计进行改动。
这些案件被拿来与上世纪针对大烟草公司（Big Tobacco）的诉讼作比较，当时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和R.J.雷诺兹（R.J. Reynolds）被指控隐瞒香烟危害的信息。1998年，这些公司与40多个州达成了一项总额达2060亿美元的综合和解协议，并同意停止向未成年人营销。随后出台了严格的烟草监管法规，吸烟率也随之下降。
原告试图借鉴针对大型烟草公司和汽车行业的产品责任案件，将其主要论点建立在：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在设计社交媒体平台时存在疏忽，即未采取合理措施避免造成伤害。
具体而言，原告主张，诸如无限滚动（infinite scroll）、自动播放（autoplay）、通知提醒、点赞、滤镜和算法推荐等设计功能导致了年轻用户对平台产生强迫性使用。K.G.M.和其他原告声称，社交媒体可能像香烟或赌场老虎机一样具有成瘾性，并造成危害。
K.G.M.的律师马克·拉尼尔（Mark Lanier）在开庭陈述中也表示，Instagram和YouTube的应用程序被设计得好似“数字赌场”，通过利用上瘾行为获利。他引用了Meta和Google的内部文件，将其技术与赌博、烟草和药物使用相比较。
半个世纪前，大烟草公司几乎和如今的大科技公司一样强大。它们之所以败走麦城，是因为律师当时的诉讼策略是，主张大烟草公司制造了令人上瘾且有害用户健康的产品。
这也是社交媒体成瘾诉讼的律师们的策略：通过提交数千页内部文件，显示包括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Instagram负责人亚当·莫塞里（Adam Mosseri）在内的高管，虽然意识到产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挑战，却几乎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过度使用。
然而，要用同样的策略来对付社交媒体存在一定问题。这就把我们导向洛杉矶成瘾审判的第二层影响：法律的标准是什么。
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Section 230）为网络平台提供保护，使其对用户发布的内容不承担责任。目前的诉讼，包括K.G.M.的案件，试图绕过这一条款，将焦点放在平台的设计上，而非内容。
洛杉矶讼案之所以构成一起前沿案件，是因为它涉及庞大而极具影响力的公司，它们迄今为止比许多其他行业更能规避责任。这些公司在过去多次引用联邦法律保护伞，除了“230条款”，还依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几乎不可穿透”的保护，以抵御有关其产品对儿童具有危险性的法律指控。
例如，扎克伯格出庭作证时称，公司已经尽一切努力保护儿童，同时尊重用户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平台可以辩称，造成原告伤害的是第三方内容，而不是平台提供访问这些内容的行为。平台还可以进一步主张，在涉及内容审核决策的范围内，这些决策受《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护。
然而这种辩护越来越显现出弱点。在当前美国公众对“230条款”日益敌视的环境下，平台的论点可能过于依赖法律条文。同时，内部文件削弱了平台“中立”的说法，法院也倾向于不相信算法是被动的。
特别是，“230条款”本身早已过时，无法涵盖当今网络世界的复杂性。原告律师、“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Social Media Victims Law Center）创始人 马修·伯格曼（Matthew Bergman）说：
“‘230条款’制定时，网景（Netscape）还是最大的浏览器，谷歌尚未出现，而马克·扎克伯格还在读初中。因此，它不幸地在社交媒体行业内部滋生了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态，这也是唯一能解释他们怎么会明知危险仍设计出这些平台的方式。”
为了避免大型平台打“230条款”的牌从而免于承担责任，社交媒体成瘾诉讼案件提出一个独特的论点，聚焦于算法设计和用户体验，以及社交媒体被有意设计出来所带来的负面整体影响。
根据K.G.M.案公开的法庭文件，诉状指出，这些公司——借鉴行为科学，以及老虎机设计师和烟草业使用的手段——在其产品中嵌入了特定功能，旨在最大化青少年的使用参与度。
法官支持了原告的论点，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卡洛琳·库尔（Carolyn B. Kuhl）法官在2025年11月裁定，该案陪审团应考虑公司设计功能本身是否导致了伤害，而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这个区分至关重要：它可能绕开科技公司所提出的“230条款”的豁免权以及第一修正案辩护。这是大型社交媒体公司首次因其产品设计对用户（在该案中为青少年用户）造成的负面影响而进入陪审团审判，此类案件通常在早期阶段就会被驳回。
在设计的背后，还有影响这些平台运作的商业决策。如果这一法律论点在审判中获得成功，可能迫使社交媒体公司以此前未曾做到的方式优先考虑用户安全。
在K.G.M.案中，陪审团首次听到关于社交媒体公司对其平台设计风险知晓的情况以及它们如何处理所掌握信息的论证。现在，陪审团裁定这些公司存在疏忽，那就意味着，平台不再仅仅被视为“承载内容的中介”，而开始被重新界定为“具有心理与行为影响力的技术产品”的出品方。
这正是我自2022年以来所持的主张：成瘾是设计问题，而非个人意志问题。我们由此可以探讨洛杉矶成瘾审判的第三层影响：如何看待“社交媒体成瘾”这一现象。
能否证明成瘾并不重要
关键是伤害正在发生
原告与被告争论的一个核心焦点是“社交媒体成瘾”这一术语本身。目前并没有被广泛认可的社交媒体成瘾的医学或心理学定义，也没有法律标准承认这一概念。
扎克伯格和莫塞里都否认Instagram可以被描述为在“临床上”成瘾。事实上，如果法院选择对设计进行监管，平台方最强的论点就是社交媒体成瘾的主张依赖于尚未确立的科学证据。
也就是说，科技公司会重点强调因果关系。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2024年3月出版的畅销书《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将2012年智能手机的开始普及与此后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爆发直接挂钩，在公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然而，随着海特影响力的扩大，来自批评者的质疑也随之增加。争议的核心正在于他的主要论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引发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一些学者和科技行业人士认为，目前尚无法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不过，在2026年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海特与其合作者扎迦利·劳施（Zachary Rausch）声称，他们已经展示了社交媒体平台与儿童所受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些伤害不仅包括焦虑和抑郁，还包括频繁的性骚扰和网络霸凌。
可以预计，他们的论据无论有多新，还是会被质疑，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海特的看法。他说，证明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的确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焦虑的一代》提出的论点完全正确。然而，这并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家长和立法者真正想知道的是：这种被所有孩子大量使用的消费产品，是否正在伤害他们？对此，答案已经相当明确：各种证据链都表明“是的，社交媒体在伤害孩子”——孩子们自己这么说，教师这么说，实验研究也这么显示。
甚至像Meta这样的公司，其内部掌握的关于伤害的数据令人震惊。法庭公开的Meta内部员工的通讯记录显示，他们似乎在讨论社交媒体的成瘾特性——其中一名员工写道：“天啊，你们IG（Instagram）就像毒品一样”，另一名员工回应：“我们基本上就是推销毒品的人”。
所以，海特说：“我有99.9%的把握认为，社交媒体正在伤害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法院也是这么看的，允许成瘾讼案以产品责任和过失为基础继续审理，而无需具体的临床分类。
换言之，在这样的法律认识背景下，“成瘾”一词指的是对平台设计引起的强迫性的、有害的使用模式的指控，而非正式的临床诊断。
而且，必须指出，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社交媒体是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平台不需要改革。如果接下来出现一系列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将迫使被告重新考虑他们如何设计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如何向未成年人推送内容。
或许，我们可能会看到，像信息流中的无限滚动这样的设计，会被认定为危险设计。如果这些设计或功能被认定为过失或有害，那么社交媒体服务就很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当然，对于原告来说，这正是他们的目标所在。
责怪任何人
唯独不责怪自己的设计
“风向标审判”之所以用“风向标”来命名，还可以理解为它代表了社会对社交媒体深层看法的转变。
细想一下，K.G.M.表示自己从6岁起就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彼时，硅谷正值上升期。人们为其产品、雄心和话语所惊叹。社交媒体被认为在2010年代初激发了“阿拉伯之春”。创建Facebook的扎克伯格曾表示，公司使命之一是“让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警告过，这在某些方面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Meta拥有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月活用户近40亿，一直被批评为青少年平台的主要提供者。在Meta的带领下，社交媒体技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与人类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青少年受到伤害，并非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整体环境本身就具有危险性——以至于一个人如果长期使用像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网络，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遭遇其中一种或者更可能是多种伤害。
例如，海特说，当他开始写《焦虑的一代》，原本以为核心叙事会是：女孩使用社交媒体后，因为社会比较而产生抑郁。到了写作后期，他逐渐意识到：问题在于整个环境。比如，对男孩来说，面对社交媒体，就好像面前悬挂着各种“钩子”：色情内容、赌博、电子烟、体育博彩——甚至连加密货币投资都被游戏化了。
由于社交媒体构成了生活环境，所以它引发的反弹是全面的。可叹的是，Meta的律师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法庭上采取了激进策略，辩称原告自童年以来所经历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非因使用Instagram而产生，而是与她母亲的教养方式及线下的社交问题相关。
如此指责受害者的策略，恰好印证了原告律师的一个判断：社交媒体公司会把责任推给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
律师称，K.G.M.从6岁开始观看YouTube，11岁时拥有Instagram账号，13岁开始使用Snapchat，一年后注册TikTok。每款应用程序都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焦虑和抑郁螺旋，同时伴随着低自尊和身体形象障碍”。她母亲则作证称，她并未意识到这些平台可能对女儿造成伤害，如果事先知道这些危害，她就不会给女儿手机。
所以，K.G.M.的诉讼被选为“风向标审判”，因为她“代表了许多因社交媒体而遭受严重健康问题、情绪障碍和心理困扰的年轻女性”。
Meta和Google最终败诉凸显了科技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公众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不信任，以及对其产品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负面看法。
尽管人们离不开社交媒体平台，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些平台对社会有负面影响——根据2025年的一项皮尤研究调查，大约64%的美国成年人持此看法。
过去五年这一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尽管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群在看法上有所差异。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扎克伯格本人持负面看法，其中26%对这位Facebook创始人的评价非常不利。
社交媒体怎么可以对如此重大的社会动向视而不见？一方面，这是利润驱动导致的，即社交媒体平台系统性地将商业利益置于未成年人安全之上，为了挣钱拒绝采取有效的年龄核验和安全防护措施。直至2022年，Instagram 高管仍在讨论未来几年的“里程碑”，例如将日活用户的使用时长提升至“每天40分钟以上”。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Meta的未来价值依然高度依赖其社交媒体应用“让用户上瘾”的能力。事实上，如果你听听该公司高管们的说法，他们的愿景正是利用AI，让信息流比现在更加个性化。
这也是洛杉矶讼案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后一点：不仅要求Meta和Google为过去的行为支付代价，而且要努力限制平台公司未来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今天打社交媒体的官司，可以为如下的儿童安全议题提供参考：未来的人工智能陪伴工具具有哪些潜在危害。
这些案件的影响将超越社交媒体，涉及更广泛的用户体验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用户体验，因为科技公司有责任考虑界面设计、算法和内容管理对心理健康的总体影响。是时候对平台公司问责了，K.G.M.案的初审判决的真正冲击并不在于个案本身，而在于它可能重塑整个互联网平台的法律责任框架——从“中立平台”走向“内容责任主体”。
我乐见这一先例扩展至新兴技术领域，尤其考虑到一些AI公司如今也正因聊天机器人对个人造成的伤害而面临诉讼（详见我的专栏文章《人工智能并非心理治疗师：你以为的共情不过是代码的谄媚》。我们必须为科技巨头开启新的法律责任路径，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它们不会有责任自觉。
正如非营利倡导组织“科技监督项目”（The Tech Oversight Project）执行董事莎查·霍沃斯（Sacha Haworth）在判决后所说的：
“他们真的是在照搬大烟草公司的手法。责怪受害者，责怪父母，责怪孩子，责怪任何人，唯独不责怪他们自己设计的产品。”
3月23日，在洛杉矶那间拥挤的法庭上，拉尼尔律师从包中拿出三块儿童积木，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叠在一起。“这个案子就像ABC一样简单，”他说，“成瘾（Addicting）、大脑（Brains）、儿童（Children）”。“他们建造的不只是应用，而是陷阱；他们想要的不是用户，而是上瘾者。”
当Meta的辩护策略包括详细陈述K.G.M.在家庭中的困境以及在学校面临的挑战，并指出这些问题早在她开始使用Instagram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时候，需要把下边的立场大声说出来：我不怪父母，也不怪老师，更不怪孩子，我怪那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