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苑立
北宋时期两大名臣范仲淹（989—1052）与欧阳修（1007—1072），都是当时政坛与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两位大咖既是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也是文学革新路上并肩的战友，亦师亦友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只可惜无人知悉身后事。范仲淹去世后，挚友欧阳修为其撰写墓志铭却惹上事：因范仲淹儿子对碑文中一段20余字的表述有严重分歧，导致欧阳修很生气，两人论战不休，范家誓死不改，两家后人最终老死不相往来。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范仲淹与欧阳修像
相差18岁的“忘年交”
范仲淹生于989年，字希文。范仲淹于1015年考中进士，26岁步入仕途。当时欧阳修才8岁，正在家里的沙地里用木棍学习写字呢。
1036年，时任吏部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省会城市的组织部副部长）与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范仲淹，因上书抨击当朝宰相吕夷简（979—1044），被贬至饶州。
吕夷简也不是一般人，他21岁考中进士，幼年学习成绩比范仲淹与欧阳修都要好，因为他的叔叔是北宋名相吕蒙正，自小得到良好教育。吕夷简一生在京城为官，于天圣六年（1028）49岁时首次拜相（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其间几经波折，曾三次被罢相，又两次复相，足见其政治手腕。但此人身居高位后，官僚主义和拉帮结派十分明显，导致当时的官场朋党生态丛生，群臣敢怒不敢言。比吕夷简小10岁的范仲淹当了头炮，后果可想而知。
正当吕夷简势力打压范仲淹时，一位年仅29岁、在京城开封担任馆阁校勘（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的欧阳修却站了出来。欧阳修是1030年中进士入仕的，他在考进士时，曾得到吕夷简赏识。但在范仲淹事件中，他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并写下著名政论文章《与高司谏书》时，可把吕夷简气坏了，但两人地位悬殊，吕氏不用出面，一个暗示便很快将欧阳修逐出京师，贬到偏远的夷陵县当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因支持范仲淹而被贬官。
到了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锐意改革，又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于是范仲淹写下政论名篇《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十项改革主张（即“庆历新政”），此时的欧阳修，仍坚定地站在范仲淹一边，成为改革派的一员干将。但在庆历五年（1045），改革再次遭到官僚集团的软抵抗，新政失败，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京城，欧阳修也跟着倒霉，被贬至滁州任太守。
经过这两次跟随，年长的范仲淹与小他18岁的欧阳修成了至交好友。范仲淹的两个儿子范纯祐（1024—1063）、范纯仁（1027—1101）也与欧阳修成为好友，两家也成了世交。
文人同好：贬官期间登上文坛高峰
众所周知，范仲淹写下名篇《岳阳楼记》光耀古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精神的写照，是历朝历代文人志士的座右铭，现在也沉淀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范仲淹的人格和思想魅力，对后来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官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也颇高，其名篇《醉翁亭记》，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还有《秋声赋》的清新自然、言之有物的古文之风，让这两位大咖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从现实来看，这两位巨匠的文学成就均产生于贬官期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被逐出京城之后，而欧阳修《醉翁亭记》是二度被贬。
由于他们的文字魅力为大众所喜爱，所以两人身故后还是得到官方的追认。范仲淹去世后，被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这也是古代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甚至100多年后，喜欢挑刺的朱熹也誉范仲淹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欧阳修中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身居高位，官职虽比范仲淹低半级，但其文学成就与地位高过范仲淹，是众望所归的北宋中期文坛领袖。欧阳修独立撰写了《新五代史》，并与宋祁等合修了《新唐书》。这两部史书均被列入“二十四史”。在后来“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中，有五家皆出于欧阳修门下或受他提携，欧阳修堪称北宋文化巨星们最伟大的“伯乐”，也深刻影响了北宋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格局。欧阳修被后世文人尊为一代儒宗。
墓志铭20余字争议两家族产生裂痕
范仲淹于1052年去世，享年63岁。欧阳修应其家人之请，撰写《范公神道碑铭》。古时名人的碑铭一般也由名人撰写。碑铭总体上是记述范仲淹的生平事迹、政治理想和历史功绩。欧阳修也想通过此举，给予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一个大文人，欧阳修耗时15个月才完成《范公神道碑铭》写作，但该文稿没有得到范仲淹儿子的认可，产生争议的部分源于“吕范和解”的记述。
“吕范和解”中的“吕”是指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年范仲淹推行改革时，与吕夷简产生矛盾，后范被吕操纵贬官，两人就此成为政敌。欧阳修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认为，范仲淹后来复官进京，认同了吕夷简的那一套理论与做法，还写下过相关书信。于是欧阳修发出两位宰相“为国和解”之叹，用20多个字在《范公神道碑铭》中记述了此事。可范纯仁坚持认为其父范仲淹从未与吕夷简和解过，是欧阳修在理解上有误。
对小兄弟范纯仁的意见，欧阳修宣称他在范仲淹的书信集中亲眼见过和解信，而且文章初稿完成后，他曾报送过给朝廷高官、曾与范仲淹关系密切且了解情况的韩琦（当过宰相）审阅过。他敢于对《范公神道碑铭》内容负责。即便如此，范纯仁最终仍擅自删去20余字才在父亲墓前立碑。
对范纯仁这一做法，欧阳修非常愤怒，并强调“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还表明自己写作是为了“传久”和对历史负责。他拒绝承认被删改后的碑文是他的文章，一度要求范家不要在删改版的石碑上署其名号。这一情况最后还成为一桩学术公案，一百多年后引发了大学者朱熹与周必大之间的激烈争论。司马光、叶梦得、苏辙等人均就此事进行了学术研究，多认为“吕范解仇”属实。
值得一提的是，1054年欧阳修定稿《范公神道碑铭》之时，范纯仁已经是进士身份，1055年，范纯仁进入中枢，先后担任殿中侍御史、同知谏院。欧阳修当时的官职和影响力虽比范纯仁要大得多，但范纯仁保留了其父范仲淹不惧权贵的风范，坚决不受。范欧两家，由原本的好友自此变成了陌生路人，老死不相往来。
欧阳修过世后，作为父亲的老朋友、自己少年时代的师长，范纯仁没有去拜祭。到了宋哲宗时期，范纯仁于元祐三年（1088）和元祐八年（1093）两度拜相，成为范氏家族中的榜样。
来源：各界杂志2026年第1期